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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舌尖上的中国》与《食品技术》分别是中美两国在美食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其叙事上的主要差异也是中美两国纪录片不同创作方法的真实写照。在叙事核心上，中国作品偏向人文而美国作品偏向技术；在讲述人的设置上，中国作品倾向于隐藏讲述人，而美国作品倾向于将讲述人置于画面的显著位置；在戏剧冲突与悬念的设置上，中国作品更喜爱节奏性的人为设置，而美国作品则喜欢在故事化的情节中自然插入。这些不同都是为了适应本国观众而做出的合理安排。
关键词：舌尖上的中国；食品技术；纪录片；叙事；讲述人；悬念设置
民以食为天，饮食一直是人类为数不多的能够跨越国家、民族乃至文化的话题之一，当然也是电视荧屏上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中国，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调动了当代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味觉神经，而其背后隐藏的深厚饮食传统与文化也成为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美国人也是喜爱美食的民族，在美国的电视界中，与饮食相关的节目不胜枚举：从《快捷美食》到《宝拉家常菜》，做菜的品味不断提升；从《烹饪学校的故事》到《美国铁厨》，厨师的技艺日臻完美……而《食品技术》一片则从原料的生产开始，为观众展现食品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人们的餐桌的，这同《舌尖上的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部纪录片都深受本国民众欢迎，但在叙事层面上它们则展现出众多的不同。
一、叙事核心
同样是纪录片，同样是记录美食，但《舌尖上的中国》更偏重于展现食品背后的人以及人所处的环境，最终描绘出一幅饱含人文之美的文化画卷，这从它每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而《食品技术》则偏重于揭示食品背后的工业技术，它是成熟的工业社会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一个我们每天都看得到，同时又是非常神秘的技术世界。
之所以两部纪录片的叙事核心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文化背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文化传统上讲求“文以载道”，任何作品在表象下都必须有“道”的内蕴，否则就是夸夸其然，文字游戏。不论是写诗作文都很看重“骨”，有则气势磅礴，如建安七子；无则浮华萎靡，似鸳鸯蝴蝶。这种文化传统使得纪录片的创作格外注重叙事核心的文化意蕴，也就是叙事之外的思想内涵。
美国是一个重商国家，实用主义的做法贯穿了美国的历史。实用主义者把真理说成是一种人们便于相信的意见或信念，不把它看成是僵死的，而是看成发展的。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美国人更加务实。所以《食品技术》才选择了关注食品本身，以工业与技术作为其叙事的核心。
二、讲述人
“解说词写作得非常好”，这恐怕是许多人对于《舌尖上的中国》的一大印象。中国纪录片解说词的写作是尤为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在纪录片中能起到升华主题的作用，更是因为中国观众更倾向于从解说词中了解纪录片的主题，而中国纪录片也更善于用文学手段来解释抽象概念。
《食品技术》也有解说词，但它的通常不太容易被人察觉。这首先是因为解说词多数时候只用在叙事段落的衔接处，以及一些画外信息的说明；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的解说词是以讲述人的口吻写的，并由其本人说出。
对于中国的电视观众来说，可能一部纪录片中出现一个“主持人”或者类似的角色还不太容易适应。但深究其原因，则是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通常倾向于自行把握影片的叙事节奏和内涵指向。因为这种叙事方式可以“通过解说词而左右观众朝着作者预先设定的方向进行解读”。
《食品技术》则不然，它的故事本身就是由主持人，或者说亲历者本人的经历所串联来的，因此如果这个人不出现的话，故事本身的可信度就会收到质疑。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和深藏于美国人基因中的实用主义有关。电视并不能够提供给观众视听以外的其他感官体验，因此就需要一位“代理人”能够替观众品尝食品，分享自己的感觉，从而使得观众相信影片的真实性。在这部纪录片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位“代理人”，也就是影片的讲述人，同时也是所有解说词的声音来源。出镜的讲述人是美国纪录片的常态，“他们使观众从虚构世界中返回，独立审视和思考影片所陈述的问题，，形成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实用主义纪录片对传统纪录片的一种超越”。
三、戏剧冲突与悬念设置
