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拍电影是传统


　　权聆以前写小说，自由而抽象，但写剧本事无巨细都要考虑，不能写得过于抽象，需要让所有人都能看懂。“不仅是演员，连摄影师、灯光师、道具师都得能看懂。”
　　从小说到剧本，除了文本方式的转换，权聆认为更需要适应的是思维方式。执导处女作《忘了去懂你》，第一次硬着头皮写剧本，她前前后后改了有二十多遍。
　　作为导演，权聆觉得自己的优势是讲故事，讲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每个导演有自己强项，美术、摄影出身的导演在视觉上非常有优势，小说家做导演对作品的叙事，故事性、思想有优势。”
　　身上同时贴着“作家”和“导演”这两个标签，权聆经常被人问起和“韩寒”、“郭敬明”的关系。都是作家，都转型做导演，是否有过交流？
　　权聆答得倒是干脆，“完全不认识”。她探班贾樟柯拍《海上传奇》时与韩寒有过一面之缘，郭敬明则是完全不了解。
　　“作家拍电影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在欧美就有这种传统。欧洲的候麦（法国著名电影人）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拍《撒旦探戈》的贝拉·塔尔（匈牙利杰出导演）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编剧，编剧在国外也算作家；杜拉斯也拍了很多个人化风格很强的电影。”权聆解释得云淡风轻。
　　“其实韩寒、郭敬明包括我，只是一些文字工作者，以前用笔来创作，现在是叫了很多朋友拿着摄影机在创作影视的作品，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差别。”
　　亦兄亦友贾樟柯
　　她与贾樟柯因文学而结缘，贾樟柯朋友多，和权聆有共同的朋友，一来二去也就认识了。后来，权聆很偶然地提起想要拍一部电影，贾樟柯毫不犹豫表示支持，权聆管这件事叫“水到渠成”。
　　在权聆眼里，贾樟柯是导师，是朋友，有时候又像兄长。这位对自己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倾注极大心力的人，在权聆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初开机，贾樟柯便来到现场指导，呆了一礼拜才走，中途多次探班，在最后关机之前仍不忘来片场把关。
　　在片场，贾樟柯不爱说教。“他会身体力行，在现场坐在监视器前看，会亲自去说戏，电影开拍前他有叫我去他的片场探班，他用身体力行告诉我，导演在现场要怎么去表现。”
　　导演和监制意见相左是很普通的事情。权聆知道作为导演什么是要坚持的，要坚持的东西她会“卡”在剧本里头，但对一些细节，她更愿意尊重贾樟柯。
　　“比如说这场戏我要一个演员去喝酒，贾导就不可能让他去跳舞，只要在拍摄的过程中跟剧本是基本吻合的，细节只是一个风格的问题，我要他拿一个杯子，贾导让他拿一个酒盅也是可以的。”
　　重庆的夏天白天气温经常逼近四十度，所有人收工之后都在车上休息，贾樟柯还在写新剧本、回复电子邮件，一直保持工作状态。
　　权聆眼中的贾樟柯是敬业且朴实的，“贾导对物质要求非常低，不讲究吃穿，跟大家一块吃盒饭。这一点我比他娇气，我有的时候不太爱吃盒饭会跑到外面饭馆吃饭。”
　　王子和公主会变老
　　对童话式的爱情，权聆持否定态度。她认为这种爱情存在，只是一个非常短的瞬间，像火花一样，“王子和公主还是会一起变老的”。
　　这次她执导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平凡夫妻的故事。在夫妻关系上，电影展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陌生”。没有人真正像在心灵鸡汤里看到的那么快乐，很多人在35岁到60岁之间，纠结、不安，有危机感。
　　“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上的纠结非常残酷，残酷不一定说刀刃见血，有时候残酷是你必须要承受的一种纠结和磨难，而且这种纠结和磨难时间非常长。不是说我去买一个东西，然后不喜欢就走人了。”
　　她认识很多经商的朋友，男人在外面忙于应酬，妻子带着孩子年复一年在家里默默等待。很多人失去了家庭生活，变成无性婚姻。
　　人跟人面临感情上的交换，甚至是伤害，权聆认为是一种“相处”。“这种相处不是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喝了一杯咖啡就走了，而是说我们坐下来一直喝咖啡。我们坐在家里头，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去面对一个人，这是需要耐心的。”
　　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女儿睡在父母中间，权聆称其为“被迫的客观”。
　　“我的房子就这么小，没有条件（给孩子单独的房间），孩子年龄小又怕她掉下床去。我觉得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的家庭、孩子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我有表达这个意思。”
　　在用镜头讲故事的时候，她关注于社会的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