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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一直致力于探讨人类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问题，他对20世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体现了一位作家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对他最优秀的小说《问题的核心》中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分析，揭示出他的悲惨结局是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格缺陷共同造成的，从而表达了小说家格林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和深厚的现实主义情结。
《问题的核心》格林之原过度的怜悯人文关怀作为享有国际声誉并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和各种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英国文坛泰斗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被评论界公认为现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英语文学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成果丰硕，包括17部小说，9部“消遣文学”作品，5部短篇小说集，7个剧作，9个电影剧本，2本游记，3本自传和1本诗集，广泛的记载了他对宗教，社会政治，人性和人的生存问题的思维和探索。他以20世纪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独特的思想观念和叙事艺术，笔端多触及罪恶与惩罚，危机和救赎等主题。他通过对平凡人物隐秘内心处爱，怜悯，恐惧，绝望等状态细致入微的刻画，深刻的传达出人类的精神危机和心理痛苦。威廉·高登盛赞他为“20世纪人类自我意识与内心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在格林的作品中，最受瞩目的当数他的“严肃小说”，《问题的核心》即为其中的一部。这部小说文笔紧凑，简约流畅，通过描写性格复杂而行为矛盾的主人公斯考比被自己的怜悯心——仅仅是同情遭遇痛苦的人的好心——所逼迫，最终陷入精神困境，选择自杀的悲剧结局，集中反映了贯穿在格林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同情，恐惧，绝望和寻求拯救。格林在小说中巧妙地把人性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通过斯考比的悲剧，表达了对人类如何超越这个世界的冷酷和荒诞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反思。
《问题的核心》出版于1948年，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非洲西海岸的英属殖民地。身为地区副专员的警官斯考比正直、廉洁、善良，却无法在勾心斗角的官场立足，更无缘升迁。妻子对他郁郁不得志的处境十分不满，而他对妻子始终充满了同情。为送妻子去度假散心，斯考比不得不向叙利亚高利贷商人尤塞夫借债，从而被人抓住把柄。妻子走后，他同情并爱上了因所乘船只被敌方潜水艇击沉而流落该地的寡妇海伦。妻子听说丈夫的私情后返回国内，斯考比在维护婚姻和掩盖私情的行为中进退两难，痛苦不堪，最终以自杀寻求解脱。
表面上看来，斯考比是一个被自己的同情和怜悯给害了的好人，但作者通过小说的结尾处斯考比的妻子疑惑的问神甫，“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弄的这么一团糟，为什么？”暗示出斯考比的结局并不完全是他自由意志的结果，事实上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背景因素支配着斯考比的行动。他的悲惨结局，其实是他的自身性格和社会大环境共同导致的结果。本文将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着手分析导致斯考比悲剧结局的因素。
一、“格林之原”
《问题的核心》描述的故事，发生地是我们经常都可以在格林小说中看到的阴郁沉闷的环境，评论家称之为“格林之原”。邪恶、肮脏、沉闷、压抑，是这一背景的典型特色。这是一个炎热的非洲殖民地，破落，肮脏。这个丑陋的地方唯一美好的时刻就是在黄昏，港口会变得非常美丽，这种美丽大约持续五分钟之久。白天显得那么污浊，丑陋的公路呈现出淡红色。这里一年当中有6个月的雨季，6个月的烈日。闷热和潮湿的气候让人觉得压抑和难受，连白天写字都需要垫一张吸墨纸来吸掉胳膊下的汗；皮肤上哪怕很小的伤口一个小时之内不处理的话就会腐烂发绿。蚂蚁满眼都是，食物储藏柜的柜腿必须放在搪瓷盆里，盆里放些水来驱赶蚂蚁。丑陋的形象还可以从这块土地上繁衍的动物看出——老鼠，蟑螂、苍蝇、蚊子，野狗以及最有代表性的秃鹰。“秃鹰像火鸡一样在成堆的垃圾中巡视”。在西方文化里，兀鹭经常被用来象征腐败和死亡。