中国的纪录片从传统上来说并不提倡“戏剧冲突”，因为受到经典纪录片理论的影响，以往的纪录片比较排斥充满了人为干预气息的“冲突”与“悬念”，而更为看重本体的真实性。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纪录片变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观赏，这也是一代中国人对于纪录片的共同印象。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纪录片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观赏性也随之增强。这样做不仅使纪录片获得了更好的口碑，更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更大的竞争力。
《舌尖上的中国》正是这种新潮流纪录片的代表作。它在叙事上往往会从悬念设置入手，先展现一个奇妙的事实，待引起观众的兴趣后再加以阐述。《舌尖上的中国》讲述了很多的故事，但共同的特征就是“矛盾”与“冲突”——在外的打工的子女与在家独守的父母、开拓天地还是子承父业、凶险的工作与丰厚的收获……凡此种种无不能勾起观众极大的收拾热忱。
但这种冲突与悬念更大的作用还是为了之后的“说理”设下铺垫，是为了平衡较为枯燥的段落而设置的活泼段落。在《食品技术》中，冲突与悬念则设置得更为自然。这种自然并不是指影片的导演手段高明，而更多的由于这种叙事方式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自然的冲突与悬念。在《食品技术》中，讲述人博比·博格纳尔无疑是这种叙事策略的天然执行者。对一个美食爱好者而言，所有的食品都是值得探究的；而在探究食品秘密的时候，一定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是十分顺畅的逻辑。在这种逻辑支配之下，冲突与悬念的设置就变得合理多了。
虽然中美两国的纪录片在叙事上表现出了种种不同，但其实这正是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正常体现。这种差异来源的是多方面的，同时也都是为了适应本国观众所采取的正确之举。很难说现阶段两种叙事方式孰优孰劣，但是随着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纪录片叙事方式也会产生更加丰富的变化，这也正是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者需要了解并适应的。
【参考文献】
[1]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贺艳.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叙事特征研究[J].中国电视，2012（09）
[3]李洁.实用主义与美国当代纪录片叙事[J].中国电视，2008（03）
作者简介：马可（1984，3—）男，汉族，河南省新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此文章是洛阳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关键词：舌尖上的中国；食品技术；纪录片；叙事；讲述人；悬念设置
民以食为天，饮食一直是人类为数不多的能够跨越国家、民族乃至文化的话题之一，当然也是电视荧屏上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中国，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调动了当代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味觉神经，而其背后隐藏的深厚饮食传统与文化也成为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美国人也是喜爱美食的民族，在美国的电视界中，与饮食相关的节目不胜枚举：从《快捷美食》到《宝拉家常菜》，做菜的品味不断提升；从《烹饪学校的故事》到《美国铁厨》，厨师的技艺日臻完美……而《食品技术》一片则从原料的生产开始，为观众展现食品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人们的餐桌的，这同《舌尖上的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部纪录片都深受本国民众欢迎，但在叙事层面上它们则展现出众多的不同。
一、叙事核心
同样是纪录片，同样是记录美食，但《舌尖上的中国》更偏重于展现食品背后的人以及人所处的环境，最终描绘出一幅饱含人文之美的文化画卷，这从它每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而《食品技术》则偏重于揭示食品背后的工业技术，它是成熟的工业社会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一个我们每天都看得到，同时又是非常神秘的技术世界。
之所以两部纪录片的叙事核心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文化背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文化传统上讲求“文以载道”，任何作品在表象下都必须有“道”的内蕴，否则就是夸夸其然，文字游戏。不论是写诗作文都很看重“骨”，有则气势磅礴，如建安七子；无则浮华萎靡，似鸳鸯蝴蝶。这种文化传统使得纪录片的创作格外注重叙事核心的文化意蕴，也就是叙事之外的思想内涵。
