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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取得了抗击新冠病毒的重大胜利。这场病毒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大。抗“疫”斗争不仅是人与病毒的斗争，而且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我们战“疫”的强大思想武器。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指导抗“疫”斗争，能够使我们正确认识疫情，掌握规律，正确应对疫情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掌握抗“疫”的主动权，取得抗“疫”的胜利。
新冠病毒是物质的存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物质组成的。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种微生物也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物质。恩格斯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解体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毫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最低级的生物，只不过是简单的蛋白质小块，可是它们已经表现了生命的一切本质的现象。”（恩格斯《反杜林论》1974年79页）
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很早以前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们思想的愚昧，病毒和疫情被说成是“神灵的显现”，是“上帝对人的惩罚”，甚至是“世界末日的到来”。疫情与神学迷信沆瀣一气。
从1347年至1352年，瘟疫从中亚传播到中东，然后又陆续侵袭了北非和欧洲，几乎主要的欧洲城市都遭受到瘟疫的袭击。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劫难，不仅使社会经济生活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而且在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黑死病”使欧洲人相信，所谓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于是，赎罪情结触发了鞭刑运动，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卷入自我鞭挞和自我戕害的行列，成群结队的半裸男女互相鞭笞，以此“谢罪”。还有人认为，是“女巫勾结魔鬼对牲畜施法而引起的瘟疫”，这种看法导致了欧洲一些地区的虐杀“女巫”浪潮，大批被认为是“女巫”的人被施以酷刑，甚至被烧死。这些迷信认识不仅削弱甚至使人们丧失对疫情斗争的信心，而且又带来更大的恐慌和危害。
在以唯心主义为指导的西方社会中，一些人认为，对新冠病毒没有认识或者看不到，新冠病毒就等于不存在。这种“看不到、不认识就等于不存在”的做法实质上是掩耳盗铃，只能错失战机。
无論人类还是包括病毒在内的微生物都来自自然界，都是蛋白体组成的物质。新冠病毒尽管只有一根头发的万分之一大小，但仍然是作为物质而存在的，并不是“上帝”和“神”对人类的惩罚。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澄清对新冠病毒的各种迷信说法，能够进一步坚定人们战胜病毒的信心和决心，用科学战胜迷信，战胜病毒。
用“变”应变，不断认识未知世界
新冠病毒既然是物质和微生物，它是运动和变化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一切都是运动和变化的。新冠病毒作为一种微生物不会一成不变，也会不断发展变化。实践证明，无论是SARS、埃博拉还是新冠病毒，它们都会变化和变异。我们只有掌握规律，不断调整斗争手段和策略，用科学手段紧紧跟踪病毒新变化，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新情况、新问题，才能掌握抗“疫”的主动权。
在这场抗“疫”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为什么出现一些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一些患者治愈后复查却又呈现“阳性”？为什么除了“阴性”和“阳性”之外？还有“弱阳性”？为什么有个别患者肺部已严重纤维化，然而检测却又成“阴性”？诸如此类的特殊情况应如何看待？对这些人群如何界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在千变万化的过程中相互联系的，而且会呈现复杂情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不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
恩格斯还此文中举例说明：“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人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相互渗透的。”
既“对立”又“相互渗透”，这说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矛盾的特殊性、变化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此事物和彼事物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如同生命体在生长的同时就孕育着死亡。千变万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正是新冠病毒的特性，它必然带来一些复杂的、特殊的新情况。因此对这类人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界定，按照“是”或“不是”来分析判断，在“是”与“不是”之间存在着模糊的“中间地带”和“很大的变数”。当人自身的抵抗力减弱时，无症状就会成为有症状，而当抵抗力不断增强将病毒消灭时，无症状将会痊愈。形而上学僵化的观点容易使我们的思维固化，如果用一个“公式”来“套”复杂的事物，就会得出不确切的结论。这告诉我们，“是”与“不是”是随时变化的过程，今天“是”，明天就会“不是”;今天“不是”，明天就可能“是”。我们应居安思危，不能掉以轻心，要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同时要立足防患于未然，以防止这类人群的传播。
就目前看，病毒的溯源、发展和变异规律我们并未完全掌握。这充分说明人类对疫情的认识也同对许多未知问题的认识一样，需要不断探索研究，才能认识未知世界，不可能一蹴而就。马克思曾指出：“如果现象和内容都能合二为一，那么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是被双重的困难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说，它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进的进步过程中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1975年版212页）科学是揭开未知之谜的钥匙，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科学的实践无止境，科学的探索也无止境，没有一劳永逸。在治疗新冠肺炎中，国家卫健委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曾先后发布7版诊断和治疗方案。正如毛泽东所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未知世界永远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用科学手段才能揭示未知世界之谜，探索和揭示未知世界，我们永远在路上。 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万事万物都有生长、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疫情也是这样，有发生、蔓延、暴发就有衰退和消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全力以赴科学防治，就一定能战胜疫情。
