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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傍晚，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北路一名年过五旬的骑车人不幸被轧成重伤。随120急救车抢救伤者的王医生亲眼看到，周五晚高峰的整条马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一路上及时避让的车却不超过4辆。就这样，王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在她面前逝去。
“从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事后，王医生发了微博。她说，这是自己从业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抢救”。
在城市，急救车在转运途中遭遇堵车已是常态。为逝者哀悼的同时，一个已长久困扰急救人员的难题，凸现在大众面前：特大型城市中的救护车如何应对交通拥堵困境。
CFP/图
世相｜社会
有人避让，让老司机感动坏了
“作为医生，我为失去的生命而惋惜，作为公民，我很无奈。”王医生在微博里写出了心声，这条微博也得到了众多回应。另一位急救医生说，他出车时，除非遇到重病人才不得不拉警报。即使如此，有时非但没有人避让，甚至还会遭到谩骂。
“急救车被社会车辆占道”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交通现象，再次给拉至台前。“很常见、很气愤、很无奈。”多家急救中心的医务工作者如此表示。曾有媒体记者专门跟随120急救车体验路况，发现大多社会车辆不会主动给救护车让路，生命通道面临的困境令人担忧。
有着10年救护车驾龄的史师傅，曾在自己的博客里讲过自己的辛酸经历：“一早一晚的高峰期，即使拉警报，也没办法的。”据史师傅介绍，在贵阳的早晚高峰，因为车流本就庞大，所以即使拉着警报也没有办法，因为确实堵，其他车辆也无法避让。而且还有少部分的车主，对警报声根本“不感冒”，依然我行我素地挤来挤去，“还有部分车主没有社会公德，经常挤到救护车前面。”特别是有些出租车和摩托车，经常堵在救护车前，完全忽视救护车响亮的警报以及车内垂危的生命。
“有时候也真遇上过四五辆社会车辆给让道的情况，两三年遇上这么一回，感动坏了。”史师傅说。
城市急救任务日益繁重。救护车虽然在法律上拥有优先通行权，但大城市交通高峰期内的拥堵现状却令“优先”难以实现。在只能挪行的交通状况下，指望鸣笛来杀出一条通道太不现实。事实上，这不仅是愿不愿让的问题，也是能不能让、会不会让的问题。
中国式救护：私家车的困惑
此前一项调查显示，遇到急救车不避让的私家车超過一半以上。有司机坦言，他并不是不想让，而是“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让。前方有红灯，能闯吗？没有应急车道，又该让到哪儿去？因此违章了，会不会挨罚？”
“在拥堵路段，很多司机想让也让不了。你往左让，他往右让，一不小心碰上了，事故责任算谁的？甚至造成了更大的拥堵。”还有网友建议说，既要加强文明行车、避让紧急车辆的意识培养，也要加强技术和方法培训，“两条车道怎么让，三条车道怎么让……”
在有的发达国家的驾驶法规中，对于“听见救护车警报声音，应怎么办”的正确做法是“将车开到路边，直到确定救护车不在你的所行街道上为止”。而在我国相关法规中，只有简单的一句“应当让行”。
在日本的驾校学车，驾校老师会教授学员避让紧急车辆的方法。有网友坦言，如果要解决生命通道被堵的现状，就请从驾校开始，手把手告诉司机们如何让道，而不是把他们推到社会上，接受“老司机们”如何抢道的再教育。
然而，私家车主的“素质”并非如此不堪。在不少新闻报道中，由电台发起、再由交警引导、沿途私家车主动让道甚至开道的事情亦是屡见不鲜。
今年3月的，一个北京3岁女童误食水银。由于急救车尚未赶到，她的母亲只得在小区门口等出租车。正好碰到邻居赶到，车载他们赶往医院。因事发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多拥堵，他们致电交通广播求助。广播台工作人员就一直在节目中呼吁沿途司机让路，很多网友得知此事后，通过微博号召大家让路接力爱心。
最终，求助车辆安全抵达儿童医院，全程平时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段，半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小孩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很多时候，这种私家车、电台与交警的自发联动往往比急救车还更高效，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优先路权在中国
在国外，给急救车让路是“铁律”。在德国，任何车辆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即使发生交通意外，也要尽力让出车道，如果发生拥堵，最里道的车就算冲上人行道也必须把道路让给救护车通过；在新加坡，救护车都装有摄像头，如果拍摄到哪辆车不给急救车让路，这辆车就将受到重罚。
实际上，急救车在转运患者途中的优先路权我国已有法律明确。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规定，救护车、警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四类特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拥有优先路权，包括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该让行。
