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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我不由得想起几年前写的怀念老师的文章……
我读书的西安四中的前身是圣路中学，我们进校就曾先在那里开课学习。圣路中学有过自己的校歌：“美哉圣路震古城，八水环绕陆海丰。周秦汉唐声威壮，先烈文明要继承。发扬科学求真理，有教无类唯一诚。不厌不倦树风气，遵我圣路跻大同。”校训是：兴于信，立于望，成于爱。先前学校教学质量高、名气大，出过不少文化科教的贤达名人。之后校风随时演化，根脉亦有传承。
1964年的暑假还没结束，我便被招到了班主任杨桂梅老师的办公室，这是开学前的第一次见面。杨老师三十六七岁，个头不高，气质优雅，待人亲切，精神爽健，一口好听的东北话，抑扬顿挫，挺有感染力，透着一股严爱相济、催人向上的气息。一看就是那种开朗热情有主见、很有组织推动力的教师——其时她还担任年级组的组长。杨老师讲：“你的考试成绩全班第一，可以当班长也可以当学习委员，看你的简历，还是当班长吧。当班长不容易，班上要先进，自己要更先进，这个班就靠你们了。”也真是个缘分，同为一班的鲁振西同学是我青小大队部的伙伴，有名的好学生，是班上团支部书记。青小一班的周解询中队长，现在成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家琪、金成、宪文、铁城、文祥、学宜、赵敏、安民、中太……一个个特色鲜明富有生气的同学相聚一起，预示着这个班的兴旺。
高一（1）班可是个好班啊，高一年级处在一个充满阳光、春风劲吹的季节。国家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万象复苏，形势向好，校园里一派生机，与那个初中乱班形成强烈的对比。团支部与班委会双强有力，政学有序、工作活跃、团结协作，各项事情迅速走上先进行列，获得了任课老师的一致好评。为了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质量，在班级后墙的学习园地上，大家开动脑筋，展开了学习辩论会。周解询主张灵活機动，主动超越。我则提出要扎实功底，以拙取胜。双方有辩有合，吸引了不少同学参加，大大活跃了学习气氛，班级呈现出一片蓬勃向上的景象。
石蕴玉老师四十开外，摘帽右派，高个儿关中汉，有点驼背，老远看像个长安老农，瘦长的脸上戴着深度的近视镜，数学课讲得形象生动，严谨认真的神态中时常透着幽默。为了一个“无限大”的概念，他能一边念着标记符号，一边用粉笔从黑板的这端一直画到那端，结果自己不慎从讲台上跌下来，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为了讲明一个“老哥”（log），他会叫起与他同样高瘦黑苍的王中太，相互对证解释，“老哥”喊个不停，成为大家戏称课堂上的“称兄道弟”之笑料。石老师还是我们班的班助——辅助班主任的老师，下乡劳动真是一把好手，干活干净利索，堪为劳动模范，待人正派公道，办事求真，就像他手里演绎的数学公式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真是个特色鲜明的好老师。
要说讲课顺畅圆溜、概念词汇一大串的还是政治老师惠文林，陕西师大政教系毕业，把那时的政治形势和课程教案讲得头头是道、栩栩如生，让人羡慕不已。教导主任任希禹——以后成为四中校长，再后来担任过西安市教育局长，他的时事报告会更是同学们的美谈，内容丰富，博古贯今，温文尔雅，一连讲上几个小时无人离走，成为学生心中的偶像。但要说当时四中的最大特点还是体育风尚甚浓，篮球、田径、乒乓球，样样活动十分普及，不少项目在全市中学拿得名次，人称“四中四中，体院附中”。这一切都有赖于全校体育总教头郑希圣老师，他身兼教练与运动员，把体育课带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刚一进校在操场排队，便有毕业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同学走到我跟前，握住手摇了摇：“不错，蛮有劲，参加我们的荡桨队吧。”而后每逢周末，一队人便到兴庆公园的湖上划舢板，我从一号桨手升为荡桨队长，还参加了与西安交大等院校的比赛，湖上的锻炼成了我最惬意的事情。还有排球，那可真是迷人，打配合、显整体、猛击球、出合力，甚得我心。平时两三人推举垫球就能数到几十下，杨老师还时常加入我们的行列。她说：“排球多好，你推我让，不像篮球那般你争我抢，练着多舒心。”一句话就把这项运动提升了“档次”，也增加了我们的兴趣，我以二传手的身份进入校排球队。
