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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时期，新式书报从文化中心城市向地方社会流转。在此过程中，城市的同乡群体对乡村士人进行了最初的新学启蒙。同时，乡村士人这个“在地链接性群体”又以更隐秘的方式促进了新式书报在地方社会的进一步下渗。本文以《刘绍宽日记》为核心史料，详尽呈现了乡村士人阅读新式书报和从中撷取新知的风貌。新式书报的阅读实践更新了乡村士人的“知识仓库”，重塑了乡村士人的思维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乡村士人的阅读史。
关键词 晚清 新式书报 地方流转 《刘绍宽日记》 阅读实践
分类号 G259.29; G252.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3.016
The Local Circulation of New-style Books and Newspap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ading Practice of Rural Sholars： an Investigation of Liu Shaokuan’s Diary
Deng Liping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ew-style books and newspapers moved from the cultural center city to the local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the fellow townspeople of the city initiated the rural scholars’ new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rural scholars， a “local linked group”， promoted the further infiltration of new books and newspapers in the local society in a more secret way. Taking Liu Shaokuan’s Diary as the core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presents in detail the style of rural scholars reading new books and newspapers and extracting new knowledge from them. The reading practice of new books and newspapers renewed the “knowledge warehouse” of rural scholars， reshaped the thinking mode of rural scholars， and greatly expanded the personal reading history of rural scholars.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New-style books and newspapers. Local circulation. Liu Shaokuan’s Diary. Reading practice.
0 引言
自鸦片战争以来，士大夫逐渐觉察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梁启超所谓的“过渡时代”[1]166。过渡时代是中国人“知识仓库”大更新的时代。“知识仓库”的更新有赖于承载新知新学的新式书报的流转。据历史学者熊月之统计，晚清翻译的西方书籍达到2588种，出版的报纸达1753种[2]，还有数不清的由中国人撰写的传播西学的著作。2003年，著名学者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他认为值得注意的课题，如晚清时期，在一些十分古老、封闭的地方社群中，人们的思想与知识是如何生产与流动的？地方士人如何得到书刊？他们读什么书报？那些在文化中心城市生产出来的新式书报是如何流向中国广袤国土上的小镇、村社的[3]？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绍宽日记》给我们提供了极佳的观察窗口。
刘绍宽（1867—1942）系温州府平阳县刘店人，长期乡居僻壤，十七岁成为县学生员，二十岁开始以塾师为业。1902年，刘绍宽受聘于龙湖书院山长、县学堂监督和教习，1906年任温州府中学堂监督。从乡村到县城、府城的工作经历，让刘绍宽既有生活狀态的转换，也有知识思想的更新。《刘绍宽日记》前后跨度长达54年，其中有很大篇幅是关于新式书报阅读及感悟的记录，是我们观察晚清时期书报流转和新式书报阅读实践的绝佳文献资料。
温州南、北、西三面都是层峦叠嶂的群山，往东是浩瀚无垠的海洋。在明清厉行海禁时期，温州处于“孤悬海外”的境地，而平阳县又在温州府的最南端，与闽北接壤，更是幽僻封闭。本文试图以《刘绍宽日记》为核心史料，通过对刘氏在日记中所呈现的阅读活动的记录，从微观层面揭示新思想传播到封闭的地方社会的状况。
1 新式书报的流通
阅读书籍和报刊是获取新知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刘绍宽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十一岁时开始写日记。日记中最早关于新式书刊的记录出现在1890年七月初九，这天的日记写道：“阅《身理启蒙》，知人身之所以生者，吐故纳新而已。”[4]31《身理启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介绍西方生理学的专著，此时在平阳乡下设帐授徒的塾师刘绍宽是如何获得此书的，已经不得而知。以下试图分析在京沪出版的书报如何流向内地的府城、县城，又是如何在府城、县城流转，并进入乡村。