但“应当让行”四字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建议或鼓励，而没有划入法律强制行为内，所以，这一规定一直很难真正落实。
广州和深圳率先将不遵守“应当让行”的后果明确化。在广州，不光是私家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相关规定，所有社会车辆如果有条件进行避让却未避让的，都可处口头警告或200元罚款。
深圳拟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急救医疗条例》将专门设立“主动让行”条款，对占用急救绿色通道的处罚标准将超过深圳现行交通管理条例中规定的500元。（本刊综合）
在城市，急救车在转运途中遭遇堵车已是常态。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眼前逝去时，一个已长久困扰急救人员的难题，凸显在大众面前：特大型城市中的救护车如何应对交通拥堵困境。
纵观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党史，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影子随处可见。国民党上层人士曾称陈果夫为“标准党人，是北伐到台前的中心人物”。从中央到基层的各地方党部，都为陈氏兄弟的CC系所控制，以至于后来竟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这一说法。不仅于此，由于意识形态以及工作性质等因素，陈果夫自来都是以反面权势人物的形象存在于国人记忆中。 然而，随着近年年的台海近代史研究往来日益密切，一些历史档案也逐渐曝光。褪去神秘面纱后的陈果夫，呈现出“党人”这一主要角色外，还不乏有清正廉明的形象，至老年困境时，也无越权非分之作为，其正直为人、道德节操实在是国民党史中的“另类”。
正气换来的“怪放送”
作为国民党之党政要员，权势如日中天的陈果夫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简朴的人。不仅家里设置简单，门前也不设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也只有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因患病几十年，陈果夫经常咳嗽吐痰，为卫生起见，不管到了哪里，他衣服里还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放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由于家里因没几个人，陈果夫除了请客而外，平时总是和秘书、司机一起同桌吃饭，饭菜也极为简单，总是四菜一汤，两个荤菜，两个素菜。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小姨子朱畹芝，侄媳毕慧君，外甥女俞惠芳。因怕自己的肺病会传染别人，陈果夫还常常使用两副碗筷，一副自己吃饭，一副用来夹别人也同吃的菜。
在为蒋介石效力的过程中，陈果夫还有过一些雷霆万钧的反腐动作，他曾处分了4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一个还是他的亲戚，震动全国。1936年9月，为支持抗战，陈果夫向何应钦等建议：“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
当时全国各种各样的“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即“捐献”飞机9架，连小学生、童子军都在“捐钱”之列。
1930年，由陈果夫牵头，国民政府向德国德律风根公司订购了全套无线电广播设备，包括一台50千瓦功率的中波机，两座高度为125米的铁塔。但匪夷所思的是，送来的中波机却是75千瓦，价格却并未提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外国人做生意，按照惯例，都要为经办人留出回扣，这也是他们对国民党官员的一贯看法。也就是说，德国人在中央电台的价格中留出了百分之二十，打算给陈果夫等经办人。只是不想，陳果夫等坚决不要，德国商人很受感动，于是他们主动地加了25千瓦的电力。陈果夫作风之正派，由此即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台电力加强后，号称“东亚第一，全球第三”，海内外都可以收听。以中国当时贫弱的国力，建立起如此大功率的电台，使日本和苏联都大为震惊，特别是蓄谋已久要全面侵华的日本，常常感到害怕，以至于还称中央电台为“怪放送”。
陈果夫的“齐家论”
1934年3月，无锡县公安局长李文恭辞掉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刘不服，找江苏民政厅厅长辜仁发帮忙，辜正在考虑是否下手，忽然第二天有人证实刘的官职是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处买来的，并将消息付诸报端，随即引起漫天风潮。辜仁发为保官职，决定“大义灭亲”，告自己的太太李淑兰私盗印章卖官，并派人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到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李淑兰痛恨自己老公寡薄无情，不但否认盗印卖官，反而请名律师章士钊写状纸告辜仁发犯重婚罪，隐瞒自己婚史与自己结婚，事情越闹越大，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弹劾，辜仁发只得引咎辞职返乡。