十六七岁可是一个畅想人生、山花烂漫的年龄。我们的心被那个时代和环境激荡得浮想联翩、神采飞扬。家琪是班上和我最要好的同学，他热情开朗，熟读四大名著，文采极好，浪漫而温情，杨老师戏称他为“文疯子”。我们常常周末相伴，到渭河的芦苇荡和沙滩上漫步游逛，畅谈人生理想，还一起骑自行车，冒着细雨到终南山去赏山景、摘酸枣，其乐融融。有一次骑车路上，要不是他在我身后一声猛喝：“二黑，小心拖车！”我说不定会被后边的拖车挂倒在地。嘿，那时的我，情激昂，心高扬，天地如此舒畅。
一篇周记，点燃了生命中的一团火。那时的学生每周要写周记，也算是学习与思想的汇报吧。入学后不久，我有一篇周记，题目是《我的理想》。那天晚上，我思索了许久，写下了自己的立志之言：“每当夜深人静我还在学习读书的时候，每当看到英雄模范事迹的时候，我都要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要像保尔·柯察金说的那样，不因碌碌无为而懊悔，就要做一个对社会和人民有贡献的人，一个因自己的卓越表现而进入先进模范行列的人，如果能到北京立功受奖，那将是我终生的幸福，也是我为之奋斗的最大理想……”心之向往、情之所系、溢于言表。让我没想到的是，在班会上，杨老师拿出我的周记摘要宣读之后，高声讲道：“这样的志向、这样的理想该有多好！它的作者就是我们的班长——刘维隆！”啊，一股热血顿时充满全身，从来没有过的振奋和激动，让我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激励之中……
我更加积极地要求进步，一心要加入共青团。杨老师真心急切地想解决我的问题，多次找我谈话，开导鼓励我，特别是那个绕不过去的家庭认识问题，更是费了她不少的心。有时在她的家里谈话，杨老师的爱人林先生也过来劝导我，真是苦口婆心。怎奈我的脾性倔强，冥顽不化，只是抽象认识，不愿具体否定，且拿自己的父亲与国民党的张治中将军相比，而且他还是当年陕西上京受表彰的文教群英会的代表，我的理想也来自自己的父辈。这些现在觉得可笑的认知，在当时却显得是那么的真诚，老师没有把我当外人，我内心里已认为自己就是团组织的一分子。信任和鼓励已经使我化开心结，入团只是时间问题，我要从现在做起，在班集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们这个班，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真叫人留恋。在杨老师母爱式絮叨语言的督导下，全班向心力大为增强，灞河郊游中，大家都往她的身旁凑，假期能让老师派上个活儿高兴得不得了。班上各项活动样样走在前，下乡劳动专拣重活干。学校积肥，挑大粪，跟着清洁大队串巷走院，街坊大妈伸着拇指称赞。夜间民兵训练，振西喊着口令，全班人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跑在青年路寂静的街道上。校园内民兵比赛，跳沙坑、过障碍、爬大绳，班排长扶着一个个胆小的女生跨越。平日里，老牛课间的笛声把我们带入《红梅赞》《绣红旗》的诗意情境。体育课王大个儿的喊操声嘶哑而有力。同学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王安民迷上了钢琴和西洋小说，说了些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话，让我为他担心了许久。董小惠眼疾住院，全班同学一批又一批地去看。最大的高潮还是陈家琪要随父母转学华县，送别会上大家恋恋不舍，我把刚从部队姑父那儿搞到的毛主席语录送给他，同学们的纪念品和惜惜赠言更是不断，家琪从华县写回高二（1）班的信竟有30多页，情意绵绵地数遍了全班每一个同学。这是高二（1）班的鼎盛时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时一个好班的最高标准。
“文革”来临了，一切全乱了。1968年春季我已年满18岁，“文革”是我的成人礼。这时的杨老师离我们远了。“红卫兵运动”兴起，冲出校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真是一片恐怖。自此校内开始了更加惨烈的批斗运动，老师和一位女同学成为红卫兵的主斗对象。谁能想到，时分两段，判若云泥，在批判杨老师的会上，有人讲她包庇重用“黑五类”，走的是地富路线。我在前期已是惊弓之鸟，到此时更是岌岌可危，当时只能沉默自保。最怕的是红卫兵抄家摧残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可经不起那样的折腾呀，况且我已经被安排在“黑五类”排座上最黑（角）一处，只有等着审判的份儿了。