1.1 从中心城市流向地方社会
1.1.1 同乡赠书
从《刘绍宽日记》看，晚清新式书报的流转有赖于两个“链接性群体”。其一是生活在文化中心城市的同乡群体。构成这个群体的是当时文化界名片式的精英人物，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如宋恕、黄绍箕和黄庆澄等，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二是由在地士人构成的地方性链接群体，这是一个比较朦胧的群体，其活动隐而不彰。 在从文化中心城市流向地方的过程中，上海的温州籍同乡群体的重要人物有宋恕、黄庆澄和陈黻宸等人。这些温州籍人士由于种种机缘来到上海、北京等文化中心城市，他们在书报流通中处于比刘绍宽更高的位阶。由于他们处于刘绍宽的交往网络中[5]，刘绍宽自身又有强烈的求知愿望，于是这些温籍人士就成了刘绍宽获得新式书报的重要管道。
在温州籍同乡群体中，黄庆澄和宋恕是刘绍宽平阳县同乡。其中黄庆澄对刘绍宽接触新知尤为关键。1888年，张家堡的杨镜清延请瑞安的颜李学派信徒金晦到家里，教授表弟杨子訚经学。于是在1888—1889年间，平阳出现了一个以金晦为中心的“颜李学派”实践团体，刘氏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团体中的另外一个成员黄庆澄（1863—1904）于1890年八月廿四日移居上海 [4]，1893年游历日本[6]。刘绍宽于1894年正月十一日获赠黄庆澄著《东游日记》十册，并受黄氏之托赠送给相知好友[4]86。刘绍宽至晚年还曾称颂黄庆澄给家乡传播新学新知的历史功绩，说他“汲汲输外来之风气以播于邑中”[7]。
平阳人宋恕（1862—1910）是一个名满天下的维新派思想家。1887年他随岳父孙锵鸣至上海、南京，协助岳父掌教书院。1898年刘绍宽赴京城参加拔贡朝考，归途在上海停留，七月初一与宋恕告别时，获赠宋恕的代表作《六斋卑议》，同时受赠此书的还有一同拔贡朝考返乡过沪的瑞安蔡念萱、 董绍昌和乐清吴熙周等3人[4]211。
当然，赠书不限于自己的著述，也可以是自己推崇的书报。1897年十月二十日，瑞安人陈范给刘绍宽寄来上海《新学报》5 册[4]171。1899年，宋恕给妻舅孙诒泽寄赠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二部[8]694。
这种私人间赠书的流通渠道，看似随意，且无制度保障，实则是地方士人获得外部信息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当时的新派士人大多热衷著述，三五万字即刊刻成书，四处寄赠，希望以此来获得社交界的名声，捕捉发展机遇。刘绍宽最初就是从书友黄庆澄那里了解到了前沿新学。
1.1.2 订阅和邮购
不论是订阅报纸还是邮购书籍，都得益于现代邮政系统。以前论者很少注意到海关邮路对书报流通的意义。根据《光绪五年（1789年）瓯海关贸易报告》，至迟到1879年，温州本地邮政被编织进邮路网[9]63，邮袋可通过轮船流转到温州。
1881年，宁波的《甬报》在创刊之初就声称在包括温州在内的21个开放城市“均有寄卖”，外地读者也可直接汇钱给报馆，报馆会“照数奉寄”[10]。 注重传播海外知识的《时报》也刊登启事，希望在轮船航线上的城市设置《时报》的经销处[11]。当然，经销户获取报纸以及零售的最重要的方式还是邮购。可见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邮购是一种非常便捷的获取报刊的方式之一。
除了邮购，订阅也是获取书报的重要方式。为了方便用户订阅，有些报刊会在地方上设立“派报点”。至1897 年，《时务报》在温州的派报点有四处，在温州府城有利济医院、陈虬宅邸和时务书局，在瑞安县城则有学计馆。刘绍宽早在1890年就从平阳的江南小镇鳌江订阅了《申报》，当时阅报风气未开，平阳订阅《申报》者仅刘绍宽一人[12]382-383。报纸极大地拓广了刘氏的见闻，他在1893年三月初六日的日记写道：“伦敦有新刊，曰《第十二次环游地球记》，内述中华、日本事颇详。阅报，有《康长素学记》，俟购阅。”[4]69如果没有报纸，刘绍宽不可能知道万里之遥的伦敦有《第十二次环游地球记》一书，不会知道那本康有为的《康长素学记》，而日记明白交待了刘绍宽通过阅报了解到《康长素学记》一书，并产生了购阅的意向。
至清末，由于已经出现了成规模的新式书刊读者，温州府城出现了日新书局。刘绍宽日记中有不少外出购书的记录：“过日新书局，购得《孟子字义疏证》 《原善》，商务算书《算学公式及原理》《初等代数学讲义》等书。”[4]384
除了订购和邮购使得温州的新式书报日益增多外，士人之间频繁的流通借阅也扩大了新知的传播，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初六，张棡借给蔡贻良《字林沪报》十五张[13]639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初九，张星阶借去《盛世危言》五册[13]6824。林骏 1898 年七月廿七日记“遣仆同《新闻报》送丁田震轩妹丈处”[14]114。
总之，早期现代邮路网是书报从文化中心城市流通到地方的重要管道之一。宋恕曾说：“及同光间，随院书商则皆言浙属购书之数，温之瑞最多矣;乙未（1895年）后新出之事报、学报，其购书亦然云。”[8]325他说瑞安人在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后，订阅事报、学报，购书为浙江省最多。平阳为瑞安邻县，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平陽人通过海关邮路网订阅书刊，购买书籍，应该是一条正常的渠道。
1.2 在地方的周流和下渗
一只燕子的来临说明不了春天，如果只有刘绍宽等少数在地士人对新知抱有兴趣，也不能算开了地方的风气。晚清新式书报是如何在地方流转扩展并向乡村下渗的呢？以往论者对这个方面的考察很少，以致我们迄今对此知之甚少。《刘绍宽日记》在这方面提示了几条重要线索。
