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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城市化实际上是劳动力的城市化，或者劳动力的非农化，其表象是人口的城市化。因此，城市化和就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者就是劳动力就业非农化的另外一种表述。尽管现在第一就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到50％以下，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仍然高达63％，这里面肯定有一种发展不太自然的因素。
中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无论是从以城市人口比例为指示器的直接城市化来看，还是以农村人口生活环境为指示器的间接城市化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都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大量的“农民工”（7500万）滞留在各级城镇，这说明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就业空间迅速拓展，但是由于过紧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压抑了城市化的正常冲动。另外，服务业短缺，尤其是社区服务业的短缺抑制了中国城市化的推进。
其次，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化水平大约要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14－26个百分点。199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才接近30％，与1995年世界平均水平45％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56％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29％）。
第三，从自身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城市化滞后现象十分严重。这一点可以通过“城市化偏离系数”进行确切的验证。据初步计算，1952—1978年间，我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8，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落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进程；1978—1982年间，我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人口城市化速度超过了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但是，1978—1997年间总的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0，其中1978—1990年为-0.42，1991—1997年为-0.65。这说明改革开放20年后半期城市化滞后现象更加严重。
近几年来国内需求难以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就是城市化推进速度太慢。1978年—199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平均提高0.68个百分点，而1996年至1998年，城市化水平每年平均提高0.45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不仅水平低下，而且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这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如果中国城市化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话，就至少要使将近3亿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相应地产生的电力消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相关的公用设施投资和居民住宅投资，都具有持久性的增长潜力。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是重工轻农、重厂轻城的不均衡政策造成的。在1949—1978年的30年里，由于当时内外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众所周知，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资本供应量是很大的。为此，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为满足工业化资金需求的农业政策，具体来说是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集中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每年大约350亿的资金集中于国家财政，投资于基本建设项目。60年代，国家开始调整生产力布局，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在客观上也带动了西部工业的发展和一批新兴城市的建立。
但是，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备战备荒”，工业发展是按照“山、散、洞”的要求进行布局的，工厂的建设与城市建设脱节，国有企业社会化、福利化的倾向在当时很严重。无论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是新兴城市的增多，都未能使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是典型的城乡隔离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1958年以后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行严格限制。而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是政治目标，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未使城市化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正常健康发展。
三是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将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两个环节：首先实行职业转换，即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然后实现地域转换，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实现城市化。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作“钟摆式”流动的半城市化人口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滞后的最直接的体现。回过头来看，“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21世纪的城市化道路
现在中国乡村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63％，按照中国发展实际，城市化的比重将由2002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0％以及2010年的45％左右，因此，其城市化的任务相当艰巨。
关于今后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龙头战略”，主张发展大城市，认为发展大城市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能较好地体现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益；同时，可以发挥大城市的核心作用，带动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发展。二是主张“中间凸起战略”，发展中等城市，认为大城市的弊端不少、小城镇又过于分散，中国发展中等城市有一定的基础。三是“遍地开花战略”，认为应该以小城镇为依托发展小城市，这是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而且有利于城乡融合。
这三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又都存在不足。笔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全面推进、立体发展、优化布局、改善质量”的城市化道路。
所谓“全面推进”，就是大、中、小城市的建设应该齐头并进：所谓“立体发展”，是指有条件的大城市可以发展成特大城市（这一类要严格控制），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可以发展成大城市，有条件的小城市可以发展成中等城市，有条件的乡村可以发展成小城镇；所谓“优化布局”，就是大、中、小城市的建设和升级要在布局上合理、科学，不能盲目一起上，既要考虑当前，更要考虑未来；所谓“改善质量”，是指通过加强城市管理和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增进城市的功能，克服各种城市病，提高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的舒适感。当然，这16个字也不能完全概括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全部。在城市化过程中，不仅要实现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且要实现整体有序的城市化。这里包括：城市立法和法治问题；城市规模与城市管理问题；全国城市体系建设问题即城市功能分级问题；全国城市地缘结构问题即城市发展轴线和群带分布问题；次级大区域城市发展问题等等，都应该在实践中加以丰富与完善。