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指导抗“疫”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任何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列宁指出：“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列宁《论尤尼乌斯小册子》（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850页）
抗“疫”充满了对立统一。
首先，人与微生物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作为生命体，它们同属于自然界，既相互依存于自然界，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对立和残杀。人类是伟大的，曾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使这个星球每时每刻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的创造开创了世界历史，开创了人的历史。从九天揽月到五洋捉鳖、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人类的伟大创造使一个个梦想成为现实。然而人类又是脆弱的，这场新冠肺炎病毒袭击了整个世界，小小的微生物把整个地球搅得不得安宁，也让人的生命变得十分脆弱。病毒如同无形的杀手，潜伏在我们的周围，扼杀生命，掠夺财产，毁坏着人类家园。微生物与人类如影随形，疫情伴随着人类，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历史就是与各种疫情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从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既论述人来源于自然，生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每一毛发、血肉、骨骼都属于自然界。”因此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分析了自然界对人的危害，尤其自然界被掠夺和破坏又必然造成对人类的报复，如自然环境恶化、生态破坏、事故增多、疾病流行，这些都使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和控制。因此人类调控协调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自身获得解放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438页）人类只有从自然界的束缚和危害下解放出来，摆脱自然力的支配，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这样才能使人类越来越成为自己的社會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
病毒与免疫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类在同病毒斗争中利用接种疫苗预防病毒。天花曾是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在18世纪的欧洲，每年因天花夺走40万人的生命。正是在同天花的斗争中人们发明了牛痘，广泛接种天花疫苗，最终战胜了这一传染病。微小的感染与人体健康是对立的，但是通过接种疫苗以微小的感染提高自身免疫力，从而达到预防之目的，从“对立”又走向了“统一”。
正确认识人类与病毒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可以面对疫情不惊慌失措、谈“疫”色变，甚至借助迷信去驱邪，从而清醒而从容地应对病毒斗争。
对立统一的规律也体现在抗“疫”工作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中，我们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处理好“封”与“放”、“静”与“动”、抗“疫”与复工复产、预防与抗“疫”等各种关系。
当前的抗“疫”不单纯是人与病毒的斗争，不仅涉及到人与自然，而且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各个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抗“疫”始终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社会的交往是疫情传播的途径，因此阻断交往是防止疫情扩散的重要手段。因此，疫情刚暴发，我们就迅速做出武汉封城决定，严格限制和减少人员的往来，切断病情传播途径。但同时，抗击疫情也必须要有物质保障，而这些又离不开人的交往和劳动。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就会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41页）因此疫情基本控制后，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既要尽快复工复产，增强抗“疫”的物质力量和后勤保障，又要阻击疫情扩散。在抗“疫”中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实行差异化管理，不搞“一刀切”，该封则封，该复工则复工，从而防止一“封”就死，一放则乱。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发展就是互相对立方面的斗争，发展的过程就是事物内部矛盾暴露和解决的过程。”对立统一规律指导我们在抗“疫”中不断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争取新胜利。
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随着新航道的开辟，大工业的发展，人们交往的增多，历史正向世界历史转变。如今的世界各国，已经不是封闭的城堡，也不是孤零零的岛屿，随着交通信息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世界已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地球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早已不复存在。当今世界都处在一个大的生物链中，人类居住的地球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在疫情面前，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人民共同感受到，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对人类共同的命运，要肩负起共同的责任。
疫情无国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交往的便利，新型冠状肺炎在短短时间跨越千山万水，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种族等鸿沟，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国只有携起手来共同抗“疫”，才能凝聚各方力量，筑起保护人类安全的屏障，各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在共同灾难面前只能共同对敌。