1.2.1 捐赠报纸
1902年四月十六日，《刘绍宽日记》载：“在府学晤乐清高步云、郑良治、吴郁周、石蕴辉，遂同来寓。郁周招集同志筹捐购《白话报》，分赠乡人，以开风气。孙仲容先生、戴学礼皆有捐款，交大街庆元楼银店经手。”[4]324可见，孙诒让（仲容）和以刘绍宽为代表的新式学堂教师共同出资筹捐购买《白话报》，分赠乡人，以此将新知新学下渗到僻壤乡村。
1.2.2 考试命题
在担任府中学堂教习期间，刘绍宽命题的试卷中包含有大量的时政内容，以此促进新式书报的阅读和流转。如1907年的试题有“俄租旅顺，英租威海卫，德租胶州湾，于中国前途之利害若何？”[4]453。1908年的试题有“吾国东南濒海，军商要港半为外人侵占，试确举而详论之”[4]458。1909年试题有“合众国独立之原因及其终局”“西藏为西徼屏藩，筹边之策孔急，今欲却悍英北上之师，绝强俄南下之路，固围之方，端在扼要，能备述其边隅形势欤？”[4]483-484考试作为学生阅读最有效的导向，学生要想毕业或者希望获得好成绩，就必须多看新式书报，这对新式书报在地方的传播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1.2.3 开演说会
演说会是地方社会内部接受和扩散新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地方士人以开演说会的方式激发学生对新知的兴趣，从而促进书报流通。自1901年起，《刘绍宽日记》中出现大量演说会内容。1903年十一月初二日记载，学堂举行演说会，包括刘绍宽在内一共有4人进行演说，演说的主题是“西人公德致富强之由与兼筹效法之策”[4]435。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这年正月廿七日平阳县学堂的演说题目是“日俄开战如何结局？”[4]363
由此可见，在扩展书报在地方的周流和下渗方面，以地方新学堂教师为主体的“在地链接性群体”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有学者分析过两类绅士：一类是抛弃乡村的人际网络与社会关系的士人，他们迁移到城市的学堂、报馆、出版社，以及留学国外的士人，他们距离民众很远;另一类是居住在乡村的、有宗族与亲戚关系为后盾的绅士，他们与乡民保持密切的联络[15]261。以刘绍宽为代表的致力于兴办新学的士人群体属于第二类，正因为他们与乡民保持着种种地缘、血缘和学缘的地域性联系，他们在新知新学下渗乡村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乡村士人的阅读实践
乡居的刘绍宽对阅读书报的重要性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在1905年十月廿六日日记中写道：“人居于一乡，即为一乡之地理、历史所困，除多看书、多阅报、多交通人外，实无开通法子”[4]414。刘绍宽阅读内容十分复杂，这里只呈现他新式书刊的阅读实践。所谓“新式书刊”是指多少涉及西学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包括翻译过来的外国书和中国人介绍西学、鼓吹变法等具有传播新学新知作用的读物，例如朱一新的代表作《无邪堂答问》大体是一部研究传统经学的书，但第四、第五卷涉及西学、君民共主政体、中西学关系、基督教的传入、边疆形势和铁路建设等内容[16]，本文视之为新式书籍。
2.1 阅读对象
僻居一隅的在地士人到底读一些什么样的书报？《刘绍宽日记》的晚清部分一共有243条关于读书的记录，其中传统旧书145条，占59.7%，新式书报98条，占40.3%，涉及报纸12种，著述29种。日记中出现的新式书刊情况详见表1。
必须说明的是，表格所反映的内容远非刘绍宽真实的读书生活，例如大量书籍日记明明记载已经“购阅”，但在日记中没有具体的“阅”的记载，有时日记记载“阅报”，但没有具体说明报纸的名称。可以肯定，刘绍宽实际阅读的新式书刊数量和频次远远高于表格所載数据。表格反映了刘绍宽阅读面惊人地广阔，涉及生理学（如《身理启蒙》）、地理学（如《第十二次环游地球记》）、历史学（如《日本国志》和《泰西新史揽要》）、社会学（如《群学肄言》）、教育学（如《文学兴国策》）、心理学（如《治心免病法》）、哲学（如《名理探》和《理学钩玄》）、经济学（如《原富》）、数学（如《几何原本》和《学算笔谈》）、时事（如《俄事警闻》）、政论（如《中国改革新政论议》和《富国策辨》）和实用性的书籍（如《教授法》和《学校管理法》）。
阅读报纸是刘绍宽日常生活的习惯，日记中出现的报纸种类达12种，其中《申报》出现次数达30次。报纸是新思想和新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书籍，如河北故城县士绅贺涛曾说过：“阅书不及阅报章，以事愈新愈切要也”[17]35，贺涛为就读于信都书院的儿子贺葆真“将上海时报中之京报取出，订为一册，以便流览”[17]7。在当时，这种对报纸的珍惜在士子中是很普遍的。查温州瑞安塾师张棡日记，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十七日到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廿二的13年间，一共有31天记录有检点、编排和装订报纸的内容，如1897日六月十七日“午饭后检点《日报类编》书册，十八日，装订《申报类编》”[13]6907。可见士人从某种程度把报刊也当作书籍来打理，因为报纸除了一般的新闻性质外，还是一种新知新学的载体。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十九日，《张棡日记》出现了“拆卸”报纸的记录：“下午将历年《国粹学报》按部拆订，是晚约订至九点钟始毕”[13]8403，拆卸记录计有9次。据推测，报纸第一次根据出版的日期顺序装订，拆卸后重新装订则可能是根据自己所关心的报纸中的内容重新分类，重新分类后又必须编制新的目录[13]8434。刘绍宽日记中没有类似的内容，但其注重从报纸中撷取新知，与张棡是一样的。