辜仁发本是陈果夫的得意门生，陈果夫当时正在江苏任省长。辜案发生后，素重齐家的陈果夫为了敦促部下不再出现这种丑闻，以免被无孔不入的记者逮个正着，或成为其他政治势力攻击他们的炮弹，遂不顾病体，在省府纪念周上对省政府全体一班官员语重心长地作报告，告诫公务员不仅要“修身”而且要“齐家”。
无奈索取兼职费
不少人觉得，陈氏兄弟一定与银行业巨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实际上二陈与银行的交往可用“淡如水”来形容，除了薪水外，他们没有什么额外收入。有一年，农民银行请陈果夫题词，他笔走龙蛇：“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
1950年8月，、陈果夫被蒋介石渐渐驱至核心权力圈外，成为无职无权的光杆儿一人。此前弟弟陈立夫已被蒋介石设计逼走美国，陈果夫的家庭经济遂由此发生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果夫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全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
当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曾经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虽然奉命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有车无油，就如有饭没钱买，一切都是枉然。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建华写了封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信中写道：“赵行长钧鉴：来台后，我身体一直不好，看病用去了我多年的积蓄，近日来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实在是狼狈的很。我兼职农民银行董事长多年，给我的车马费不曾领过分文。以前用车方便，我也没打算领取这笔费用。现在生活难以为继，我想请农民银行将我以前没领的车马费补发给我，解决我有车无油的窘境，您以为如何。顺问近祺！”
赵建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果夫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念及多年交情，批给陈果夫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解脱了经济危机。
“从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事后，王医生发了微博。她说，这是自己从业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抢救”。
在城市，急救车在转运途中遭遇堵车已是常态。为逝者哀悼的同时，一个已长久困扰急救人员的难题，凸现在大众面前：特大型城市中的救护车如何应对交通拥堵困境。
CFP/图
世相｜社会
有人避让，让老司机感动坏了
“作为医生，我为失去的生命而惋惜，作为公民，我很无奈。”王医生在微博里写出了心声，这条微博也得到了众多回应。另一位急救医生说，他出车时，除非遇到重病人才不得不拉警报。即使如此，有时非但没有人避让，甚至还会遭到谩骂。
“急救车被社会车辆占道”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交通现象，再次给拉至台前。“很常见、很气愤、很无奈。”多家急救中心的医务工作者如此表示。曾有媒体记者专门跟随120急救车体验路况，发现大多社会车辆不会主动给救护车让路，生命通道面临的困境令人担忧。
有着10年救护车驾龄的史师傅，曾在自己的博客里讲过自己的辛酸经历：“一早一晚的高峰期，即使拉警报，也没办法的。”据史师傅介绍，在贵阳的早晚高峰，因为车流本就庞大，所以即使拉着警报也没有办法，因为确实堵，其他车辆也无法避让。而且还有少部分的车主，对警报声根本“不感冒”，依然我行我素地挤来挤去，“还有部分车主没有社会公德，经常挤到救护车前面。”特别是有些出租车和摩托车，经常堵在救护车前，完全忽视救护车响亮的警报以及车内垂危的生命。
“有时候也真遇上过四五辆社会车辆给让道的情况，两三年遇上这么一回，感动坏了。”史师傅说。
城市急救任务日益繁重。救护车虽然在法律上拥有优先通行权，但大城市交通高峰期内的拥堵现状却令“优先”难以实现。在只能挪行的交通状况下，指望鸣笛来杀出一条通道太不现实。事实上，这不仅是愿不愿让的问题，也是能不能让、会不会让的问题。
中国式救护：私家车的困惑
此前一项调查显示，遇到急救车不避让的私家车超過一半以上。有司机坦言，他并不是不想让，而是“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让。前方有红灯，能闯吗？没有应急车道，又该让到哪儿去？因此违章了，会不会挨罚？”
“在拥堵路段，很多司机想让也让不了。你往左让，他往右让，一不小心碰上了，事故责任算谁的？甚至造成了更大的拥堵。”还有网友建议说，既要加强文明行车、避让紧急车辆的意识培养，也要加强技术和方法培训，“两条车道怎么让，三条车道怎么让……”
