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公认的世俗社会，人们“马照跑、舞照跳、生意照做”，似乎并不太讲究精神的慰藉。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在整个南中国，香港是个“非世俗”色彩最浓厚的大城市。
　　在香港，“信仰场所”之多、香火之盛，是周边任何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有其他华南城市普遍供奉的天后妈祖，也有别处罕见的黄大仙；有气势恢弘的大屿山宝莲寺天坛大佛，也有山边村角连一个人都钻不进去的土地小庙。这里既有天主教、新教、圣公会教和禅宗、律宗佛教等“正统宗教”，也有大榕树崇拜这种说不清源流的祭祀崇拜——但无一例外都有很高人气。
　　“一花一世界”
　　许多稍稍熟悉香港的朋友都知道，历史上香港是分三次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因此最早被英国吞并的香港岛“英味”最浓，稍晚被吞并的九龙尖沙咀次之，最晚被吞并、且自始至终仅仅是英国租借地的新界则“华味”鲜明，许多地方若非交通规则、语言习惯等有差异，和华南城镇、农村几无分别。
　　这仅仅是最粗略的划分，实际情况则要细得多：宝宁任香港总督时代所划“四环九约”地区，即香港岛的北岸，是英国开发最充分的地带，“维多利亚味”最足，也曾被认为是最能代表香港世俗社会风情的一片；筲箕湾是旧港岛开发最早、香港被割让时人口最多的地方，但这里渔民、蛋户聚集，因此带有浓郁的渔人码头风味；赤柱地势险要，山水错落，曾是香港首府所在地，随着英国统治的年深日久，这里成了著名的西人居住区、军事要塞区和水上人家区，风情迥异于港岛其他地方；而与赤柱相邻、同样被“四环九约”排斥在外的香港仔，则曾是厂房林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一时的工业区，这里曾经的文化，被香港老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勾勒得十分生动，发展“迟到一步”的台湾人当年曾形容这里的文化是“便当文化”——匆忙，但迥异于中环CBD地区那种富于写字楼气息的匆忙，而是一种“蓝领的匆忙”，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拉开序幕，香港仔的工业率先北移，这里人去楼空，又逐渐成为老龄化社区。
　　中环式的匆忙则成为香港世俗社会的招牌，曾有人认为老港剧《流氓大亨》里那首徐小凤演唱的主题歌《城市足迹》——“留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皱着眉心。重叠的足印细踏了干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人在匆匆里，哪曾会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生动形象、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中环节奏”中香港既拥挤又孤独、人们既彼此紧密关联又相互隔阂陌生，每个人忙忙碌碌“在楼上”，却无暇多想多看的独特风情。
　　一水之隔的尖沙咀充满着商业气息，而与尖沙咀仅隔几条街的九龙塘、深水·及荔枝角等区虽也以商业著称，却散发着和尖沙咀“水貨/行货街”不同的本埠铺户的“地气”，而原属北约理民府的大埔、西贡等区和离岛，则保留着更多华南农村社区的古朴——甚至比中英街以北的大陆农村还要原汁原味一些，因为相对于后者百年间沧海桑田的几度社会巨变，这里颇有些“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凝滞感。
　　而离本岛和尖沙咀直线距离很近的九龙城则完全是另一个光景：由于这里根据清、英各条约都仍由中国行政官员管辖，却又孤悬在英属香港腹地，因此成为风格面貌迥异于其他香港社区的“城中之城”，“三不管”情况下治安状况的恶劣和商业秩序的混乱，全香港最高的住宅建造密度（虽然按内地的标准，整个香港的住宅密度都高得吓人），和某些“这边独有”的特殊行业，都让这个区一度显得神秘而独特。尽管九龙城寨在回归前被拆，这里随着中英关系的理顺，在共识和默契下变成了一片公园，但许多老香港人都认为“城寨文化”依然活在香港世俗社会的许多层面里。
　　从铁塔凌云到东方之珠
　　曾有香港朋友表示，香港世俗文化中最积极进取、最富生气的一面，可以用两首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歌曲来概括：上世纪70年代的《铁塔凌云》，和90年代的《东方之珠》。