刘绍宽阅读的新式书报具有很高的新知新学含量。就其所读的书籍而言，有《原富》这样的西方经济学经典;就其所读的报纸而言，《申报》多政论、文论和社会新闻，《时务报》的主笔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是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重要刊物之一，《湘学报》主要介绍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
2.2 撷取新知
晚清士人阅读新式书报为的是从中撷取新知，那么他们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新知？晚清的最后二十年是中国人的“知识仓库”急剧更新的时代[18]，“新知”往往体现在新的语词之中。晚清比较重要的新词语有爱国、群、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社会、公理、公法、专制、立宪、迷信、天演和竞争等。限于篇幅，下面只对刘绍宽晚清日记中出现的9个新词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详见表2。
在表格诸多的新词中，以“进化”和“进步”最为重要，接受这两个词意味着人们的思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往人们认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在已经过去的“三代”，若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就要“复古”[19]。世纪之交的社会进化论则认为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进化，西方社会已经进化到了比东方社会更高的阶段，人们开始以西方文明史来衡量自己。“科学”与“迷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科学的权威开始确立，一大批新词的出现彻底更新了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模式。
当然，这种以列举关键词来分析地方士人的阅读实践的方式也存在缺陷，例如表格中显示最初使用“进化”一词的时间是1904年六月初四，但早在五年前，刘绍宽与金晦谈及台湾时事时说：“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自然删除者，彼于文化低浅之族，辄目为野蛮，以为在删除之例故也。”[4]237这里虽然没有出现“进化”字样，却体现了他对进化论相关原理的熟练运用。另外，“国”一词在刘绍宽晚清日记中出现725次，含义复杂多变。里面有些“国”已经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意思，例如1899年七月廿九日日记中说：“昔以一国为天下，今以世界为天下。今日同种国，犹昔之一国。”[4]219这里的“同种国”意即同一个种族立为一国的“民族国家”，说明刘绍宽已经具备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关键词 晚清 新式书报 地方流转 《刘绍宽日记》 阅读实践
分类号 G259.29; G252.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3.016
The Local Circulation of New-style Books and Newspap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ading Practice of Rural Sholars： an Investigation of Liu Shaokuan’s Diary
Deng Liping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ew-style books and newspapers moved from the cultural center city to the local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the fellow townspeople of the city initiated the rural scholars’ new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rural scholars， a “local linked group”， promoted the further infiltration of new books and newspapers in the local society in a more secret way. Taking Liu Shaokuan’s Diary as the core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presents in detail the style of rural scholars reading new books and newspapers and extracting new knowledge from them. The reading practice of new books and newspapers renewed the “knowledge warehouse” of rural scholars， reshaped the thinking mode of rural scholars， and greatly expanded the personal reading history of rural scholars.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New-style books and newspapers. Local circulation. Liu Shaokuan’s Diary. Reading practice.