在有的发达国家的驾驶法规中，对于“听见救护车警报声音，应怎么办”的正确做法是“将车开到路边，直到确定救护车不在你的所行街道上为止”。而在我国相关法规中，只有简单的一句“应当让行”。
在日本的驾校学车，驾校老师会教授学员避让紧急车辆的方法。有网友坦言，如果要解决生命通道被堵的现状，就请从驾校开始，手把手告诉司机们如何让道，而不是把他们推到社会上，接受“老司机们”如何抢道的再教育。
然而，私家车主的“素质”并非如此不堪。在不少新闻报道中，由电台发起、再由交警引导、沿途私家车主动让道甚至开道的事情亦是屡见不鲜。
今年3月的，一个北京3岁女童误食水银。由于急救车尚未赶到，她的母亲只得在小区门口等出租车。正好碰到邻居赶到，车载他们赶往医院。因事发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多拥堵，他们致电交通广播求助。广播台工作人员就一直在节目中呼吁沿途司机让路，很多网友得知此事后，通过微博号召大家让路接力爱心。
最终，求助车辆安全抵达儿童医院，全程平时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段，半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小孩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很多时候，这种私家车、电台与交警的自发联动往往比急救车还更高效，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优先路权在中国
在国外，给急救车让路是“铁律”。在德国，任何车辆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即使发生交通意外，也要尽力让出车道，如果发生拥堵，最里道的车就算冲上人行道也必须把道路让给救护车通过；在新加坡，救护车都装有摄像头，如果拍摄到哪辆车不给急救车让路，这辆车就将受到重罚。
实际上，急救车在转运患者途中的优先路权我国已有法律明确。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规定，救护车、警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四类特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拥有优先路权，包括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该让行。
但“应当让行”四字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建议或鼓励，而没有划入法律强制行为内，所以，这一规定一直很难真正落实。
广州和深圳率先将不遵守“应当让行”的后果明确化。在广州，不光是私家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相关规定，所有社会车辆如果有条件进行避让却未避让的，都可处口头警告或200元罚款。
深圳拟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急救医疗条例》将专门设立“主动让行”条款，对占用急救绿色通道的处罚标准将超过深圳现行交通管理条例中规定的500元。（本刊综合）
在城市，急救车在转运途中遭遇堵车已是常态。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眼前逝去时，一个已长久困扰急救人员的难题，凸显在大众面前：特大型城市中的救护车如何应对交通拥堵困境。
纵观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党史，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影子随处可见。国民党上层人士曾称陈果夫为“标准党人，是北伐到台前的中心人物”。从中央到基层的各地方党部，都为陈氏兄弟的CC系所控制，以至于后来竟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这一说法。不仅于此，由于意识形态以及工作性质等因素，陈果夫自来都是以反面权势人物的形象存在于国人记忆中。 然而，随着近年年的台海近代史研究往来日益密切，一些历史档案也逐渐曝光。褪去神秘面纱后的陈果夫，呈现出“党人”这一主要角色外，还不乏有清正廉明的形象，至老年困境时，也无越权非分之作为，其正直为人、道德节操实在是国民党史中的“另类”。
正气换来的“怪放送”
作为国民党之党政要员，权势如日中天的陈果夫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简朴的人。不仅家里设置简单，门前也不设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也只有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因患病几十年，陈果夫经常咳嗽吐痰，为卫生起见，不管到了哪里，他衣服里还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放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由于家里因没几个人，陈果夫除了请客而外，平时总是和秘书、司机一起同桌吃饭，饭菜也极为简单，总是四菜一汤，两个荤菜，两个素菜。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小姨子朱畹芝，侄媳毕慧君，外甥女俞惠芳。因怕自己的肺病会传染别人，陈果夫还常常使用两副碗筷，一副自己吃饭，一副用来夹别人也同吃的菜。