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把它们叫做“令人厌恶的，喜欢霉烂的鸟类”。在这样肮脏，破败的环境下工作的英国官员似乎也处于疾病的诅咒之下：“过去十五年，他（斯考比）目睹了一批又一批病人，通常一年半后，一些人会拖着带病的倦容紧张的回国，而另一些则撑不到那时候就死去了。”在哈里斯给他的校友的信中也提到这块殖民地就是“白人的坟墓”。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这块殖民地上的社会环境也同样混乱，腐败，堕落。小说的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出毫无遮掩的腐败气息。一群当地小孩兴高采烈地领着水手去妓院；房客房主们互相指控并且贿赂官员：哈里斯，一个被派到这里18个月就厌倦了这里生活的年轻官员，在说到当地人的时候表达了无比的憎恨，“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局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总能使诡计钻法律的空子。”而当地经商的叙利亚人，则多是钻石走私贩和高利贷主。为了垄断当地的生意，他们相互攻击，并敲诈勒索阻碍他们的人。公平和正义在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时完全派不上用场。还有一类人使得这里的情况更加混乱，他们被称为“码头耗子”，与真正的可以用来烤着吃的“岸边老鼠”作区分。“这些码头耗子胆子虽然不大，却非常危险——一些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用刮脸刀和玻璃瓶碎片作武器，成群结队地在货栈周围游荡。以发现容易撬开的木箱，这些人就把东西偷得一干二净；看见喝醉酒的水手脚步踉跄的走过来，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地蜂拥而上……”一些官员因为这里的混乱，燥热和腐败而变得疯狂。他们接受叙利亚人的贿赂，同黑人姑娘睡觉，相互刺探对方以及传播谣言。由于诚实和正直，斯考比自然就成了众人诽谤和攻击的目标。谣言说他同黑人姑娘睡觉，收受叙利亚人贿赂。在这块远离大陆的土地上，卑鄙和恶意被淋漓尽致地用在阴谋，谣言和丑闻上，正直的人们总被邪恶的世界所包围着。小说中提到的班巴地区的副专员，一个来自英国的正直诚实的年轻人迪奇·配备尔顿，就是受了无耻的高利贷商人尤塞夫敲诈勒索，却又不愿同流合污，最后被逼选择自杀。他的故事暗示我们，在这块殖民地上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多么困难。在这块殖民地呆了15年，斯考比只感到了无尽的孤独和挫败。殖民地的肮脏和腐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让斯考比满眼看到的都是苦难：“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念——或是懵懂无知。”这种想法，说明他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多么悲观。英裔美籍诗人奥登曾指出：“怜悯他人的行为源自于自我生活的残酷”。正因为自身生活的痛苦，所以斯考比怜悯世间所有承受着痛苦的人。有时，他的怜悯心甚至延伸到整个宇宙：“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怜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了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正是这样充满“恶”的生活环境，让斯考比不仅自身形成了悲观消极的人生观，为他最后选择自杀的行为埋下伏笔，也让他总是对他人产生过度的怜悯和同情，最后陷入精神困境中进退两难，无法解脱，只有选择死亡。
二、过度的怜悯
格林在《恐惧部》中曾写道，“怜悯是残酷的，具有破坏力，带有怜悯的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斯考比就是一位少见的有着过度的怜悯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他身上，怜悯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变得像麦克白的野心一样邪恶。他的怜悯让他不自知的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并最终把自己推向灾难的深渊。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他充满悲剧色彩的性格特点——过度的怜悯。
