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政治运动很多，对于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是“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中有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大家起先还不知道“右派分子”是什么分子，以为不过是思想偏右而已。有些单位“右派分子”名额不够，为了把谁补充进名单争论不休，个别好心同志还自告奋勇，劝大家不要争了，“就算我是‘右派分子’吧”。直到有一天《人民日报》宣布“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把“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捆到一起，成了“地富反坏右”，人们才大吃一惊。
　　我侥幸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反右”运动后还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批判，贴大字报，这个我挨上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从十几岁就跟党走的，却被说成是“同路人”，康生还说“同路人”更危险。因此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弄到每天以酒消愁，下班就到大世界附近的王宝和喝酒，但不敢多喝，怕回家家人问怎么回事。久而久之，我得出结论，黄酒四两、白酒半两我不会醉。
　　知识分子这种苦恼心情，上面看到了，1960年6月到7月间，上海政协开了个“神仙会”，请受过冲击的同志参加。我有幸被邀，当过半个多月的“神仙”。
　　“神仙会”分成好多个组，我属新闻出版组。召集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顾用中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何公超。这一组有十多人，可惜我只记得有徐铸成、杨荫深和《新民晚报》一位记者兼写连载章回小说的作家。
　　大会一开始，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做报告，希望众“神仙”畅所欲言，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大会还供应美食，晚上请大家看戏，气氛非常祥和。不过众“神仙”都是“老运动员”了，一上来总是自我检查，说自己思想改造得不好，这些老话在运动中说了又说，出口就是一套套。我也说如今大家当了“神仙”，大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各人的思想改造好方法介绍给大家，共同前进。好在气氛很好，大家都是真心爱党，要好好贡献力量的，渐渐也越谈越有劲，谈以后的工作打算，心情确实越来越舒畅。
　　反正“神仙会”开过以后，我又重新做我的翻译工作，还创作起儿童诗来。可惜的是，没过几年运动又开始了，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