0 引言
自鸦片战争以来，士大夫逐渐觉察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梁启超所谓的“过渡时代”[1]166。过渡时代是中国人“知识仓库”大更新的时代。“知识仓库”的更新有赖于承载新知新学的新式书报的流转。据历史学者熊月之统计，晚清翻译的西方书籍达到2588种，出版的报纸达1753种[2]，还有数不清的由中国人撰写的传播西学的著作。2003年，著名学者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他认为值得注意的课题，如晚清时期，在一些十分古老、封闭的地方社群中，人们的思想与知识是如何生产与流动的？地方士人如何得到书刊？他们读什么书报？那些在文化中心城市生产出来的新式书报是如何流向中国广袤国土上的小镇、村社的[3]？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绍宽日记》给我们提供了极佳的观察窗口。
刘绍宽（1867—1942）系温州府平阳县刘店人，长期乡居僻壤，十七岁成为县学生员，二十岁开始以塾师为业。1902年，刘绍宽受聘于龙湖书院山长、县学堂监督和教习，1906年任温州府中学堂监督。从乡村到县城、府城的工作经历，让刘绍宽既有生活狀态的转换，也有知识思想的更新。《刘绍宽日记》前后跨度长达54年，其中有很大篇幅是关于新式书报阅读及感悟的记录，是我们观察晚清时期书报流转和新式书报阅读实践的绝佳文献资料。
温州南、北、西三面都是层峦叠嶂的群山，往东是浩瀚无垠的海洋。在明清厉行海禁时期，温州处于“孤悬海外”的境地，而平阳县又在温州府的最南端，与闽北接壤，更是幽僻封闭。本文试图以《刘绍宽日记》为核心史料，通过对刘氏在日记中所呈现的阅读活动的记录，从微观层面揭示新思想传播到封闭的地方社会的状况。
1 新式书报的流通
阅读书籍和报刊是获取新知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刘绍宽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十一岁时开始写日记。日记中最早关于新式书刊的记录出现在1890年七月初九，这天的日记写道：“阅《身理启蒙》，知人身之所以生者，吐故纳新而已。”[4]31《身理启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介绍西方生理学的专著，此时在平阳乡下设帐授徒的塾师刘绍宽是如何获得此书的，已经不得而知。以下试图分析在京沪出版的书报如何流向内地的府城、县城，又是如何在府城、县城流转，并进入乡村。
1.1 从中心城市流向地方社会
1.1.1 同乡赠书
从《刘绍宽日记》看，晚清新式书报的流转有赖于两个“链接性群体”。其一是生活在文化中心城市的同乡群体。构成这个群体的是当时文化界名片式的精英人物，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如宋恕、黄绍箕和黄庆澄等，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二是由在地士人构成的地方性链接群体，这是一个比较朦胧的群体，其活动隐而不彰。 在从文化中心城市流向地方的过程中，上海的温州籍同乡群体的重要人物有宋恕、黄庆澄和陈黻宸等人。这些温州籍人士由于种种机缘来到上海、北京等文化中心城市，他们在书报流通中处于比刘绍宽更高的位阶。由于他们处于刘绍宽的交往网络中[5]，刘绍宽自身又有强烈的求知愿望，于是这些温籍人士就成了刘绍宽获得新式书报的重要管道。
在温州籍同乡群体中，黄庆澄和宋恕是刘绍宽平阳县同乡。其中黄庆澄对刘绍宽接触新知尤为关键。1888年，张家堡的杨镜清延请瑞安的颜李学派信徒金晦到家里，教授表弟杨子訚经学。于是在1888—1889年间，平阳出现了一个以金晦为中心的“颜李学派”实践团体，刘氏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团体中的另外一个成员黄庆澄（1863—1904）于1890年八月廿四日移居上海 [4]，1893年游历日本[6]。刘绍宽于1894年正月十一日获赠黄庆澄著《东游日记》十册，并受黄氏之托赠送给相知好友[4]86。刘绍宽至晚年还曾称颂黄庆澄给家乡传播新学新知的历史功绩，说他“汲汲输外来之风气以播于邑中”[7]。
平阳人宋恕（1862—1910）是一个名满天下的维新派思想家。1887年他随岳父孙锵鸣至上海、南京，协助岳父掌教书院。1898年刘绍宽赴京城参加拔贡朝考，归途在上海停留，七月初一与宋恕告别时，获赠宋恕的代表作《六斋卑议》，同时受赠此书的还有一同拔贡朝考返乡过沪的瑞安蔡念萱、 董绍昌和乐清吴熙周等3人[4]211。