科学无国界。世界各国的抗“疫”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共享信息、共享经验，共同享用人类文明的成果，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责任无国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各国都面临共同的选择：要么团结起来战胜病毒，共同胜利;要么互相攻击一起失败，在疫情面前人类只有一条出路：合作抗“疫”，团结取胜。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其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截至5月下旬，中国已向将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向24个有紧急需求的国家派遣了26支医疗专家组，为170多个国家举办了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生产紧缺的医疗物资和设备。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紧急人道行动，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在这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赞扬。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无论人们对社会还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否正确，都要用实践检验。突如其来的这场疫情向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病毒从何而来？传播规律是什么？如何有效地阻止传播，救治患者，战胜疫情？显然，无论是对病毒溯源，还是病毒传播规律的探索，还是治疗效果检验，都应以实践检验为标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病毒溯源是严谨的科学问题、严肃的专业问题，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才能确定。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意散布“武汉病毒论”“中国病毒论”，把世界病毒的源头归咎于武汉，而且还说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所致，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攻击和污蔑。显然这是将疫情政治化，而且是对事实的歪曲。只要懂得科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先报告者不一定就是病毒的发源地，尽管病毒在武汉集中暴发，但不能认定武汉就是病毒的发源地。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强调，关于任何疾病的来源，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6月26日发布公告称，该校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2019年3月采集的巴塞罗那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研究人员已在今年1月15日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存在，而西班牙本土直到今年2月25日才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这说明在武汉新冠病毒发现之前，新冠病毒已经存在。
自从特朗普散布“中国病毒”以来，已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发出警示，国际社会最大的敌人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导致人们对立的污名化;面对当前严峻形势，利用疫情进行政治攻击如同玩火，“请将疫情与政治隔离”。16名国际卫生法学家日前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问指出：基于恐惧、谣传、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做法，无法将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不应被政治化，新冠病毒究竟源自何处还有待科学考证。”英国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社论中写道：“执意将一种病毒及其所致疾病与某个地方关联在一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需要立即停止。”
病毒溯源要靠实践检验，病毒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治疗效果和抗“疫”对策也需要实践检验。2003年，当非典型肺炎肆虐时，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究竟是什么，当时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论。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切片里发现了衣原体颗粒图像，当时医学界和公众听到最多的说法就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可能是衣原体，然而问题在于衣原体是一种在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如果由衣原体引起肺炎，用抗生素就非常有效，可是临床证明足够剂量的抗生素居然无效。广州医科大学的教授钟南山认为，从两名死者身上发现的衣原体并不能说明衣原体就是导致这两名死者死亡的唯一原因，更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就是唯一的病原。同时根据以往经验，衣原体感染患者都有上呼吸道炎症，而钟南山亲自观察病人的口腔，发现所有病例均无上呼吸道感染。为了求根溯源，2月上旬钟南山牵头广州地区有关专家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共同合作，成立课题小组，3月18日分离出冠状病毒。3月25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不久世界卫生组织的多个实验室也陆续找到冠状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努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因此得出新的结论，非典型肺炎的病因不是衣原体，从而为治疗提供了决策的依据，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钟南山曾感慨地说：“我只能尊重科学，让实践说了算。”
在抗“疫”中，病毒的一些规律也是从实践中发现并被实践证明的，如“人传人”不是推测而是被实践证明的，由此提出的保持社交距离、防止集聚感染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在临床实践中，医务工作者实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是有效的。人民群众创造的联防联控机制经过实践证明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和医务工作者在抗“疫”中所创造的许多经验也都被实践证明。实践和创造紧密相连，我们在抗“疫”工作中要坚持实践的标准，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尊重亿万人民的创造，摒弃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拍脑门决策、凭想当然办事，树立实践权威，用科学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夺取抗“疫”的新胜利。
坚持人民立场，一切为了人民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湖北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力量向湖北、向武汉集结，资源向湖北、向武汉汇集。