　　《铁塔凌云》诞生于香港经济、社会迅速崛起的早期，是八方荟萃的各地精英初步凝聚成“港人意识”，戮力同心为香港繁荣忙碌、奋斗的“励志歌曲”；而《东方之珠》则是90年代初香港成功完成从“有烟工业”到“无烟产业”的转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发展到巅峰时，社会面貌和“群像”的生动概括，如果说《铁塔凌云》的香港是香港人世俗社区的“毕业歌”和“成年宣言”，《东方之珠》则是其功成名就后自豪感的充分流溢。
　　有趣的是，香港世俗文化中最“热闹”的一环——文化娱乐业，也走过了相似的轨迹：《铁塔凌云》时代之前，香港流行乐、影视节目充斥着“生吞活剥”的英语元素，和黄梅调、越剧调等“移民腔”，自《铁塔凌云》时代起，则开启了粤语流行文化的全盛期，和香港流行产业持续20多年的火爆繁荣；到了《东方明珠》时代，一切都已经变得那样繁荣，那样流光溢彩，仿佛前途一片光明。
　　“太平绅士”在港英时代很难真正跻身决策层核心，他们的“治理”限于商、社两界，而在政治上开始发挥更多作用，实际上反倒是《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及香港回归后的事。
　　但“太平绅士”并不能辐射香港世俗社会的所有层面、角落，尤其底层，在港英当局遵循英国殖民传统、不愿过多介入殖民地基层社会事务的背景下，“社团”即包括黑社会在内的秘密社会，就填补了其中空白。在“社团”最活跃的年代，他们把持了部分产业、社区，甚至渗透入香港流行文化，左右了“市场的声音”。许多内地人都是从香港“黑帮电影”中了解香港“社团文化”的，有人甚至混淆了电影中“黑道明星”和其扮演者的定位，认为后者“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如今事过境迁，人们才恍然大悟，他们中不少人也饱受“社团”的操控、欺凌，甚至被迫集体上街请愿示威。
　　和回归前后“扬眉吐气”的“太平绅士”相反，随着香港社会节奏、旋律的变迁，“社團”最活跃的日子已经远去，且似乎一去不复返。 　　真的不关心政治？
　　许多人都有“香港社会是商业社会，香港人不关心政治”的印象。
　　真的吗？
　　其实这恐怕又是一个错误：香港人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
　　早在殖民时代早期，香港就是各种思潮的集散地，和革命者活动的大本营，孙中山先生兴中会的总部一度设在这里，第一次和此后多次重要武装起义的中枢也在香港；抗战前期（香港未遭占领时），这里是海外支援抗战的跳板，和中国各党各派对外宣传抗战的“播音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成为“红、白、左、右”激烈交锋的平台，爆发过一次又一次尖锐、轰动的社会性政治事件；香港回归后，这里更是一天也少不了各种政治思潮的碰撞。
　　这里的确是商业社会，人们在商言商，但不论“太平绅士”或“社团”也都“有红有白”，当著名的“红色太平绅士”霍氏父子为幫助被封锁的新中国互通有无殚精竭虑、亲力亲为之际，“白色太平绅士”却在给他“抹红”，觊觎他志在必得的一号货柜码头。
　　这里的报纸分左右，影业公司分“红白”，甚至足球俱乐部也有“红色”和“白色”之分，如今早成历史的凤凰影业公司和仍然存在的香港愉园足球会，就是著名的“红色团体”。在特殊的年代，“左、右、红、白”在香港这个当时华人世界里唯一可以允许不同色彩、声音并存的大舞台，热闹非凡地博弈、碰撞。
　　今天的香港人同样并非“真的不关心政治”，立法会直选的高投票率、社区政治的活跃，是认真观察香港世俗社会的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但毋庸讳言，香港人的“关心政治”更多具有“香港特色”——更多关心身边的、社区的、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而对“不相干的政治”则意兴阑珊。
　　失落的一代
　　看到香港校园、街头的一幕，许多人都在问“今天香港的年轻人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中有些人会那样偏激，甚至暴戾”？
　　其实香港人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些新一代年轻人是所谓“失落的一代”，他们出生于“东方之珠”的全盛期，耳濡目染着“成功一代”的辉煌，却亲身感受到“迷失一代”的彷徨无助，他们像父母一辈那样读书、升学，却找不到父母辈那么光明的前途，未来对他们而言仿佛一切都那么黯淡和未可知。他们中不少人觉得灰心、失落，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希望“博一把”却又找不到出路，渴望倾诉、宣泄，却又找不到对象。
　　或许，当香港世俗社会度过转型的阵痛，年轻一代重新普遍看到前途的光明之际，就是“失落的一代”不再失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