他的怜悯首先体现在婚姻关系中。15年的婚姻生活，加之独生女儿3年前的夭折，斯考比与妻子露易丝之间幸福愉悦的情爱早已消失，维系夫妻关系的是他对妻子的怜悯和责任。他们生活的英属西非殖民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充斥着肮脏，腐败，堕落。但由于二战爆发，航路危险，露易丝不能回国，只能呆在这令她深恶痛绝的地方。而斯考比因自身正直诚实而无法在官场立足，事业上无缘升迁，令露易丝对他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更加不满。所以，斯考比对妻子充满了无限的内疚和同情。他把露易丝的衰老丑陋，多愁善感，人缘不佳，精神苦闷都归咎于自己的失败。“她的生活道路是他亲自为她选择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面貌”。尽管对妻子的爱早已消逝，但妻子丑陋衰老的形象——“坐在蚊帐里就像一大块带骨头的肉”，“白色的皮肤让他想到白化病患者”，“她的脸泛着阿的平药片的黄象牙颜色；那一度像灌装蜂蜜般的黄头发，因为汗水浸泡，已经变得粗硬，乌暗”——却激起了斯考比更深的怜悯和同情。他时刻记得自己当年在婚礼上的誓言，并时刻感到对妻子的生活负有的责任。为了让露易丝感到幸福，斯考比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他隐藏起自己内心的苦闷，疲惫和厌倦，操心安排露易丝的日常饮食，着装打扮和社交对象，每日违心的说甜言蜜语哄她开心。在与露易丝的电话交谈中，他从不流露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而总是像“演员一样”“读一些带着温情和忍耐的台词”。在日常聊天中，他也从不与露易丝沟通与交流，倾诉自己的精神的苦闷和压抑，而只选择在对方“痛苦悲伤的语调”出现时哄骗安抚。所以这样的状态令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不和谐和不自然。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斯考比事实上总是刻意避免与妻子的身体接触，哪怕是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因为“每当有皮肤接触的地方——就连一根手指碰到另一根手指——汗就出来了”。作者对于出汗细节的描写，暗示了斯考比与妻子在沉闷压抑的氛围中的内心的相互疏离。为了逃离苦闷的生活，露易丝不断要求斯考比送她去南非度假散心。为了让妻子开心，斯考比再次隐藏起无力筹措巨额费用的焦虑，违心地许诺“会想出办法来的”，转而向无耻的高利贷商人尤塞夫借债，不料被敲诈勒索，被迫成为钻石走私贩，丧失了职业生涯的正直。事实上，在这种没有爱，只有怜悯和责任的婚姻中，斯考比面对生活的压力，早已不堪重负，疲惫、厌倦，家让他觉得想疏远。他内心渴望逃离，渴求一个人的独处和安宁。
而随着露易丝的度假离开，斯考比对她的责任感随之减弱。所以在后来遇到海伦时，他对她由一开始的怜悯之情转化成男女之爱。戴维·洛奇指出，“露易丝的离开为悲剧埋下了伏笔，为一个好人的堕落埋下了伏笔。”斯考比婚姻生活的不幸以及他性格中的弱点——对他人过度的怜悯，注定了他的婚外情和最终的命运。菲利普·斯坦福说：“海伦是思考比的宿命。”“宿命”，这个词暗示了在斯考比忍受了多年不幸的婚姻生活之后，与海伦发生婚外情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刚与海伦认识的时候，他找到了与露易丝在一起时所缺少的轻松和激情。所以，就算没有海伦，斯考比也会同其他人发生婚外情，其他的可以给与这位孤寂的中年男人以安慰的女人。
在斯考比与情人的关系中，怜悯和责任再次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多评论中都提到，格林很看重一个人早年时的成长经历，并且认为它所产生的影响会在之后的生活中以某种方式重现出来。在斯考比身上，早年女儿夭折的记忆就以泛滥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体现出来，以至于他把周围所有弱小无助的形象都看作女儿的化身，需要他的扶助。当所乘船只被击沉，靠救生艇在海上漂泊40天后获救的年轻寡妇海伦躺在担架上进入斯考比的视线时，她那孱弱可怜的形象：“瘦骨伶仃的苍白的身体像被海水冲到岸上的白骨”，“枯瘦的手指紧紧攥着集邮簿”，“干枯瘦削的脸衬得两只眼睛大的出奇，像孩子一样”，立刻唤起了斯考比的同情和父爱般的责任感。他为海伦安排住所，配置家具，并贴心照顾陪伴左右。他认为，“对于美丽，娴雅，聪明的人……自己不承担任何义务……只有这种没有人为之倾心的脸……才需要他真诚的扶助。”他与海伦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到轻松和满足。但日久天长，同情之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男女之情。年轻的海伦令斯考比在沉闷疲惫的婚姻生活之外找到了久违的轻松与活力，令他孤寂的内心找到了激情和安慰，所以他与海伦发生了关系，并感到“仿佛再度寻获到曾失去的一件属于青年时代的东西”。所以，斯考比与海伦的私情是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内心情感的孤寂共同促成的。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仅由怜悯激起的爱不能持久。斯考比与海伦之间因巨大的年龄差距和迥异的生活经历，导致他们在日常交流中很难相互理解和默契沟通，所以这段私情很快由最初的轻松演变为不断的争吵和抱怨，斯考比觉得“悲哀而疲惫”，他在这场婚外恋中体会到的愉悦少之又少，只有怜悯和责任带来的身心俱疲。当妻子闻讯返回国内，迫使斯考比放弃与海伦的私情时，他却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他来说，海伦就像“从大海里被拯救出来的小鱼”，一想到她从海上死里逃生所遭受的痛苦，上岸后流落异地的无助以及充满各种风险的未来，斯考比就感到对她无法舍弃的责任。