批斗迅速升级，戴高帽、挂黑板、扫厕所，更可恶的是那些人身侮辱的手法，剃阴阳头，匍匐在地，跳牛鬼蛇神舞。杨老师性格倔强，坚决不从，往往受到更多的折磨。我清楚地记得，一次高二（1）班自己的批斗会上，红卫兵将杨老师摁跪在板凳上，有人竟将拴着石头的钢丝条挂在了她的腿弯上，“哎哟”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声，冲击着所有在场同学的灵魂。还是那位思想“后进”的“少年维特”王安民走上前去，神色凝重地将石块钢丝取了下来，全场哑然无声，无人反对。那位女同学被指为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家庭，家被抄，人被打，脖子上被掐得一块块红印，第二天就被罚到了我的座位旁。阴暗、嫉妒、怨恨、残忍、狠毒，一切人性的恶都在革命的大旗和辞藻下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而且在不断地比赛和升级。
我们这个班本来1967年要毕业高考，却因为“文革”推迟到1968年，但高二（1）却定格在了那个年代，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中，几十年后大家相聚还是谈不完的高二（1）班。
我们又回到了杨老师的身边，经过那么巨大的摧残和折磨，她仍然还是那样的坚强乐观。这不禁使我想起她喜爱的那首歌，在一次班会上她还唱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顶。”更让人钦佩的是，她对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很少提起，反倒時常劝慰我们这些愤愤不平者。对她的学生人品好坏，她心里一清二楚，对那些整她打她的人却很少怨恨责备。也有人消失不见了，可能是出于某种羞愧难见的心性;也有人到她那儿去道歉，她都一一谅解不计前嫌。同学之间有的已是水火不容，终生不理，她遭了那么大的罪却如此宽宏大量，善待对方，这是什么原因？是心胸、是豁达、是气量，还有批判会上声讨她的那个母爱式教育——她把这些学生都看成了犯了错误的孩子，对孩子们她具有包容天地的博大胸怀。
记得那时要在学校大门内修建毛主席塑像——这是当时的一股风潮。我带着一帮同学挖地基、打土夯，凭着少时在建筑工地打夯师傅那儿学来的夯调，大热天里光着膀子领着夯歌，“嗨哟、嗨哟”地忙个不停。杨老师拿着毛巾送到我手边，并拉着我到她房间里去喝糖水，好生嘱咐别累坏了身子。要下乡了，她关切我的去向和冷暖。我们远离西安自己联系到南郑县的深山里插队，她的信件带着牵挂和鼓励，一直是我艰苦磨炼的动力。说实话，当我在汉江边和蒿坝河畔想家的时候，望着潺潺不断的流水，那里边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师。父母是血脉的亲情，老师是精神的激励，她知道我心中的理想，我知道她心中的瞩望。纵使前面的路再难再长，总有一双眼睛在望着自己，我会牢记誓言，在天地之间汲取用之不竭的力量。
由下乡到工厂，再到市县和省上，工作转换了五六处，每次回来我都要见见杨老师。她几次搬家，我几次寻找，岁月悠悠人易老，难泯当年师生情。在她那温馨的小屋里谈见闻，拉家常，说儿女，论短长，她总嫌我讲自己的事太少，“这些年都是咋走过来的，能不能细细地给我讲一讲”，这也使我萌发了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有机会写写自己的经历，也算是给她老人家的一个报偿。
2007年2月16日，大年二十九的中午，我们一帮同学在西安饭庄为杨老师庆贺80周岁生日，席间又与外地的陈家琪、宋怡等同学通了电话。杨老师十分兴奋，她还是那样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今年我过八十寿，明年要为你们过花甲，大家要越活越年轻。”她的声调和激励不禁使我想起了42年前那篇周记和理想，真是历历在目啊。当晚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一刻我是多么热血沸腾，是她点燃了我立志奋斗的理想之火，从那时到现在，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这个火种一直就没有熄灭过，我要感谢杨老师，感谢这个时代。”
少年立志不觉艰，
丹心火种非自燃;
幸得春风扑面来，
熊熊烈焰立胸间。
男儿自当多磨炼，
万水千山任登攀;
回首长思引路人，
难忘四十二年前。
转眼间8年过去了，我们都已过66岁，年年与老师相见，每次去看望，她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明年就是她的米寿之年了，我要深深地祝福杨老师健康长寿，就做那一棵永远挺立在山顶上的不老松。