自1月24日除夕至3月8日，全国共调集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从全国调集4万名建设者和几千台机械设备，仅用10天建成有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仅用12天建成有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短短10多天建成16座方舱医院。医疗费用由国家全部负担，截至5月31日，全国各级财政安排抗“疫”防疫资金达到1624亿。在救治中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千方百计抢救患者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死亡率。尤其对重危病人不言弃、不放弃，不惜代价。一个重病者就是一个攻关课题，就是一个团队，就是一场生命的接力赛。人民生命至上的理念使我们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双肺移植的老人患者站了起来，昏迷20多天的患者痊愈，刚出生的婴儿获得新生，百岁老人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一切为抗“疫”让路，一切为了人民生命。习近平6月2日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指出：“在这一次疫病流行的时候，我们毅然地，为了防控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按下了暫停键，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必须把它保住，我们办事情一切都从这个原则出发。”
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和胜利，再次彰显了我们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再次表明了我们党与人民同甘共苦、血肉相连，再次表明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正是为了人民的坚定信念，使我们党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赢得了人心民心，从而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疫情是一面镜子，它考验的不仅是科技、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而且考验的更是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立场。
与中国政府在抗“疫”中坚持人民至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抗“疫”中的种族歧视。黑人历来贫穷，他们没有太多的资本积累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也得不到公平救治，因而死亡率远远高于白人。越来越多的黑人失业，在新冠肺炎和失业的双重打击之下，他们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在疫情期间发生的“白人警察跪杀黑人事件”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导致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示威游行，社会矛盾进一步被激化。“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遭受疫情肆虐的美国又一句热词。
最近，网上流传马克思的一段话，“当人类世界出现瘟疫大流行的时候，资本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这段话没有找到出处，然而有据可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把传染病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常用“瘟疫”“传染病”“伤寒”“肺结核”“黑死病”和“瘰疬”等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民的危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工人是以摧残生命的方式维持生命的存在”“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等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这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疫情是场“大考”，首先考验的是社会制度。在疫情面前，人民性成为检验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立场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在防疫中创造了中国经验，激发了中国智慧，显示了中国力量，也必将指引我们取得抗“疫”的决定性胜利。
新冠病毒是物质的存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物质组成的。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种微生物也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物质。恩格斯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解体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毫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最低级的生物，只不过是简单的蛋白质小块，可是它们已经表现了生命的一切本质的现象。”（恩格斯《反杜林论》1974年79页）
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很早以前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们思想的愚昧，病毒和疫情被说成是“神灵的显现”，是“上帝对人的惩罚”，甚至是“世界末日的到来”。疫情与神学迷信沆瀣一气。
从1347年至1352年，瘟疫从中亚传播到中东，然后又陆续侵袭了北非和欧洲，几乎主要的欧洲城市都遭受到瘟疫的袭击。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劫难，不仅使社会经济生活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而且在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黑死病”使欧洲人相信，所谓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于是，赎罪情结触发了鞭刑运动，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卷入自我鞭挞和自我戕害的行列，成群结队的半裸男女互相鞭笞，以此“谢罪”。还有人认为，是“女巫勾结魔鬼对牲畜施法而引起的瘟疫”，这种看法导致了欧洲一些地区的虐杀“女巫”浪潮，大批被认为是“女巫”的人被施以酷刑，甚至被烧死。这些迷信认识不仅削弱甚至使人们丧失对疫情斗争的信心，而且又带来更大的恐慌和危害。
在以唯心主义为指导的西方社会中，一些人认为，对新冠病毒没有认识或者看不到，新冠病毒就等于不存在。这种“看不到、不认识就等于不存在”的做法实质上是掩耳盗铃，只能错失战机。
无論人类还是包括病毒在内的微生物都来自自然界，都是蛋白体组成的物质。新冠病毒尽管只有一根头发的万分之一大小，但仍然是作为物质而存在的，并不是“上帝”和“神”对人类的惩罚。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澄清对新冠病毒的各种迷信说法，能够进一步坚定人们战胜病毒的信心和决心，用科学战胜迷信，战胜病毒。
用“变”应变，不断认识未知世界
新冠病毒既然是物质和微生物，它是运动和变化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一切都是运动和变化的。新冠病毒作为一种微生物不会一成不变，也会不断发展变化。实践证明，无论是SARS、埃博拉还是新冠病毒，它们都会变化和变异。我们只有掌握规律，不断调整斗争手段和策略，用科学手段紧紧跟踪病毒新变化，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新情况、新问题，才能掌握抗“疫”的主动权。