当然，赠书不限于自己的著述，也可以是自己推崇的书报。1897年十月二十日，瑞安人陈范给刘绍宽寄来上海《新学报》5 册[4]171。1899年，宋恕给妻舅孙诒泽寄赠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二部[8]694。
这种私人间赠书的流通渠道，看似随意，且无制度保障，实则是地方士人获得外部信息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当时的新派士人大多热衷著述，三五万字即刊刻成书，四处寄赠，希望以此来获得社交界的名声，捕捉发展机遇。刘绍宽最初就是从书友黄庆澄那里了解到了前沿新学。
1.1.2 订阅和邮购
不论是订阅报纸还是邮购书籍，都得益于现代邮政系统。以前论者很少注意到海关邮路对书报流通的意义。根据《光绪五年（1789年）瓯海关贸易报告》，至迟到1879年，温州本地邮政被编织进邮路网[9]63，邮袋可通过轮船流转到温州。
1881年，宁波的《甬报》在创刊之初就声称在包括温州在内的21个开放城市“均有寄卖”，外地读者也可直接汇钱给报馆，报馆会“照数奉寄”[10]。 注重传播海外知识的《时报》也刊登启事，希望在轮船航线上的城市设置《时报》的经销处[11]。当然，经销户获取报纸以及零售的最重要的方式还是邮购。可见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邮购是一种非常便捷的获取报刊的方式之一。
除了邮购，订阅也是获取书报的重要方式。为了方便用户订阅，有些报刊会在地方上设立“派报点”。至1897 年，《时务报》在温州的派报点有四处，在温州府城有利济医院、陈虬宅邸和时务书局，在瑞安县城则有学计馆。刘绍宽早在1890年就从平阳的江南小镇鳌江订阅了《申报》，当时阅报风气未开，平阳订阅《申报》者仅刘绍宽一人[12]382-383。报纸极大地拓广了刘氏的见闻，他在1893年三月初六日的日记写道：“伦敦有新刊，曰《第十二次环游地球记》，内述中华、日本事颇详。阅报，有《康长素学记》，俟购阅。”[4]69如果没有报纸，刘绍宽不可能知道万里之遥的伦敦有《第十二次环游地球记》一书，不会知道那本康有为的《康长素学记》，而日记明白交待了刘绍宽通过阅报了解到《康长素学记》一书，并产生了购阅的意向。
至清末，由于已经出现了成规模的新式书刊读者，温州府城出现了日新书局。刘绍宽日记中有不少外出购书的记录：“过日新书局，购得《孟子字义疏证》 《原善》，商务算书《算学公式及原理》《初等代数学讲义》等书。”[4]384
除了订购和邮购使得温州的新式书报日益增多外，士人之间频繁的流通借阅也扩大了新知的传播，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初六，张棡借给蔡贻良《字林沪报》十五张[13]639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初九，张星阶借去《盛世危言》五册[13]6824。林骏 1898 年七月廿七日记“遣仆同《新闻报》送丁田震轩妹丈处”[14]114。
总之，早期现代邮路网是书报从文化中心城市流通到地方的重要管道之一。宋恕曾说：“及同光间，随院书商则皆言浙属购书之数，温之瑞最多矣;乙未（1895年）后新出之事报、学报，其购书亦然云。”[8]325他说瑞安人在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后，订阅事报、学报，购书为浙江省最多。平阳为瑞安邻县，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平陽人通过海关邮路网订阅书刊，购买书籍，应该是一条正常的渠道。
1.2 在地方的周流和下渗
一只燕子的来临说明不了春天，如果只有刘绍宽等少数在地士人对新知抱有兴趣，也不能算开了地方的风气。晚清新式书报是如何在地方流转扩展并向乡村下渗的呢？以往论者对这个方面的考察很少，以致我们迄今对此知之甚少。《刘绍宽日记》在这方面提示了几条重要线索。
1.2.1 捐赠报纸
1902年四月十六日，《刘绍宽日记》载：“在府学晤乐清高步云、郑良治、吴郁周、石蕴辉，遂同来寓。郁周招集同志筹捐购《白话报》，分赠乡人，以开风气。孙仲容先生、戴学礼皆有捐款，交大街庆元楼银店经手。”[4]324可见，孙诒让（仲容）和以刘绍宽为代表的新式学堂教师共同出资筹捐购买《白话报》，分赠乡人，以此将新知新学下渗到僻壤乡村。