美国是一个重商国家，实用主义的做法贯穿了美国的历史。实用主义者把真理说成是一种人们便于相信的意见或信念，不把它看成是僵死的，而是看成发展的。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美国人更加务实。所以《食品技术》才选择了关注食品本身，以工业与技术作为其叙事的核心。
二、讲述人
“解说词写作得非常好”，这恐怕是许多人对于《舌尖上的中国》的一大印象。中国纪录片解说词的写作是尤为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在纪录片中能起到升华主题的作用，更是因为中国观众更倾向于从解说词中了解纪录片的主题，而中国纪录片也更善于用文学手段来解释抽象概念。
《食品技术》也有解说词，但它的通常不太容易被人察觉。这首先是因为解说词多数时候只用在叙事段落的衔接处，以及一些画外信息的说明；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的解说词是以讲述人的口吻写的，并由其本人说出。
对于中国的电视观众来说，可能一部纪录片中出现一个“主持人”或者类似的角色还不太容易适应。但深究其原因，则是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通常倾向于自行把握影片的叙事节奏和内涵指向。因为这种叙事方式可以“通过解说词而左右观众朝着作者预先设定的方向进行解读”。
《食品技术》则不然，它的故事本身就是由主持人，或者说亲历者本人的经历所串联来的，因此如果这个人不出现的话，故事本身的可信度就会收到质疑。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和深藏于美国人基因中的实用主义有关。电视并不能够提供给观众视听以外的其他感官体验，因此就需要一位“代理人”能够替观众品尝食品，分享自己的感觉，从而使得观众相信影片的真实性。在这部纪录片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位“代理人”，也就是影片的讲述人，同时也是所有解说词的声音来源。出镜的讲述人是美国纪录片的常态，“他们使观众从虚构世界中返回，独立审视和思考影片所陈述的问题，，形成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实用主义纪录片对传统纪录片的一种超越”。
三、戏剧冲突与悬念设置
中国的纪录片从传统上来说并不提倡“戏剧冲突”，因为受到经典纪录片理论的影响，以往的纪录片比较排斥充满了人为干预气息的“冲突”与“悬念”，而更为看重本体的真实性。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纪录片变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观赏，这也是一代中国人对于纪录片的共同印象。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纪录片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观赏性也随之增强。这样做不仅使纪录片获得了更好的口碑，更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更大的竞争力。
《舌尖上的中国》正是这种新潮流纪录片的代表作。它在叙事上往往会从悬念设置入手，先展现一个奇妙的事实，待引起观众的兴趣后再加以阐述。《舌尖上的中国》讲述了很多的故事，但共同的特征就是“矛盾”与“冲突”——在外的打工的子女与在家独守的父母、开拓天地还是子承父业、凶险的工作与丰厚的收获……凡此种种无不能勾起观众极大的收拾热忱。
但这种冲突与悬念更大的作用还是为了之后的“说理”设下铺垫，是为了平衡较为枯燥的段落而设置的活泼段落。在《食品技术》中，冲突与悬念则设置得更为自然。这种自然并不是指影片的导演手段高明，而更多的由于这种叙事方式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自然的冲突与悬念。在《食品技术》中，讲述人博比·博格纳尔无疑是这种叙事策略的天然执行者。对一个美食爱好者而言，所有的食品都是值得探究的；而在探究食品秘密的时候，一定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是十分顺畅的逻辑。在这种逻辑支配之下，冲突与悬念的设置就变得合理多了。
虽然中美两国的纪录片在叙事上表现出了种种不同，但其实这正是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正常体现。这种差异来源的是多方面的，同时也都是为了适应本国观众所采取的正确之举。很难说现阶段两种叙事方式孰优孰劣，但是随着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纪录片叙事方式也会产生更加丰富的变化，这也正是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者需要了解并适应的。
【参考文献】
[1]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贺艳.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叙事特征研究[J].中国电视，2012（09）
[3]李洁.实用主义与美国当代纪录片叙事[J].中国电视，2008（03）
作者简介：马可（1984，3—）男，汉族，河南省新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此文章是洛阳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