在这场抗“疫”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为什么出现一些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一些患者治愈后复查却又呈现“阳性”？为什么除了“阴性”和“阳性”之外？还有“弱阳性”？为什么有个别患者肺部已严重纤维化，然而检测却又成“阴性”？诸如此类的特殊情况应如何看待？对这些人群如何界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在千变万化的过程中相互联系的，而且会呈现复杂情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不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
恩格斯还此文中举例说明：“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人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相互渗透的。”
既“对立”又“相互渗透”，这说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矛盾的特殊性、变化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此事物和彼事物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如同生命体在生长的同时就孕育着死亡。千变万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正是新冠病毒的特性，它必然带来一些复杂的、特殊的新情况。因此对这类人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界定，按照“是”或“不是”来分析判断，在“是”与“不是”之间存在着模糊的“中间地带”和“很大的变数”。当人自身的抵抗力减弱时，无症状就会成为有症状，而当抵抗力不断增强将病毒消灭时，无症状将会痊愈。形而上学僵化的观点容易使我们的思维固化，如果用一个“公式”来“套”复杂的事物，就会得出不确切的结论。这告诉我们，“是”与“不是”是随时变化的过程，今天“是”，明天就会“不是”;今天“不是”，明天就可能“是”。我们应居安思危，不能掉以轻心，要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同时要立足防患于未然，以防止这类人群的传播。
就目前看，病毒的溯源、发展和变异规律我们并未完全掌握。这充分说明人类对疫情的认识也同对许多未知问题的认识一样，需要不断探索研究，才能认识未知世界，不可能一蹴而就。马克思曾指出：“如果现象和内容都能合二为一，那么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是被双重的困难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说，它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进的进步过程中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1975年版212页）科学是揭开未知之谜的钥匙，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科学的实践无止境，科学的探索也无止境，没有一劳永逸。在治疗新冠肺炎中，国家卫健委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曾先后发布7版诊断和治疗方案。正如毛泽东所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未知世界永远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用科学手段才能揭示未知世界之谜，探索和揭示未知世界，我们永远在路上。 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万事万物都有生长、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疫情也是这样，有发生、蔓延、暴发就有衰退和消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全力以赴科学防治，就一定能战胜疫情。
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指导抗“疫”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任何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列宁指出：“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列宁《论尤尼乌斯小册子》（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850页）
抗“疫”充满了对立统一。
首先，人与微生物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作为生命体，它们同属于自然界，既相互依存于自然界，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对立和残杀。人类是伟大的，曾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使这个星球每时每刻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的创造开创了世界历史，开创了人的历史。从九天揽月到五洋捉鳖、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人类的伟大创造使一个个梦想成为现实。然而人类又是脆弱的，这场新冠肺炎病毒袭击了整个世界，小小的微生物把整个地球搅得不得安宁，也让人的生命变得十分脆弱。病毒如同无形的杀手，潜伏在我们的周围，扼杀生命，掠夺财产，毁坏着人类家园。微生物与人类如影随形，疫情伴随着人类，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历史就是与各种疫情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从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既论述人来源于自然，生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每一毛发、血肉、骨骼都属于自然界。”因此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分析了自然界对人的危害，尤其自然界被掠夺和破坏又必然造成对人类的报复，如自然环境恶化、生态破坏、事故增多、疾病流行，这些都使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和控制。因此人类调控协调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自身获得解放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438页）人类只有从自然界的束缚和危害下解放出来，摆脱自然力的支配，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这样才能使人类越来越成为自己的社會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
病毒与免疫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类在同病毒斗争中利用接种疫苗预防病毒。天花曾是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在18世纪的欧洲，每年因天花夺走40万人的生命。正是在同天花的斗争中人们发明了牛痘，广泛接种天花疫苗，最终战胜了这一传染病。微小的感染与人体健康是对立的，但是通过接种疫苗以微小的感染提高自身免疫力，从而达到预防之目的，从“对立”又走向了“统一”。
正确认识人类与病毒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可以面对疫情不惊慌失措、谈“疫”色变，甚至借助迷信去驱邪，从而清醒而从容地应对病毒斗争。
对立统一的规律也体现在抗“疫”工作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中，我们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处理好“封”与“放”、“静”与“动”、抗“疫”与复工复产、预防与抗“疫”等各种关系。
