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一条弓头鲸穿过白令海向北游去。
　　和同类一样，它喜欢待在冰线附近。此时白昼渐长，冰线缓缓推进至白令海峡，于是，它追逐着冰线而栖。
　　这条弓头鲸正游向一个食物充沛的季节。它喜爱的小甲壳类食物—磷虾，正因为浮游植物的快速繁殖而日渐肥美。它下巴上的胡须将美食从海水中筛选出来，以维系自己硕大的身躯的需要：一条长18.3米、重80吨的鲸鱼。
　　不断北移的冰线，将这条弓头鲸带到了白令海域的一块美国属地—圣劳伦斯岛附近，岛西北侧的甘伯尔，有个名叫尤皮克的村子，那里距离俄罗斯海岸不到65公里。它于当年4月17日游经那里的时候，海边低矮的山丘上，白雪还覆盖着砾石。它透出水面呼气，那里的几位姑娘发现了它。在甘伯尔的每个人，都熟知弓头鲸呼气时在水面上喷洒的V形水花，都熟知它们潜入海水时拱起的黑色背脊，因为他们以此为生。
　　弓头鲸死去，那里的人们才得以生存，这条古老的法则维系着白令海峡的人类社群，延续着尤皮克的地方文化。于是，姑娘們将消息告诉了甘伯尔的捕猎队。
　　几小时后，这条弓头鲸在鱼叉的致命一击下，安然死去。此时，它大约200岁。然而，白令海峡的人类捕鲸史，大约比它的寿命长十倍。人类捕杀弓头鲸，一直以来都是这两个物种之间关系的常态，但是这条鲸鱼在它生命中的两百年间，所经历的与它的祖辈都不太一样，它见证的是人类对鲸鱼种群的大规模杀戮：先是美国的商业捕鲸者，后是苏联的捕鲸船。
　　这条弓头鲸的生命历程，承载着一系列的疑问：捕杀鲸鱼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对鲸鱼种群意味着什么？为生存需要而杀戮一个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物种，秉承的是一种怎样的伦理逻辑？

捕猎，首先要做好人

　　北极地区极度寒冷，无法进行农业耕作，富含脂肪的弓头鲸让高纬度的人类社群，得以放弃游牧生产方式，选择定居生活。

　　捕猎弓头鲸，具有世界历史层面的意义。1000年以前，一个叫作“图勒”的文明，凭借其卓越的捕鲸工具（船只、鱼叉）和技能，在北极地区逐渐壮大。19世纪，在图勒文明分裂的几百年之后，尤皮克人、伊涅皮亚特人，以及北极地区的其他人类族群，依然沿用图勒文明时期的捕鲸船。

　　他们不做饭、不生火，因为弓头鲸会嗅到气味。

　　尤皮克人和伊涅皮亚特人，在鲸鱼迁徙季节到来之前，制造和修理他们的海象皮船只（这种船只每次可以带6～8个人出海）;检查他们的鱼叉、绳子、矛，以及用充气的海豹皮做成的浮子。到了迁徙季节，猎人们在有鲸鱼出没的开阔水域的浮冰上，搭建帐篷。他们会在那里等待数日乃至几个星期。
　　他们不做饭、不生火，因为弓头鲸会嗅到气味。弓头鲸耳朵灵敏，所以他们尽量少说话，即便说话也压低嗓音。他们穿着浅色的外衣，这在鲸鱼的眼中如同是天空的一部分。在圣劳伦斯岛，妇女们送他们丈夫出海时，念着这样的祈祷语：“猎人们如同透明了一般，身后没有影子。”
　　他们关于弓头鲸的知识，不局限于它们的习性（比如，知晓它们两次呼吸之间可以在水下潜藏的时间），还将弓头鲸视作是天地间诸多生命中的一种，它们与人类并没有截然分隔的界线，土地与海洋也都饱含着情感。
　　弓头鲸默默地关注着人类的所作所为，它们有着自己的道德判断。阿萨查克，一位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伊涅皮亚特人，告诉前来的研究者，鲸鱼一直都看着人类，它们会说：“那些是接济穷人和老人的猎手，我们游过去吧，我们把自己的肉给他们。”鲸鱼知道人们是否心有怨言与欺瞒，是否对捕杀的动物说了脏话，或者有没有浪费它们的肉。捕猎，首先要成为一个好人。
　　尤皮克人有一个形容鲸鱼的单词—“angyi”，它的词根“ang-”意为“给予的行为”。捕猎过程中会经历一个僵持阶段，然后，鲸鱼会作出选择：是否将自己交给猎人，它会用行为说出自己对死亡的同意。
　　尤皮克人的“angyi”是对鲸鱼以及整个世界的诠释，以一种伦理的方式。献出自身生命的弓头鲸，也保留着拒绝人类的能力，这意味着，鲸鱼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承认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依赖。人类不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并不是站在食物链顶端俯瞰生命。相反，是弓头鲸帮助人类生存了下来，它们的死亡给人类带来了食物，它们活着则用道德标准匡正人类的行为。弓头鲸是天地间秩序的一部分。