谁承想，正在编印此文以备送杨老师米寿之礼时，忽闻杨老师离去的噩耗。情不能禁，抚稿痛哭，时不惜我，以文祭天，呜呼哀哉，悼我恩师！
我读书的西安四中的前身是圣路中学，我们进校就曾先在那里开课学习。圣路中学有过自己的校歌：“美哉圣路震古城，八水环绕陆海丰。周秦汉唐声威壮，先烈文明要继承。发扬科学求真理，有教无类唯一诚。不厌不倦树风气，遵我圣路跻大同。”校训是：兴于信，立于望，成于爱。先前学校教学质量高、名气大，出过不少文化科教的贤达名人。之后校风随时演化，根脉亦有传承。
1964年的暑假还没结束，我便被招到了班主任杨桂梅老师的办公室，这是开学前的第一次见面。杨老师三十六七岁，个头不高，气质优雅，待人亲切，精神爽健，一口好听的东北话，抑扬顿挫，挺有感染力，透着一股严爱相济、催人向上的气息。一看就是那种开朗热情有主见、很有组织推动力的教师——其时她还担任年级组的组长。杨老师讲：“你的考试成绩全班第一，可以当班长也可以当学习委员，看你的简历，还是当班长吧。当班长不容易，班上要先进，自己要更先进，这个班就靠你们了。”也真是个缘分，同为一班的鲁振西同学是我青小大队部的伙伴，有名的好学生，是班上团支部书记。青小一班的周解询中队长，现在成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家琪、金成、宪文、铁城、文祥、学宜、赵敏、安民、中太……一个个特色鲜明富有生气的同学相聚一起，预示着这个班的兴旺。
高一（1）班可是个好班啊，高一年级处在一个充满阳光、春风劲吹的季节。国家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万象复苏，形势向好，校园里一派生机，与那个初中乱班形成强烈的对比。团支部与班委会双强有力，政学有序、工作活跃、团结协作，各项事情迅速走上先进行列，获得了任课老师的一致好评。为了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质量，在班级后墙的学习园地上，大家开动脑筋，展开了学习辩论会。周解询主张灵活機动，主动超越。我则提出要扎实功底，以拙取胜。双方有辩有合，吸引了不少同学参加，大大活跃了学习气氛，班级呈现出一片蓬勃向上的景象。
石蕴玉老师四十开外，摘帽右派，高个儿关中汉，有点驼背，老远看像个长安老农，瘦长的脸上戴着深度的近视镜，数学课讲得形象生动，严谨认真的神态中时常透着幽默。为了一个“无限大”的概念，他能一边念着标记符号，一边用粉笔从黑板的这端一直画到那端，结果自己不慎从讲台上跌下来，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为了讲明一个“老哥”（log），他会叫起与他同样高瘦黑苍的王中太，相互对证解释，“老哥”喊个不停，成为大家戏称课堂上的“称兄道弟”之笑料。石老师还是我们班的班助——辅助班主任的老师，下乡劳动真是一把好手，干活干净利索，堪为劳动模范，待人正派公道，办事求真，就像他手里演绎的数学公式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真是个特色鲜明的好老师。
要说讲课顺畅圆溜、概念词汇一大串的还是政治老师惠文林，陕西师大政教系毕业，把那时的政治形势和课程教案讲得头头是道、栩栩如生，让人羡慕不已。教导主任任希禹——以后成为四中校长，再后来担任过西安市教育局长，他的时事报告会更是同学们的美谈，内容丰富，博古贯今，温文尔雅，一连讲上几个小时无人离走，成为学生心中的偶像。但要说当时四中的最大特点还是体育风尚甚浓，篮球、田径、乒乓球，样样活动十分普及，不少项目在全市中学拿得名次，人称“四中四中，体院附中”。这一切都有赖于全校体育总教头郑希圣老师，他身兼教练与运动员，把体育课带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刚一进校在操场排队，便有毕业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同学走到我跟前，握住手摇了摇：“不错，蛮有劲，参加我们的荡桨队吧。”而后每逢周末，一队人便到兴庆公园的湖上划舢板，我从一号桨手升为荡桨队长，还参加了与西安交大等院校的比赛，湖上的锻炼成了我最惬意的事情。还有排球，那可真是迷人，打配合、显整体、猛击球、出合力，甚得我心。平时两三人推举垫球就能数到几十下，杨老师还时常加入我们的行列。她说：“排球多好，你推我让，不像篮球那般你争我抢，练着多舒心。”一句话就把这项运动提升了“档次”，也增加了我们的兴趣，我以二传手的身份进入校排球队。
十六七岁可是一个畅想人生、山花烂漫的年龄。我们的心被那个时代和环境激荡得浮想联翩、神采飞扬。家琪是班上和我最要好的同学，他热情开朗，熟读四大名著，文采极好，浪漫而温情，杨老师戏称他为“文疯子”。我们常常周末相伴，到渭河的芦苇荡和沙滩上漫步游逛，畅谈人生理想，还一起骑自行车，冒着细雨到终南山去赏山景、摘酸枣，其乐融融。有一次骑车路上，要不是他在我身后一声猛喝：“二黑，小心拖车！”我说不定会被后边的拖车挂倒在地。嘿，那时的我，情激昂，心高扬，天地如此舒畅。