既不能违背婚姻的承诺伤害妻子，也不能放弃情人，最后斯考比无路可走，只有选择死亡来结束自己对她们的责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考比眼中对妻子和情人的“责任”，只是他眼中的“应该”，而不是有实际意义的存在。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当斯考比自杀后，露易丝料理好后事，调整好情绪，很快准备着迎接新的恋情和新的生活。斯考比的离去，并未令露易丝的生活变得多么糟糕。而海伦在斯考比自杀后，同样平静地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寻找另一份慰藉来驱散孤独。她的生活也不需要斯考比承担完全的“责任”。斯考比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却什么也没换回。
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悲剧的主角既不能是十足的坏人，也不能是十足的好人，而是“这两者之间的人物”。人物的悲剧命运不是由本身的邪恶，而是由于“对环境错误的考量或意志的薄弱”造成的，因为每一个人物都不能孤立于环境的影响之外而存在。因此，在《问题的核心》这本小说中，我们也不能说斯考比的悲剧结局仅仅因为他自己错误行为而导致。斯考比自身的缺点，就是对他人过度的怜悯心和责任感。但这样的性格缺点一旦被置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才会变得如此致命。在殖民地的肮脏腐败的环境下，在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心的创伤和痛苦中，斯考比对周围的人产生的过度的怜悯和同情，让他在与他人相处时，既不能认清别人的角色，也不能把握自己的位置，所以无法走出自己设立的两难境地，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由此可见，他的悲惨结局是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性格悲剧共同造成的。通过斯考比的故事，格林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生存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揭示出格林深切的一个人文主义关怀和深厚的现实主义情结。
参考文献：
[1]Greene，Graham.The Heart of the Mater[M].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7.
[2]格雷厄姆·格林著.傅惟慈译.问题的核心[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韩加明.漫谈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J].外国文学，1998，（04）.
[4]刘小麓.在情感的危险边缘——论《问题的核心》中罪的不可避免[J].外国文学研究，2008，（02）.
《问题的核心》格林之原过度的怜悯人文关怀作为享有国际声誉并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和各种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英国文坛泰斗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被评论界公认为现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英语文学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成果丰硕，包括17部小说，9部“消遣文学”作品，5部短篇小说集，7个剧作，9个电影剧本，2本游记，3本自传和1本诗集，广泛的记载了他对宗教，社会政治，人性和人的生存问题的思维和探索。他以20世纪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独特的思想观念和叙事艺术，笔端多触及罪恶与惩罚，危机和救赎等主题。他通过对平凡人物隐秘内心处爱，怜悯，恐惧，绝望等状态细致入微的刻画，深刻的传达出人类的精神危机和心理痛苦。威廉·高登盛赞他为“20世纪人类自我意识与内心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在格林的作品中，最受瞩目的当数他的“严肃小说”，《问题的核心》即为其中的一部。这部小说文笔紧凑，简约流畅，通过描写性格复杂而行为矛盾的主人公斯考比被自己的怜悯心——仅仅是同情遭遇痛苦的人的好心——所逼迫，最终陷入精神困境，选择自杀的悲剧结局，集中反映了贯穿在格林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同情，恐惧，绝望和寻求拯救。格林在小说中巧妙地把人性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通过斯考比的悲剧，表达了对人类如何超越这个世界的冷酷和荒诞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反思。