当前的抗“疫”不单纯是人与病毒的斗争，不仅涉及到人与自然，而且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各个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抗“疫”始终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社会的交往是疫情传播的途径，因此阻断交往是防止疫情扩散的重要手段。因此，疫情刚暴发，我们就迅速做出武汉封城决定，严格限制和减少人员的往来，切断病情传播途径。但同时，抗击疫情也必须要有物质保障，而这些又离不开人的交往和劳动。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就会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41页）因此疫情基本控制后，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既要尽快复工复产，增强抗“疫”的物质力量和后勤保障，又要阻击疫情扩散。在抗“疫”中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实行差异化管理，不搞“一刀切”，该封则封，该复工则复工，从而防止一“封”就死，一放则乱。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发展就是互相对立方面的斗争，发展的过程就是事物内部矛盾暴露和解决的过程。”对立统一规律指导我们在抗“疫”中不断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争取新胜利。
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随着新航道的开辟，大工业的发展，人们交往的增多，历史正向世界历史转变。如今的世界各国，已经不是封闭的城堡，也不是孤零零的岛屿，随着交通信息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世界已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地球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早已不复存在。当今世界都处在一个大的生物链中，人类居住的地球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在疫情面前，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人民共同感受到，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对人类共同的命运，要肩负起共同的责任。
疫情无国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交往的便利，新型冠状肺炎在短短时间跨越千山万水，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种族等鸿沟，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国只有携起手来共同抗“疫”，才能凝聚各方力量，筑起保护人类安全的屏障，各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在共同灾难面前只能共同对敌。
科学无国界。世界各国的抗“疫”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共享信息、共享经验，共同享用人类文明的成果，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责任无国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各国都面临共同的选择：要么团结起来战胜病毒，共同胜利;要么互相攻击一起失败，在疫情面前人类只有一条出路：合作抗“疫”，团结取胜。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其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截至5月下旬，中国已向将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向24个有紧急需求的国家派遣了26支医疗专家组，为170多个国家举办了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生产紧缺的医疗物资和设备。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紧急人道行动，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在这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赞扬。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无论人们对社会还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否正确，都要用实践检验。突如其来的这场疫情向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病毒从何而来？传播规律是什么？如何有效地阻止传播，救治患者，战胜疫情？显然，无论是对病毒溯源，还是病毒传播规律的探索，还是治疗效果检验，都应以实践检验为标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病毒溯源是严谨的科学问题、严肃的专业问题，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才能确定。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意散布“武汉病毒论”“中国病毒论”，把世界病毒的源头归咎于武汉，而且还说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所致，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攻击和污蔑。显然这是将疫情政治化，而且是对事实的歪曲。只要懂得科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先报告者不一定就是病毒的发源地，尽管病毒在武汉集中暴发，但不能认定武汉就是病毒的发源地。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强调，关于任何疾病的来源，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6月26日发布公告称，该校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2019年3月采集的巴塞罗那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研究人员已在今年1月15日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存在，而西班牙本土直到今年2月25日才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这说明在武汉新冠病毒发现之前，新冠病毒已经存在。
自从特朗普散布“中国病毒”以来，已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发出警示，国际社会最大的敌人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导致人们对立的污名化;面对当前严峻形势，利用疫情进行政治攻击如同玩火，“请将疫情与政治隔离”。16名国际卫生法学家日前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问指出：基于恐惧、谣传、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做法，无法将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不应被政治化，新冠病毒究竟源自何处还有待科学考证。”英国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社论中写道：“执意将一种病毒及其所致疾病与某个地方关联在一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需要立即停止。”