一篇周记，点燃了生命中的一团火。那时的学生每周要写周记，也算是学习与思想的汇报吧。入学后不久，我有一篇周记，题目是《我的理想》。那天晚上，我思索了许久，写下了自己的立志之言：“每当夜深人静我还在学习读书的时候，每当看到英雄模范事迹的时候，我都要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要像保尔·柯察金说的那样，不因碌碌无为而懊悔，就要做一个对社会和人民有贡献的人，一个因自己的卓越表现而进入先进模范行列的人，如果能到北京立功受奖，那将是我终生的幸福，也是我为之奋斗的最大理想……”心之向往、情之所系、溢于言表。让我没想到的是，在班会上，杨老师拿出我的周记摘要宣读之后，高声讲道：“这样的志向、这样的理想该有多好！它的作者就是我们的班长——刘维隆！”啊，一股热血顿时充满全身，从来没有过的振奋和激动，让我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激励之中……
我更加积极地要求进步，一心要加入共青团。杨老师真心急切地想解决我的问题，多次找我谈话，开导鼓励我，特别是那个绕不过去的家庭认识问题，更是费了她不少的心。有时在她的家里谈话，杨老师的爱人林先生也过来劝导我，真是苦口婆心。怎奈我的脾性倔强，冥顽不化，只是抽象认识，不愿具体否定，且拿自己的父亲与国民党的张治中将军相比，而且他还是当年陕西上京受表彰的文教群英会的代表，我的理想也来自自己的父辈。这些现在觉得可笑的认知，在当时却显得是那么的真诚，老师没有把我当外人，我内心里已认为自己就是团组织的一分子。信任和鼓励已经使我化开心结，入团只是时间问题，我要从现在做起，在班集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们这个班，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真叫人留恋。在杨老师母爱式絮叨语言的督导下，全班向心力大为增强，灞河郊游中，大家都往她的身旁凑，假期能让老师派上个活儿高兴得不得了。班上各项活动样样走在前，下乡劳动专拣重活干。学校积肥，挑大粪，跟着清洁大队串巷走院，街坊大妈伸着拇指称赞。夜间民兵训练，振西喊着口令，全班人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跑在青年路寂静的街道上。校园内民兵比赛，跳沙坑、过障碍、爬大绳，班排长扶着一个个胆小的女生跨越。平日里，老牛课间的笛声把我们带入《红梅赞》《绣红旗》的诗意情境。体育课王大个儿的喊操声嘶哑而有力。同学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王安民迷上了钢琴和西洋小说，说了些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话，让我为他担心了许久。董小惠眼疾住院，全班同学一批又一批地去看。最大的高潮还是陈家琪要随父母转学华县，送别会上大家恋恋不舍，我把刚从部队姑父那儿搞到的毛主席语录送给他，同学们的纪念品和惜惜赠言更是不断，家琪从华县写回高二（1）班的信竟有30多页，情意绵绵地数遍了全班每一个同学。这是高二（1）班的鼎盛时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时一个好班的最高标准。
“文革”来临了，一切全乱了。1968年春季我已年满18岁，“文革”是我的成人礼。这时的杨老师离我们远了。“红卫兵运动”兴起，冲出校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真是一片恐怖。自此校内开始了更加惨烈的批斗运动，老师和一位女同学成为红卫兵的主斗对象。谁能想到，时分两段，判若云泥，在批判杨老师的会上，有人讲她包庇重用“黑五类”，走的是地富路线。我在前期已是惊弓之鸟，到此时更是岌岌可危，当时只能沉默自保。最怕的是红卫兵抄家摧残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可经不起那样的折腾呀，况且我已经被安排在“黑五类”排座上最黑（角）一处，只有等着审判的份儿了。
