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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个刺杀李鸿章的日本浪人。我叫小山丰太郎，后来改名叫六之助。你叫我小山或者小六，都行。
枪击李鸿章那年，我二十七岁。少年时，我两度退学，时常流落街头，等拳头渐渐变硬，为一口饭一杯酒一夜情，自觉不自觉，竟沦为打手之流。我们有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称呼，叫“壮士”。
本壮士曾两次因斗殴而坐牢。
很多人问我，为何要刺杀李鸿章？傻不傻，这还用问吗？为了国家嘛。你想想，一旦日清两国和谈成功，大好的战争局面就会终止，我们征服东亚的强国大梦就会破灭……而阻止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干掉李鸿章。何况，此人是东亚豪杰，更是日本公敌，留着早晚是个祸害。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四日，我回到群马县老家，目的有两个，一是弄钱买枪，二是跟家人诀别。
买枪需要钱，行刺途中的餐宿，当然也需要钱。我的衣兜比脸干净，要筹措足够的费用，只有回家哄骗那个在县议会当议员的父亲。
六日夜间，我悄悄去了母亲的墓地。我跪在墓碑前面，流着眼泪告诉母亲，我很快就会来陪她，永远陪她。
我总共弄到三十三元钱，那时候一个工人三天才能挣到一元钱，三十三元不算少了。父亲怎么就信了我的谎言呢？
七日清晨，我告别家人踏上旅途。天色幽暗，雪花飞扬。
父亲站在家门口目送我的背影;两个年幼的弟弟少不更事，在家里嬉闹;继母在收拾早餐后的碗筷;正当芳龄的妹妹把我送出很远。我心中默念前辈刺客佐野竹之介的诗：“决然去国向天涯，生别又兼死别时。弟妹不知阿兄志，殷勤拽袖问归期。”念罢，眼泪哗哗流淌。
天色愈发幽暗，雪也下得越来越大。
妹妹说：哥，这种天气，不走不行吗？
我说：不行。
我在银座的照相馆买了一张李鸿章的照片。我得记住他的脸才行，这关系到大日本的国运，千万不能马虎。
我在横滨的“金丸铳炮店”买了一把“五连发上推式”手枪，外表像银圆一样闪亮。
刺杀事件发生后，一家报纸说，凶手用一把生锈的手枪开火……你说那个小破记者多么幼稚。
我去东京浅草花园的打靶店练习射击。我用玩具手枪练了三天。当我要求用真枪打靶的时候，打靶店的老板娘，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婦人吓得不行，用一连串尖叫把我赶出了大门。
我想去“芳原”一趟。我是快死的人，找个美女放松一下，死也死得甘心。我决定去“河内楼”。这是一家很出名的小店，女孩个个漂亮，价钱也算公道。我以前去过几次，有个来自江户的姑娘，叫溪美子的，哎呀，那个溪美子……
路上我突然想起，明治二十二年二月，西野文太郎刺杀文部大臣森有礼的前夜，就住在河内楼。同年十月，来岛恒喜刺杀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前夜，也曾登过此楼。我再前往，河内楼就会成为杀人犯的诀别之地……罢了罢了，别给人家心里添堵。
十二日，我从东京赶往广岛。去了才知道，日清和谈地点已经改到马关。搞什么名堂嘛，国家大事，弄得儿戏一般。
让我发愁的是，路费已经不多。
十九日，我离开广岛，步行去马关。我在路过的森林或峡谷中练习射击。我买了五十发子弹，途中练掉了四十五发，只保留枪膛里的五发。
我打死了一只鸟。我把鸟的脑袋给打飞了。我想，要是能把李鸿章的脑袋也打飞，那该多好。
没等走到马关，我就花光了所有路费。无奈之下，我把一身新衣典给当铺，买了一件破破烂烂的窄袖和服。两者的差价，能让我再吃几天饱饭。
和谈已经开始，李鸿章每天都从下榻的引接寺去春帆楼，与我大日本的栋梁之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商讨国事，下午四点左右再回到住处。整个马关都在议论李鸿章和清国官员，他们的行踪毫无秘密可言。他们穿着马戏团一样东缝西补的衣服，打着庙会上用的阳伞，样子很是古怪。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街道上观赏他们。
二十四日下午四点前，我赶到离引接寺不远的一个街道拐角，这里是我精心选择的行刺地点。我事先在厕所里检查了手枪。枪身、枪机、枪膛、子弹，都没问题。信心也没问题。
是日天色晴好，樱花欲开未开，为我的刺杀行动涂抹出一片浪漫色调。
我的身前拥挤着五六排看光景的人。站在最前面的，是警察和宪兵，按大约一米一人的密度排开，不断对人群大声呵斥。
我终于等来了李鸿章。他坐在一顶轿子里，上半身露在外面，目光炯炯，比照片上还要犀利。我心跳加速，奋力拨开人群，冲到轿子前面，左手按住轿杠，右手紧握手枪，瞄准他的脑袋，猛然扣动扳机……
枪响之后，我在心里嘀咕一句：“看谁再敢说我没出息！”
天不佑我！狗日的李鸿章仅仅是面部受伤。有人说，他遇刺后“立即以右手的长袖掩住伤口，并无震惊的神色”。我却狼狈不堪，我的脖子、手臂和身体，被一拥而上的警察和宪兵五花大绑，绑得几乎看不出衣服的颜色。
很多年后我还在后悔，他妈的怎么就开了一枪。
我做梦也没想到，砰的一声枪响，竟然在整个日本掀起一阵惊涛骇浪。日清两国无条件停战;减少清国战争赔款一亿两白银。舆论为之大哗。
我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刑我不在乎，我伤心的是，全国媒体都叫我“狂徒”，有的还骂我是“爱国贼”。