《问题的核心》出版于1948年，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非洲西海岸的英属殖民地。身为地区副专员的警官斯考比正直、廉洁、善良，却无法在勾心斗角的官场立足，更无缘升迁。妻子对他郁郁不得志的处境十分不满，而他对妻子始终充满了同情。为送妻子去度假散心，斯考比不得不向叙利亚高利贷商人尤塞夫借债，从而被人抓住把柄。妻子走后，他同情并爱上了因所乘船只被敌方潜水艇击沉而流落该地的寡妇海伦。妻子听说丈夫的私情后返回国内，斯考比在维护婚姻和掩盖私情的行为中进退两难，痛苦不堪，最终以自杀寻求解脱。
表面上看来，斯考比是一个被自己的同情和怜悯给害了的好人，但作者通过小说的结尾处斯考比的妻子疑惑的问神甫，“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弄的这么一团糟，为什么？”暗示出斯考比的结局并不完全是他自由意志的结果，事实上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背景因素支配着斯考比的行动。他的悲惨结局，其实是他的自身性格和社会大环境共同导致的结果。本文将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着手分析导致斯考比悲剧结局的因素。
一、“格林之原”
《问题的核心》描述的故事，发生地是我们经常都可以在格林小说中看到的阴郁沉闷的环境，评论家称之为“格林之原”。邪恶、肮脏、沉闷、压抑，是这一背景的典型特色。这是一个炎热的非洲殖民地，破落，肮脏。这个丑陋的地方唯一美好的时刻就是在黄昏，港口会变得非常美丽，这种美丽大约持续五分钟之久。白天显得那么污浊，丑陋的公路呈现出淡红色。这里一年当中有6个月的雨季，6个月的烈日。闷热和潮湿的气候让人觉得压抑和难受，连白天写字都需要垫一张吸墨纸来吸掉胳膊下的汗；皮肤上哪怕很小的伤口一个小时之内不处理的话就会腐烂发绿。蚂蚁满眼都是，食物储藏柜的柜腿必须放在搪瓷盆里，盆里放些水来驱赶蚂蚁。丑陋的形象还可以从这块土地上繁衍的动物看出——老鼠，蟑螂、苍蝇、蚊子，野狗以及最有代表性的秃鹰。“秃鹰像火鸡一样在成堆的垃圾中巡视”。在西方文化里，兀鹭经常被用来象征腐败和死亡。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把它们叫做“令人厌恶的，喜欢霉烂的鸟类”。在这样肮脏，破败的环境下工作的英国官员似乎也处于疾病的诅咒之下：“过去十五年，他（斯考比）目睹了一批又一批病人，通常一年半后，一些人会拖着带病的倦容紧张的回国，而另一些则撑不到那时候就死去了。”在哈里斯给他的校友的信中也提到这块殖民地就是“白人的坟墓”。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这块殖民地上的社会环境也同样混乱，腐败，堕落。小说的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出毫无遮掩的腐败气息。一群当地小孩兴高采烈地领着水手去妓院；房客房主们互相指控并且贿赂官员：哈里斯，一个被派到这里18个月就厌倦了这里生活的年轻官员，在说到当地人的时候表达了无比的憎恨，“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局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总能使诡计钻法律的空子。”而当地经商的叙利亚人，则多是钻石走私贩和高利贷主。为了垄断当地的生意，他们相互攻击，并敲诈勒索阻碍他们的人。公平和正义在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时完全派不上用场。还有一类人使得这里的情况更加混乱，他们被称为“码头耗子”，与真正的可以用来烤着吃的“岸边老鼠”作区分。“这些码头耗子胆子虽然不大，却非常危险——一些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用刮脸刀和玻璃瓶碎片作武器，成群结队地在货栈周围游荡。以发现容易撬开的木箱，这些人就把东西偷得一干二净；看见喝醉酒的水手脚步踉跄的走过来，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地蜂拥而上……”一些官员因为这里的混乱，燥热和腐败而变得疯狂。他们接受叙利亚人的贿赂，同黑人姑娘睡觉，相互刺探对方以及传播谣言。由于诚实和正直，斯考比自然就成了众人诽谤和攻击的目标。谣言说他同黑人姑娘睡觉，收受叙利亚人贿赂。在这块远离大陆的土地上，卑鄙和恶意被淋漓尽致地用在阴谋，谣言和丑闻上，正直的人们总被邪恶的世界所包围着。小说中提到的班巴地区的副专员，一个来自英国的正直诚实的年轻人迪奇·配备尔顿，就是受了无耻的高利贷商人尤塞夫敲诈勒索，却又不愿同流合污，最后被逼选择自杀。他的故事暗示我们，在这块殖民地上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多么困难。在这块殖民地呆了15年，斯考比只感到了无尽的孤独和挫败。殖民地的肮脏和腐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让斯考比满眼看到的都是苦难：“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念——或是懵懂无知。”这种想法，说明他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多么悲观。英裔美籍诗人奥登曾指出：“怜悯他人的行为源自于自我生活的残酷”。正因为自身生活的痛苦，所以斯考比怜悯世间所有承受着痛苦的人。有时，他的怜悯心甚至延伸到整个宇宙：“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怜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了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正是这样充满“恶”的生活环境，让斯考比不仅自身形成了悲观消极的人生观，为他最后选择自杀的行为埋下伏笔，也让他总是对他人产生过度的怜悯和同情，最后陷入精神困境中进退两难，无法解脱，只有选择死亡。