（作者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无论是从以城市人口比例为指示器的直接城市化来看，还是以农村人口生活环境为指示器的间接城市化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都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大量的“农民工”（7500万）滞留在各级城镇，这说明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就业空间迅速拓展，但是由于过紧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压抑了城市化的正常冲动。另外，服务业短缺，尤其是社区服务业的短缺抑制了中国城市化的推进。
其次，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化水平大约要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14－26个百分点。199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才接近30％，与1995年世界平均水平45％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56％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29％）。
第三，从自身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城市化滞后现象十分严重。这一点可以通过“城市化偏离系数”进行确切的验证。据初步计算，1952—1978年间，我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8，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落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进程；1978—1982年间，我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人口城市化速度超过了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但是，1978—1997年间总的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0，其中1978—1990年为-0.42，1991—1997年为-0.65。这说明改革开放20年后半期城市化滞后现象更加严重。
近几年来国内需求难以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就是城市化推进速度太慢。1978年—199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平均提高0.68个百分点，而1996年至1998年，城市化水平每年平均提高0.45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不仅水平低下，而且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这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如果中国城市化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话，就至少要使将近3亿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相应地产生的电力消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相关的公用设施投资和居民住宅投资，都具有持久性的增长潜力。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是重工轻农、重厂轻城的不均衡政策造成的。在1949—1978年的30年里，由于当时内外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众所周知，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资本供应量是很大的。为此，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为满足工业化资金需求的农业政策，具体来说是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集中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每年大约350亿的资金集中于国家财政，投资于基本建设项目。60年代，国家开始调整生产力布局，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在客观上也带动了西部工业的发展和一批新兴城市的建立。
但是，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备战备荒”，工业发展是按照“山、散、洞”的要求进行布局的，工厂的建设与城市建设脱节，国有企业社会化、福利化的倾向在当时很严重。无论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是新兴城市的增多，都未能使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是典型的城乡隔离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1958年以后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行严格限制。而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是政治目标，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未使城市化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正常健康发展。
三是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将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两个环节：首先实行职业转换，即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然后实现地域转换，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实现城市化。非农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作“钟摆式”流动的半城市化人口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滞后的最直接的体现。回过头来看，“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21世纪的城市化道路
现在中国乡村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63％，按照中国发展实际，城市化的比重将由2002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0％以及2010年的45％左右，因此，其城市化的任务相当艰巨。
关于今后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龙头战略”，主张发展大城市，认为发展大城市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能较好地体现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益；同时，可以发挥大城市的核心作用，带动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发展。二是主张“中间凸起战略”，发展中等城市，认为大城市的弊端不少、小城镇又过于分散，中国发展中等城市有一定的基础。三是“遍地开花战略”，认为应该以小城镇为依托发展小城市，这是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而且有利于城乡融合。
这三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又都存在不足。笔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全面推进、立体发展、优化布局、改善质量”的城市化道路。
所谓“全面推进”，就是大、中、小城市的建设应该齐头并进：所谓“立体发展”，是指有条件的大城市可以发展成特大城市（这一类要严格控制），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可以发展成大城市，有条件的小城市可以发展成中等城市，有条件的乡村可以发展成小城镇；所谓“优化布局”，就是大、中、小城市的建设和升级要在布局上合理、科学，不能盲目一起上，既要考虑当前，更要考虑未来；所谓“改善质量”，是指通过加强城市管理和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增进城市的功能，克服各种城市病，提高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的舒适感。当然，这16个字也不能完全概括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全部。在城市化过程中，不仅要实现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且要实现整体有序的城市化。这里包括：城市立法和法治问题；城市规模与城市管理问题；全国城市体系建设问题即城市功能分级问题；全国城市地缘结构问题即城市发展轴线和群带分布问题；次级大区域城市发展问题等等，都应该在实践中加以丰富与完善。
（作者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