我委屈得大哭，哭了一场又一场，至今眼泪未干。
选自《百花园》
枪击李鸿章那年，我二十七岁。少年时，我两度退学，时常流落街头，等拳头渐渐变硬，为一口饭一杯酒一夜情，自觉不自觉，竟沦为打手之流。我们有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称呼，叫“壮士”。
本壮士曾两次因斗殴而坐牢。
很多人问我，为何要刺杀李鸿章？傻不傻，这还用问吗？为了国家嘛。你想想，一旦日清两国和谈成功，大好的战争局面就会终止，我们征服东亚的强国大梦就会破灭……而阻止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干掉李鸿章。何况，此人是东亚豪杰，更是日本公敌，留着早晚是个祸害。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四日，我回到群马县老家，目的有两个，一是弄钱买枪，二是跟家人诀别。
买枪需要钱，行刺途中的餐宿，当然也需要钱。我的衣兜比脸干净，要筹措足够的费用，只有回家哄骗那个在县议会当议员的父亲。
六日夜间，我悄悄去了母亲的墓地。我跪在墓碑前面，流着眼泪告诉母亲，我很快就会来陪她，永远陪她。
我总共弄到三十三元钱，那时候一个工人三天才能挣到一元钱，三十三元不算少了。父亲怎么就信了我的谎言呢？
七日清晨，我告别家人踏上旅途。天色幽暗，雪花飞扬。
父亲站在家门口目送我的背影;两个年幼的弟弟少不更事，在家里嬉闹;继母在收拾早餐后的碗筷;正当芳龄的妹妹把我送出很远。我心中默念前辈刺客佐野竹之介的诗：“决然去国向天涯，生别又兼死别时。弟妹不知阿兄志，殷勤拽袖问归期。”念罢，眼泪哗哗流淌。
天色愈发幽暗，雪也下得越来越大。
妹妹说：哥，这种天气，不走不行吗？
我说：不行。
我在银座的照相馆买了一张李鸿章的照片。我得记住他的脸才行，这关系到大日本的国运，千万不能马虎。
我在横滨的“金丸铳炮店”买了一把“五连发上推式”手枪，外表像银圆一样闪亮。
刺杀事件发生后，一家报纸说，凶手用一把生锈的手枪开火……你说那个小破记者多么幼稚。
我去东京浅草花园的打靶店练习射击。我用玩具手枪练了三天。当我要求用真枪打靶的时候，打靶店的老板娘，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婦人吓得不行，用一连串尖叫把我赶出了大门。
我想去“芳原”一趟。我是快死的人，找个美女放松一下，死也死得甘心。我决定去“河内楼”。这是一家很出名的小店，女孩个个漂亮，价钱也算公道。我以前去过几次，有个来自江户的姑娘，叫溪美子的，哎呀，那个溪美子……
路上我突然想起，明治二十二年二月，西野文太郎刺杀文部大臣森有礼的前夜，就住在河内楼。同年十月，来岛恒喜刺杀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前夜，也曾登过此楼。我再前往，河内楼就会成为杀人犯的诀别之地……罢了罢了，别给人家心里添堵。
十二日，我从东京赶往广岛。去了才知道，日清和谈地点已经改到马关。搞什么名堂嘛，国家大事，弄得儿戏一般。
让我发愁的是，路费已经不多。
十九日，我离开广岛，步行去马关。我在路过的森林或峡谷中练习射击。我买了五十发子弹，途中练掉了四十五发，只保留枪膛里的五发。
我打死了一只鸟。我把鸟的脑袋给打飞了。我想，要是能把李鸿章的脑袋也打飞，那该多好。
没等走到马关，我就花光了所有路费。无奈之下，我把一身新衣典给当铺，买了一件破破烂烂的窄袖和服。两者的差价，能让我再吃几天饱饭。
和谈已经开始，李鸿章每天都从下榻的引接寺去春帆楼，与我大日本的栋梁之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商讨国事，下午四点左右再回到住处。整个马关都在议论李鸿章和清国官员，他们的行踪毫无秘密可言。他们穿着马戏团一样东缝西补的衣服，打着庙会上用的阳伞，样子很是古怪。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街道上观赏他们。
二十四日下午四点前，我赶到离引接寺不远的一个街道拐角，这里是我精心选择的行刺地点。我事先在厕所里检查了手枪。枪身、枪机、枪膛、子弹，都没问题。信心也没问题。
是日天色晴好，樱花欲开未开，为我的刺杀行动涂抹出一片浪漫色调。
我的身前拥挤着五六排看光景的人。站在最前面的，是警察和宪兵，按大约一米一人的密度排开，不断对人群大声呵斥。
我终于等来了李鸿章。他坐在一顶轿子里，上半身露在外面，目光炯炯，比照片上还要犀利。我心跳加速，奋力拨开人群，冲到轿子前面，左手按住轿杠，右手紧握手枪，瞄准他的脑袋，猛然扣动扳机……
枪响之后，我在心里嘀咕一句：“看谁再敢说我没出息！”
天不佑我！狗日的李鸿章仅仅是面部受伤。有人说，他遇刺后“立即以右手的长袖掩住伤口，并无震惊的神色”。我却狼狈不堪，我的脖子、手臂和身体，被一拥而上的警察和宪兵五花大绑，绑得几乎看不出衣服的颜色。
很多年后我还在后悔，他妈的怎么就开了一枪。
我做梦也没想到，砰的一声枪响，竟然在整个日本掀起一阵惊涛骇浪。日清两国无条件停战;减少清国战争赔款一亿两白银。舆论为之大哗。
我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刑我不在乎，我伤心的是，全国媒体都叫我“狂徒”，有的还骂我是“爱国贼”。
我委屈得大哭，哭了一场又一场，至今眼泪未干。
选自《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