在为蒋介石效力的过程中，陈果夫还有过一些雷霆万钧的反腐动作，他曾处分了4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一个还是他的亲戚，震动全国。1936年9月，为支持抗战，陈果夫向何应钦等建议：“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
当时全国各种各样的“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即“捐献”飞机9架，连小学生、童子军都在“捐钱”之列。
1930年，由陈果夫牵头，国民政府向德国德律风根公司订购了全套无线电广播设备，包括一台50千瓦功率的中波机，两座高度为125米的铁塔。但匪夷所思的是，送来的中波机却是75千瓦，价格却并未提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外国人做生意，按照惯例，都要为经办人留出回扣，这也是他们对国民党官员的一贯看法。也就是说，德国人在中央电台的价格中留出了百分之二十，打算给陈果夫等经办人。只是不想，陳果夫等坚决不要，德国商人很受感动，于是他们主动地加了25千瓦的电力。陈果夫作风之正派，由此即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台电力加强后，号称“东亚第一，全球第三”，海内外都可以收听。以中国当时贫弱的国力，建立起如此大功率的电台，使日本和苏联都大为震惊，特别是蓄谋已久要全面侵华的日本，常常感到害怕，以至于还称中央电台为“怪放送”。
陈果夫的“齐家论”
1934年3月，无锡县公安局长李文恭辞掉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刘不服，找江苏民政厅厅长辜仁发帮忙，辜正在考虑是否下手，忽然第二天有人证实刘的官职是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处买来的，并将消息付诸报端，随即引起漫天风潮。辜仁发为保官职，决定“大义灭亲”，告自己的太太李淑兰私盗印章卖官，并派人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到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李淑兰痛恨自己老公寡薄无情，不但否认盗印卖官，反而请名律师章士钊写状纸告辜仁发犯重婚罪，隐瞒自己婚史与自己结婚，事情越闹越大，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弹劾，辜仁发只得引咎辞职返乡。
辜仁发本是陈果夫的得意门生，陈果夫当时正在江苏任省长。辜案发生后，素重齐家的陈果夫为了敦促部下不再出现这种丑闻，以免被无孔不入的记者逮个正着，或成为其他政治势力攻击他们的炮弹，遂不顾病体，在省府纪念周上对省政府全体一班官员语重心长地作报告，告诫公务员不仅要“修身”而且要“齐家”。
无奈索取兼职费
不少人觉得，陈氏兄弟一定与银行业巨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实际上二陈与银行的交往可用“淡如水”来形容，除了薪水外，他们没有什么额外收入。有一年，农民银行请陈果夫题词，他笔走龙蛇：“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
1950年8月，、陈果夫被蒋介石渐渐驱至核心权力圈外，成为无职无权的光杆儿一人。此前弟弟陈立夫已被蒋介石设计逼走美国，陈果夫的家庭经济遂由此发生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果夫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全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
当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曾经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虽然奉命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有车无油，就如有饭没钱买，一切都是枉然。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建华写了封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信中写道：“赵行长钧鉴：来台后，我身体一直不好，看病用去了我多年的积蓄，近日来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实在是狼狈的很。我兼职农民银行董事长多年，给我的车马费不曾领过分文。以前用车方便，我也没打算领取这笔费用。现在生活难以为继，我想请农民银行将我以前没领的车马费补发给我，解决我有车无油的窘境，您以为如何。顺问近祺！”
赵建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果夫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念及多年交情，批给陈果夫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解脱了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