1.2.2 考试命题
在担任府中学堂教习期间，刘绍宽命题的试卷中包含有大量的时政内容，以此促进新式书报的阅读和流转。如1907年的试题有“俄租旅顺，英租威海卫，德租胶州湾，于中国前途之利害若何？”[4]453。1908年的试题有“吾国东南濒海，军商要港半为外人侵占，试确举而详论之”[4]458。1909年试题有“合众国独立之原因及其终局”“西藏为西徼屏藩，筹边之策孔急，今欲却悍英北上之师，绝强俄南下之路，固围之方，端在扼要，能备述其边隅形势欤？”[4]483-484考试作为学生阅读最有效的导向，学生要想毕业或者希望获得好成绩，就必须多看新式书报，这对新式书报在地方的传播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1.2.3 开演说会
演说会是地方社会内部接受和扩散新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地方士人以开演说会的方式激发学生对新知的兴趣，从而促进书报流通。自1901年起，《刘绍宽日记》中出现大量演说会内容。1903年十一月初二日记载，学堂举行演说会，包括刘绍宽在内一共有4人进行演说，演说的主题是“西人公德致富强之由与兼筹效法之策”[4]435。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这年正月廿七日平阳县学堂的演说题目是“日俄开战如何结局？”[4]363
由此可见，在扩展书报在地方的周流和下渗方面，以地方新学堂教师为主体的“在地链接性群体”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有学者分析过两类绅士：一类是抛弃乡村的人际网络与社会关系的士人，他们迁移到城市的学堂、报馆、出版社，以及留学国外的士人，他们距离民众很远;另一类是居住在乡村的、有宗族与亲戚关系为后盾的绅士，他们与乡民保持密切的联络[15]261。以刘绍宽为代表的致力于兴办新学的士人群体属于第二类，正因为他们与乡民保持着种种地缘、血缘和学缘的地域性联系，他们在新知新学下渗乡村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乡村士人的阅读实践
乡居的刘绍宽对阅读书报的重要性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在1905年十月廿六日日记中写道：“人居于一乡，即为一乡之地理、历史所困，除多看书、多阅报、多交通人外，实无开通法子”[4]414。刘绍宽阅读内容十分复杂，这里只呈现他新式书刊的阅读实践。所谓“新式书刊”是指多少涉及西学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包括翻译过来的外国书和中国人介绍西学、鼓吹变法等具有传播新学新知作用的读物，例如朱一新的代表作《无邪堂答问》大体是一部研究传统经学的书，但第四、第五卷涉及西学、君民共主政体、中西学关系、基督教的传入、边疆形势和铁路建设等内容[16]，本文视之为新式书籍。
2.1 阅读对象
僻居一隅的在地士人到底读一些什么样的书报？《刘绍宽日记》的晚清部分一共有243条关于读书的记录，其中传统旧书145条，占59.7%，新式书报98条，占40.3%，涉及报纸12种，著述29种。日记中出现的新式书刊情况详见表1。
必须说明的是，表格所反映的内容远非刘绍宽真实的读书生活，例如大量书籍日记明明记载已经“购阅”，但在日记中没有具体的“阅”的记载，有时日记记载“阅报”，但没有具体说明报纸的名称。可以肯定，刘绍宽实际阅读的新式书刊数量和频次远远高于表格所載数据。表格反映了刘绍宽阅读面惊人地广阔，涉及生理学（如《身理启蒙》）、地理学（如《第十二次环游地球记》）、历史学（如《日本国志》和《泰西新史揽要》）、社会学（如《群学肄言》）、教育学（如《文学兴国策》）、心理学（如《治心免病法》）、哲学（如《名理探》和《理学钩玄》）、经济学（如《原富》）、数学（如《几何原本》和《学算笔谈》）、时事（如《俄事警闻》）、政论（如《中国改革新政论议》和《富国策辨》）和实用性的书籍（如《教授法》和《学校管理法》）。