二、过度的怜悯
格林在《恐惧部》中曾写道，“怜悯是残酷的，具有破坏力，带有怜悯的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斯考比就是一位少见的有着过度的怜悯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他身上，怜悯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变得像麦克白的野心一样邪恶。他的怜悯让他不自知的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并最终把自己推向灾难的深渊。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他充满悲剧色彩的性格特点——过度的怜悯。
他的怜悯首先体现在婚姻关系中。15年的婚姻生活，加之独生女儿3年前的夭折，斯考比与妻子露易丝之间幸福愉悦的情爱早已消失，维系夫妻关系的是他对妻子的怜悯和责任。他们生活的英属西非殖民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充斥着肮脏，腐败，堕落。但由于二战爆发，航路危险，露易丝不能回国，只能呆在这令她深恶痛绝的地方。而斯考比因自身正直诚实而无法在官场立足，事业上无缘升迁，令露易丝对他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更加不满。所以，斯考比对妻子充满了无限的内疚和同情。他把露易丝的衰老丑陋，多愁善感，人缘不佳，精神苦闷都归咎于自己的失败。“她的生活道路是他亲自为她选择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面貌”。尽管对妻子的爱早已消逝，但妻子丑陋衰老的形象——“坐在蚊帐里就像一大块带骨头的肉”，“白色的皮肤让他想到白化病患者”，“她的脸泛着阿的平药片的黄象牙颜色；那一度像灌装蜂蜜般的黄头发，因为汗水浸泡，已经变得粗硬，乌暗”——却激起了斯考比更深的怜悯和同情。他时刻记得自己当年在婚礼上的誓言，并时刻感到对妻子的生活负有的责任。为了让露易丝感到幸福，斯考比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他隐藏起自己内心的苦闷，疲惫和厌倦，操心安排露易丝的日常饮食，着装打扮和社交对象，每日违心的说甜言蜜语哄她开心。在与露易丝的电话交谈中，他从不流露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而总是像“演员一样”“读一些带着温情和忍耐的台词”。在日常聊天中，他也从不与露易丝沟通与交流，倾诉自己的精神的苦闷和压抑，而只选择在对方“痛苦悲伤的语调”出现时哄骗安抚。所以这样的状态令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不和谐和不自然。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斯考比事实上总是刻意避免与妻子的身体接触，哪怕是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因为“每当有皮肤接触的地方——就连一根手指碰到另一根手指——汗就出来了”。作者对于出汗细节的描写，暗示了斯考比与妻子在沉闷压抑的氛围中的内心的相互疏离。为了逃离苦闷的生活，露易丝不断要求斯考比送她去南非度假散心。为了让妻子开心，斯考比再次隐藏起无力筹措巨额费用的焦虑，违心地许诺“会想出办法来的”，转而向无耻的高利贷商人尤塞夫借债，不料被敲诈勒索，被迫成为钻石走私贩，丧失了职业生涯的正直。事实上，在这种没有爱，只有怜悯和责任的婚姻中，斯考比面对生活的压力，早已不堪重负，疲惫、厌倦，家让他觉得想疏远。他内心渴望逃离，渴求一个人的独处和安宁。
而随着露易丝的度假离开，斯考比对她的责任感随之减弱。所以在后来遇到海伦时，他对她由一开始的怜悯之情转化成男女之爱。戴维·洛奇指出，“露易丝的离开为悲剧埋下了伏笔，为一个好人的堕落埋下了伏笔。”斯考比婚姻生活的不幸以及他性格中的弱点——对他人过度的怜悯，注定了他的婚外情和最终的命运。菲利普·斯坦福说：“海伦是思考比的宿命。”“宿命”，这个词暗示了在斯考比忍受了多年不幸的婚姻生活之后，与海伦发生婚外情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刚与海伦认识的时候，他找到了与露易丝在一起时所缺少的轻松和激情。所以，就算没有海伦，斯考比也会同其他人发生婚外情，其他的可以给与这位孤寂的中年男人以安慰的女人。