病毒溯源要靠实践检验，病毒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治疗效果和抗“疫”对策也需要实践检验。2003年，当非典型肺炎肆虐时，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究竟是什么，当时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论。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切片里发现了衣原体颗粒图像，当时医学界和公众听到最多的说法就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可能是衣原体，然而问题在于衣原体是一种在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如果由衣原体引起肺炎，用抗生素就非常有效，可是临床证明足够剂量的抗生素居然无效。广州医科大学的教授钟南山认为，从两名死者身上发现的衣原体并不能说明衣原体就是导致这两名死者死亡的唯一原因，更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就是唯一的病原。同时根据以往经验，衣原体感染患者都有上呼吸道炎症，而钟南山亲自观察病人的口腔，发现所有病例均无上呼吸道感染。为了求根溯源，2月上旬钟南山牵头广州地区有关专家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共同合作，成立课题小组，3月18日分离出冠状病毒。3月25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不久世界卫生组织的多个实验室也陆续找到冠状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努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因此得出新的结论，非典型肺炎的病因不是衣原体，从而为治疗提供了决策的依据，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钟南山曾感慨地说：“我只能尊重科学，让实践说了算。”
在抗“疫”中，病毒的一些规律也是从实践中发现并被实践证明的，如“人传人”不是推测而是被实践证明的，由此提出的保持社交距离、防止集聚感染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在临床实践中，医务工作者实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是有效的。人民群众创造的联防联控机制经过实践证明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和医务工作者在抗“疫”中所创造的许多经验也都被实践证明。实践和创造紧密相连，我们在抗“疫”工作中要坚持实践的标准，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尊重亿万人民的创造，摒弃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拍脑门决策、凭想当然办事，树立实践权威，用科学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夺取抗“疫”的新胜利。
坚持人民立场，一切为了人民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湖北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力量向湖北、向武汉集结，资源向湖北、向武汉汇集。
自1月24日除夕至3月8日，全国共调集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从全国调集4万名建设者和几千台机械设备，仅用10天建成有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仅用12天建成有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短短10多天建成16座方舱医院。医疗费用由国家全部负担，截至5月31日，全国各级财政安排抗“疫”防疫资金达到1624亿。在救治中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千方百计抢救患者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死亡率。尤其对重危病人不言弃、不放弃，不惜代价。一个重病者就是一个攻关课题，就是一个团队，就是一场生命的接力赛。人民生命至上的理念使我们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双肺移植的老人患者站了起来，昏迷20多天的患者痊愈，刚出生的婴儿获得新生，百岁老人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一切为抗“疫”让路，一切为了人民生命。习近平6月2日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指出：“在这一次疫病流行的时候，我们毅然地，为了防控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按下了暫停键，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必须把它保住，我们办事情一切都从这个原则出发。”
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和胜利，再次彰显了我们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再次表明了我们党与人民同甘共苦、血肉相连，再次表明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正是为了人民的坚定信念，使我们党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赢得了人心民心，从而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疫情是一面镜子，它考验的不仅是科技、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而且考验的更是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立场。
与中国政府在抗“疫”中坚持人民至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抗“疫”中的种族歧视。黑人历来贫穷，他们没有太多的资本积累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也得不到公平救治，因而死亡率远远高于白人。越来越多的黑人失业，在新冠肺炎和失业的双重打击之下，他们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在疫情期间发生的“白人警察跪杀黑人事件”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导致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示威游行，社会矛盾进一步被激化。“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遭受疫情肆虐的美国又一句热词。
最近，网上流传马克思的一段话，“当人类世界出现瘟疫大流行的时候，资本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这段话没有找到出处，然而有据可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把传染病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常用“瘟疫”“传染病”“伤寒”“肺结核”“黑死病”和“瘰疬”等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民的危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工人是以摧残生命的方式维持生命的存在”“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等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这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疫情是场“大考”，首先考验的是社会制度。在疫情面前，人民性成为检验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立场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在防疫中创造了中国经验，激发了中国智慧，显示了中国力量，也必将指引我们取得抗“疫”的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