批斗迅速升级，戴高帽、挂黑板、扫厕所，更可恶的是那些人身侮辱的手法，剃阴阳头，匍匐在地，跳牛鬼蛇神舞。杨老师性格倔强，坚决不从，往往受到更多的折磨。我清楚地记得，一次高二（1）班自己的批斗会上，红卫兵将杨老师摁跪在板凳上，有人竟将拴着石头的钢丝条挂在了她的腿弯上，“哎哟”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声，冲击着所有在场同学的灵魂。还是那位思想“后进”的“少年维特”王安民走上前去，神色凝重地将石块钢丝取了下来，全场哑然无声，无人反对。那位女同学被指为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家庭，家被抄，人被打，脖子上被掐得一块块红印，第二天就被罚到了我的座位旁。阴暗、嫉妒、怨恨、残忍、狠毒，一切人性的恶都在革命的大旗和辞藻下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而且在不断地比赛和升级。
我们这个班本来1967年要毕业高考，却因为“文革”推迟到1968年，但高二（1）却定格在了那个年代，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中，几十年后大家相聚还是谈不完的高二（1）班。
我们又回到了杨老师的身边，经过那么巨大的摧残和折磨，她仍然还是那样的坚强乐观。这不禁使我想起她喜爱的那首歌，在一次班会上她还唱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顶。”更让人钦佩的是，她对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很少提起，反倒時常劝慰我们这些愤愤不平者。对她的学生人品好坏，她心里一清二楚，对那些整她打她的人却很少怨恨责备。也有人消失不见了，可能是出于某种羞愧难见的心性;也有人到她那儿去道歉，她都一一谅解不计前嫌。同学之间有的已是水火不容，终生不理，她遭了那么大的罪却如此宽宏大量，善待对方，这是什么原因？是心胸、是豁达、是气量，还有批判会上声讨她的那个母爱式教育——她把这些学生都看成了犯了错误的孩子，对孩子们她具有包容天地的博大胸怀。
记得那时要在学校大门内修建毛主席塑像——这是当时的一股风潮。我带着一帮同学挖地基、打土夯，凭着少时在建筑工地打夯师傅那儿学来的夯调，大热天里光着膀子领着夯歌，“嗨哟、嗨哟”地忙个不停。杨老师拿着毛巾送到我手边，并拉着我到她房间里去喝糖水，好生嘱咐别累坏了身子。要下乡了，她关切我的去向和冷暖。我们远离西安自己联系到南郑县的深山里插队，她的信件带着牵挂和鼓励，一直是我艰苦磨炼的动力。说实话，当我在汉江边和蒿坝河畔想家的时候，望着潺潺不断的流水，那里边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师。父母是血脉的亲情，老师是精神的激励，她知道我心中的理想，我知道她心中的瞩望。纵使前面的路再难再长，总有一双眼睛在望着自己，我会牢记誓言，在天地之间汲取用之不竭的力量。
由下乡到工厂，再到市县和省上，工作转换了五六处，每次回来我都要见见杨老师。她几次搬家，我几次寻找，岁月悠悠人易老，难泯当年师生情。在她那温馨的小屋里谈见闻，拉家常，说儿女，论短长，她总嫌我讲自己的事太少，“这些年都是咋走过来的，能不能细细地给我讲一讲”，这也使我萌发了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有机会写写自己的经历，也算是给她老人家的一个报偿。
2007年2月16日，大年二十九的中午，我们一帮同学在西安饭庄为杨老师庆贺80周岁生日，席间又与外地的陈家琪、宋怡等同学通了电话。杨老师十分兴奋，她还是那样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今年我过八十寿，明年要为你们过花甲，大家要越活越年轻。”她的声调和激励不禁使我想起了42年前那篇周记和理想，真是历历在目啊。当晚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一刻我是多么热血沸腾，是她点燃了我立志奋斗的理想之火，从那时到现在，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这个火种一直就没有熄灭过，我要感谢杨老师，感谢这个时代。”
少年立志不觉艰，
丹心火种非自燃;
幸得春风扑面来，
熊熊烈焰立胸间。
男儿自当多磨炼，
万水千山任登攀;
回首长思引路人，
难忘四十二年前。
转眼间8年过去了，我们都已过66岁，年年与老师相见，每次去看望，她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明年就是她的米寿之年了，我要深深地祝福杨老师健康长寿，就做那一棵永远挺立在山顶上的不老松。
谁承想，正在编印此文以备送杨老师米寿之礼时，忽闻杨老师离去的噩耗。情不能禁，抚稿痛哭，时不惜我，以文祭天，呜呼哀哉，悼我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