阅读报纸是刘绍宽日常生活的习惯，日记中出现的报纸种类达12种，其中《申报》出现次数达30次。报纸是新思想和新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书籍，如河北故城县士绅贺涛曾说过：“阅书不及阅报章，以事愈新愈切要也”[17]35，贺涛为就读于信都书院的儿子贺葆真“将上海时报中之京报取出，订为一册，以便流览”[17]7。在当时，这种对报纸的珍惜在士子中是很普遍的。查温州瑞安塾师张棡日记，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十七日到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廿二的13年间，一共有31天记录有检点、编排和装订报纸的内容，如1897日六月十七日“午饭后检点《日报类编》书册，十八日，装订《申报类编》”[13]6907。可见士人从某种程度把报刊也当作书籍来打理，因为报纸除了一般的新闻性质外，还是一种新知新学的载体。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十九日，《张棡日记》出现了“拆卸”报纸的记录：“下午将历年《国粹学报》按部拆订，是晚约订至九点钟始毕”[13]8403，拆卸记录计有9次。据推测，报纸第一次根据出版的日期顺序装订，拆卸后重新装订则可能是根据自己所关心的报纸中的内容重新分类，重新分类后又必须编制新的目录[13]8434。刘绍宽日记中没有类似的内容，但其注重从报纸中撷取新知，与张棡是一样的。
刘绍宽阅读的新式书报具有很高的新知新学含量。就其所读的书籍而言，有《原富》这样的西方经济学经典;就其所读的报纸而言，《申报》多政论、文论和社会新闻，《时务报》的主笔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是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重要刊物之一，《湘学报》主要介绍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
2.2 撷取新知
晚清士人阅读新式书报为的是从中撷取新知，那么他们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新知？晚清的最后二十年是中国人的“知识仓库”急剧更新的时代[18]，“新知”往往体现在新的语词之中。晚清比较重要的新词语有爱国、群、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社会、公理、公法、专制、立宪、迷信、天演和竞争等。限于篇幅，下面只对刘绍宽晚清日记中出现的9个新词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详见表2。
在表格诸多的新词中，以“进化”和“进步”最为重要，接受这两个词意味着人们的思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往人们认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在已经过去的“三代”，若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就要“复古”[19]。世纪之交的社会进化论则认为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进化，西方社会已经进化到了比东方社会更高的阶段，人们开始以西方文明史来衡量自己。“科学”与“迷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科学的权威开始确立，一大批新词的出现彻底更新了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模式。
当然，这种以列举关键词来分析地方士人的阅读实践的方式也存在缺陷，例如表格中显示最初使用“进化”一词的时间是1904年六月初四，但早在五年前，刘绍宽与金晦谈及台湾时事时说：“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自然删除者，彼于文化低浅之族，辄目为野蛮，以为在删除之例故也。”[4]237这里虽然没有出现“进化”字样，却体现了他对进化论相关原理的熟练运用。另外，“国”一词在刘绍宽晚清日记中出现725次，含义复杂多变。里面有些“国”已经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意思，例如1899年七月廿九日日记中说：“昔以一国为天下，今以世界为天下。今日同种国，犹昔之一国。”[4]219这里的“同种国”意即同一个种族立为一国的“民族国家”，说明刘绍宽已经具备现代民族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