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间,以前属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亚非拉地区纷纷独立,用萨特的话说就是西方世界外部的“土著”都变成了“人”,他们的设计问题也开始受到西方设计界的关注。比如,在建筑领域,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路易斯·康等人都曾受委托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设计过重要的公共项目。工业设计领域则有些不同。上世纪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际合作署选择了五家设计机构,通过举办展览促进当地的手工艺品在美国开拓市场、训练师资和手工艺人以及在受援国大学中讲授设计课程等方式,对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进行战后的经济援助。比如,美国著名工业设计师拉塞尔·赖特(Russel Wright)的设计事务所援助的对象是香港、台湾地区,泰国、哥伦比亚和越南;查尔斯·埃姆斯(Charles Eames)和雷·埃姆斯(Ray Eames)夫妇去的是印度;而瓦尔特·多文·提格(Walter Dorwin Teague)的援助对象则是希腊、约旦和黎巴嫩。看看地图就能明白,美国政府所进行的这种援助是以“冷战”政治为背景的,受援国/地区都有选择性,大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圈上。不可否认,美国战后所进行的这种设计援助对于受援国/地区的经济重建和设计行业在产业中的兴起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除此之外更多的不发达地区/国家并未从中受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设计师、设计理论家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最早不带功利色彩地提出了“为不发达地区设计”,这个命题在“第三世界”的概念出现后就改成了“为第三世界设计”。他认为,当时的西方世界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设计师们为了赚钱正在把精力放在富人大量虚伪的物欲追求上(比如为宠物鹦鹉设计大、中、小号的内裤,为富人设计成人玩具等),但是,设计师不能只关心消费社会中的欲求(Want),而是应该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来为真实世界中人的真实需要(Need)服务。这些真实的需要包括为不发达的、刚兴起的和落后的地区设计;为智障者和残疾人设计教学和训练设备,为药品、外科、牙科和医院设计;为实验研究设计;为维持边缘状况下的人类生活而进行系统的设计;为打破陈规而设计;为生态环境设计等等。为践行他自己的倡议,帕帕奈克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做了许多杰出的设计工作,涉及医疗、通讯、灌溉、环保和教育等许多方面,得到了“世界公民”的赞誉。他的实践和主张通过他的著作,尤其是那本已经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的名著《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人类生态与社会变革》在西方设计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书瑞典首版名叫《环境与大众》(Miljn och Miljonerna, Bonniers, 1970),英文首版是在一九七一年,之后,这本书就“迅速成了责任设计运动的圣经”。受他的激励和启发,许多西方的设计师,尤其是青年设计师,都曾经主动到技术条件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过设计服务,而且从那以后,“为第三世界设计”就成了一个西方设计界津津乐道的重要议题、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设计乌托邦。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走出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持续增长一段时期之后,“为第三世界设计”在西方的语境中逐渐有了别样的内涵。因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此时开始高速增长,有的“土著”不但变成了“人”,而且还穿上了GDP的西服,似乎变成了“阔人”。在这种情况下,帕帕奈克的世界主义理想在一些西方设计师那里就变成了幌子,他们会打着类似“为中国设计”的旗号来到第三世界争抢项目,虽然也留下了一些好的设计项目,但是这些行为的实质已变成了淘金。而且,新的“设计殖民”与第三世界当地旧有或新生的殖民心态一拍即合,于是出现了许多严重的设计问题。殖民心态使一些人坚信西方的就是好的,拿来就是好的,可是,到底什么该拿来,拿来有没有用、能不能用,不管它。这种设计殖民,既体现在风格样式的照搬上,也体现为一些先进的设计方法拿来后的水土不服。例如,建筑设计中的一些奥运场馆、央视大楼、国家大剧院,它们虽然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开放姿态,但项目本身的设计和招投过程同样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殖民文化心态。在其他设计领域,本土企业不相信中国设计师的设计能力,花大价钱买国外“大师”名不符实的设计,结果哑巴吃黄连的大有人在。为了迎合这种心态,一些设计公司干脆聘请洋设计师当花瓶、撑门面。其实,许多国外设计师来中国淘金比来中国设计更“情真意切”,他们往往把自己以前的设计稍做改动便搬到了中国,很多设计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反倒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即使是无比先进的设计大师和理念,是不是就不用重视本土的经验了呢?显然不是这样。
　　其实,早在“为第三世界设计”变成一桩纯粹的生意之前,有的设计师就对“为第三世界设计”提出了批评。在一九七六年英国伦敦皇家美术学院召开的“为需要设计”的大会上(这个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受帕帕奈克思想的影响而召开的),扎根南美洲的德国设计师郭本斯(Gui Bonsiepe)做了主题发言。郭本斯的观点与帕帕奈克十分不同。他的分析立足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特点。他认为,由于一种不平等的贸易体系的存在,财富从边缘国家流向了中心国家,这导致了一种不平等财富分配。第三世界设计所依赖的工业化政策应该是促进一种自主的或自治的经济,而不是一种外向型的、依赖性的经济,这种政策将使设计“完全利用当地的材料和当地开发的技术为满足本地的需要做出贡献”。因此,郭本斯认为“为不发达国家设计”(Design for dependent countries) 的提法应改为“在不发达国家设计”(Design in dependent countries)或“被不发达国家设计”(Design by dependent countries)。在郭本斯看来,单纯的设计援助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培植不发达国家本土的设计力量,并能够促进这些国家自主、健康的经济发展。
　　帕帕奈克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的确,与郭本斯的观点相比,帕帕奈克早期的看法是过于理想化了,他只是希望设计能够像技术那样通过有责任感的设计师的传播,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问题做出一些贡献。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人类生态与社会变革》的修订版中,帕帕奈克也承认,该书的第一版中很多关于为第三世界设计的内容是“幼稚”的。但是,他仍然决定让他的一些观察继续留在第二版中。“因为它说明了在十几年前,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都抱着一种俨然以恩人自居的态度。”长期主持或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设计项目也使帕帕奈克意识到,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以“援助”作为基本模式的设计输入都解决不了第三世界设计的根本问题。而且,这种短暂的“援助”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他说:
　　多年的经验使我确信,“来了就做的专家”永远都干不好。当外国的专家被带到发展中国家碰到新的问题时,他们常常能够提出一些看起来明智而又可行的建议。他们那种能够穿透问题关键的明显的能力实际上是一种幻觉: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不了解他们的宗教、社群关系、经济来源以及其他的一些当地人要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却提出了一种似乎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三周之后……这些人会突然意识到,尽管他们好像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又引发了二三十个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