鲸鱼成为商品

　　开头那条死于春天的弓头鲸在还年幼的时候，遭遇了新的捕猎者。他们乘坐着大型船只，从美国的新英格兰驶向白令海峡。

　　1859年发现的石油，逐渐替代鲸鱼油燃料，标志着大规模商业捕鲸时代的结束。

　　19世纪的商业捕鲸，并不是为了食用鲸鱼肉、用鲸鱼肋骨搭建屋宇，而是为了提炼鲸鱼油来照明、用鲸须做成紧身胸衣和伞骨。在波士顿、纽约、普罗维登斯，以及美国东海岸的其他城市，鲸鱼制品无所不在，尤其在上层社会。

　　然而，大多数消费者从未见过一条弓头鲸，更不用说参与它们的死亡。他们从未登上过捕鲸船，见证船员们如何将数吨的鲸鱼肉和鲸鱼骨骼抛出船舷，留给海鸥和鲨鱼：这是鲸鱼身上没有商业价值的部分。
　　19世纪50年代，一位船长的儿子写道，弓头鲸游得很近，“行动悠闲”，“有节律地喷水，显现着它们内心的娴静”。然而，在此之后不久，它们变得不再平静。一位捕鲸人说道，鲸鱼一看到船只，就游进“浮冰间，随后迅速消失不见”。被围捕的时候，鲸鱼会快速潜入水中，或者从捕鲸船下游走。鲸鱼一旦从鱼叉下成功逃脱，就会变得特别谨慎，总能察觉到逼近的捕鲸船，然后潜入水中，逃之夭夭。捕鲸船员还编了一首船工号子：“它们曾经行动悠闲像精灵，可如今已被魔鬼附身。”
　　根据尤皮克人和伊涅皮亚特人的说法，这些弓头鲸已经收回了它们的同意：它们不会把自己奉献给市场。然而，捕鲸者的屠杀依然在继续。捕鲸者在日志和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们给鲸鱼种群带来的劫难：鲸鱼的死亡过程惨不忍睹;鲸鱼会像遭受痛苦的人一样，发出低沉而悲痛的呻吟，其他鲸鱼听闻后，为了表达对垂死者的同情，会陪伴在它的左右。
　　但是，这些关于鲸鱼情感与行为的知识，和捕鲸者自己的情绪与发现一样，在市场上没有任何价值。新贝德福德码头上的鲸鱼油买主不会为感情买单;燃烧着鲸鱼油的顾客并不会感受鲸鱼的疼痛。被纳为人类社会一部分的鲸鱼，只有在成为商品之后才具有意义。
　　捕鲸船上的船员需要收入，而这是只有在将鲸鱼油与鲸鱼须售卖之后才能获得的利润提成。投资捕鲸船的新英格兰资本家，从鲸鱼油贸易中获取财富，随即将这些财富投资造船业、铁路、纺织，以及一切可以体现“进取与进步”的领域。在这个社会里，活着的弓头鲸找不到一席之地。

计划生产下的屠杀

　　鲸鱼在19世纪的美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使它们惨遭屠杀命运，濒临灭绝。20世纪初，全球的弓头鲸仅剩约3000条，而它们的种群曾一度有2万条之多。1859年发现的石油，逐渐替代鲸鱼油燃料，标志着大规模商业捕鲸时代的结束。
　　然而，人类对鲸鱼的杀戮却还没有终结。新的提炼技术，将鲸鱼脂肪转化为人造黄油和化妆品。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开始建造新型船只，新的捕鲸计划从白令海峡开始，逐渐扩展至南极洲。弓头鲸并不是苏联的主要目标，当时弓头鲸的数量太稀少了，已经很难被捕捉到，但是它们的死亡确实和苏联有关。
　　苏联的捕鲸者并不像19世纪的捕鲸者那样为利润提成而工作，也不像20世纪的资本主义船员那样为工资而工作。相反，他们捕杀鲸鱼是为了“计划”。马克思并没有对他笔下的乌托邦社会作确切的描述，而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对它的理解就是“计划生产”：完成或超额完成指标，便是社会前进的确凿事实。
　　在莫斯科，国家计划委员会为每艘捕捞船制定了捕鲸目标，超额完成指标则意味着共产主义将更快地到来，捕鲸者也将成为劳动者中的英雄。当然，第二年的指标会更高些，因为只有这样才足以证明社会的进步。然而，制定的目标越大，失去生命的鲸鱼也就越多。
　　苏联的捕鲸者如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同行一样，在鲸鱼油的商品价值之外，鲸鱼的痛苦和人类承受的代价，并不被列入计划之内。一些苏联捕鲸者甚至学会了用幼鲸作为诱饵来捕鲸，把鲸鱼肉挂在船舷上当作挡板，来缓冲船体之间的撞击，因为商品是不会痛的。
　　至1979年，20世纪死亡的鲸鱼共300万头，其中苏联捕殺了其中的1/5至1/6，只可惜没有充足的鲸鱼来满足一个不断增长的计划。苏联的计划经济，试图拯救工人免于资本主义异化，避免他们如同19世纪的捕鲸者那样，被剥夺工作的价值与劳动的意义。然而，苏联的捕鲸者却让鲸鱼沦为牺牲品，他们自己制造了一种新的“异化”。
　　19-20世纪，这种大屠杀逻辑重新定义了鲸鱼和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计划经济，都让前往白令海峡的捕鲸者无暇顾及鲸鱼的情感与生命的伦理，冷漠地从事着反人性的工作、异化的工作。将整个世界简化至只剩制造利润、满足计划的商品，这是人类对道德伦理的摈弃、对生命死亡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