在斯考比与情人的关系中，怜悯和责任再次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多评论中都提到，格林很看重一个人早年时的成长经历，并且认为它所产生的影响会在之后的生活中以某种方式重现出来。在斯考比身上，早年女儿夭折的记忆就以泛滥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体现出来，以至于他把周围所有弱小无助的形象都看作女儿的化身，需要他的扶助。当所乘船只被击沉，靠救生艇在海上漂泊40天后获救的年轻寡妇海伦躺在担架上进入斯考比的视线时，她那孱弱可怜的形象：“瘦骨伶仃的苍白的身体像被海水冲到岸上的白骨”，“枯瘦的手指紧紧攥着集邮簿”，“干枯瘦削的脸衬得两只眼睛大的出奇，像孩子一样”，立刻唤起了斯考比的同情和父爱般的责任感。他为海伦安排住所，配置家具，并贴心照顾陪伴左右。他认为，“对于美丽，娴雅，聪明的人……自己不承担任何义务……只有这种没有人为之倾心的脸……才需要他真诚的扶助。”他与海伦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到轻松和满足。但日久天长，同情之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男女之情。年轻的海伦令斯考比在沉闷疲惫的婚姻生活之外找到了久违的轻松与活力，令他孤寂的内心找到了激情和安慰，所以他与海伦发生了关系，并感到“仿佛再度寻获到曾失去的一件属于青年时代的东西”。所以，斯考比与海伦的私情是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内心情感的孤寂共同促成的。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仅由怜悯激起的爱不能持久。斯考比与海伦之间因巨大的年龄差距和迥异的生活经历，导致他们在日常交流中很难相互理解和默契沟通，所以这段私情很快由最初的轻松演变为不断的争吵和抱怨，斯考比觉得“悲哀而疲惫”，他在这场婚外恋中体会到的愉悦少之又少，只有怜悯和责任带来的身心俱疲。当妻子闻讯返回国内，迫使斯考比放弃与海伦的私情时，他却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他来说，海伦就像“从大海里被拯救出来的小鱼”，一想到她从海上死里逃生所遭受的痛苦，上岸后流落异地的无助以及充满各种风险的未来，斯考比就感到对她无法舍弃的责任。既不能违背婚姻的承诺伤害妻子，也不能放弃情人，最后斯考比无路可走，只有选择死亡来结束自己对她们的责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考比眼中对妻子和情人的“责任”，只是他眼中的“应该”，而不是有实际意义的存在。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当斯考比自杀后，露易丝料理好后事，调整好情绪，很快准备着迎接新的恋情和新的生活。斯考比的离去，并未令露易丝的生活变得多么糟糕。而海伦在斯考比自杀后，同样平静地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寻找另一份慰藉来驱散孤独。她的生活也不需要斯考比承担完全的“责任”。斯考比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却什么也没换回。
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悲剧的主角既不能是十足的坏人，也不能是十足的好人，而是“这两者之间的人物”。人物的悲剧命运不是由本身的邪恶，而是由于“对环境错误的考量或意志的薄弱”造成的，因为每一个人物都不能孤立于环境的影响之外而存在。因此，在《问题的核心》这本小说中，我们也不能说斯考比的悲剧结局仅仅因为他自己错误行为而导致。斯考比自身的缺点，就是对他人过度的怜悯心和责任感。但这样的性格缺点一旦被置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才会变得如此致命。在殖民地的肮脏腐败的环境下，在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心的创伤和痛苦中，斯考比对周围的人产生的过度的怜悯和同情，让他在与他人相处时，既不能认清别人的角色，也不能把握自己的位置，所以无法走出自己设立的两难境地，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由此可见，他的悲惨结局是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性格悲剧共同造成的。通过斯考比的故事，格林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生存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揭示出格林深切的一个人文主义关怀和深厚的现实主义情结。
参考文献：
[1]Greene，Graham.The Heart of the Mater[M].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7.
[2]格雷厄姆·格林著.傅惟慈译.问题的核心[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韩加明.漫谈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J].外国文学，1998，（04）.
[4]刘小麓.在情感的危险边缘——论《问题的核心》中罪的不可避免[J].外国文学研究，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