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要预约，比戴口罩更麻烦

　　新体育：疫情下采访奥运会，有哪些需要适应的特殊要求？
　　薛原：这是一届特别的奥运会，从飞机落地那一刻就可以感受到。往常一个小时左右入境，这次要耗费七八个小时。入住酒店后需要隔离三天，每天有15分钟可以去楼下便利店购物。之后四天做一次自助式核酸检测，用唾液采样的方式进行。每天要在一个软件上报告体温和身体状况。以上这些，很多都是靠“自觉”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忘了，似乎也不是太要紧。当然，我们基本都按照要求做到了。
　　采访中最头疼的是“场馆预约制”，预约通过的原则竟是“随机”。需要采访本国运动员可能通不过，如果当天有事，而没想到的运动员进了决赛，就没办法采访了。这的确给采访带来困扰，甚至令人抓狂。我有过两三次被拒绝，占比大概在5%左右。
　　姬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疫情给奥运会带来了太多改变，也给记者们采访奥运会提出了更多挑战。首先就是要适应全天除了睡觉和在酒店房间之外，都要佩戴口罩。最初几天，我每天戴着N95，但非常勒耳朵，且喘不过气，实在无法忍受，后来换成普通医用口罩。东京夏天高温潮湿，即便是普通口罩也非常憋闷，但为了防疫，只能忍了。
　　每次在比赛场馆吃饭，我差不多都要到室外吃，因为新闻工作间各国记者混杂，擔心交叉感染。东京路边，顶着烈日享用“美食”，我也成了路人围观的对象，但为了防疫，也只能忍了。
　　周超：有点厌烦这次东京奥运会采用的记者采访预约系统，以前从没有这种要事先申请的要求。过去只有游泳比赛记者席是高需求，现在加上了田径和体操，让人感到很无奈。我们这种网络媒体记者只能去找国际奥委会每天排队领票，虽然领得到，但是每次在主新闻中心转车又消耗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的体能够支撑我多写一篇稿呢。据说北京冬奥会也要实行这种预约制度，估计到时候花样滑冰会成为高需求预约赛事吧。

　　奥运会期间记者很累，睡不够。这几乎是我5次采访奥运会中，疲劳期来得最早的一次。受疫情影响，本来发达的日本城市交通系统无法利用。日本缺乏统一调配的国家实力，只能从全国征调6000辆大巴车为媒体和运动员提供班车服务。东京多单行线，司机不认识路，看着导航都能走错，很近的路却耽误很长的时间。班车系统导致记者和运动员的精力被消耗在路上。

疫情下，东道主费力不落好

　　新体育：对疫情中的东道主，有抱怨，也有理解、同情，更有尊重和称赞。各位怎么评价？
　　姬烨：想象一下，马上要迎来高考的时候，突然宣布高考延期了，是不是感觉很崩溃？更何况这是奥运会。奥运会被巴赫喻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拼图，当最后一块拼图即将完成时，突遭疫情。延期让奥运筹办工作变得更加繁杂，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媒体运行、住宿、抵离、交通、注册等奥运筹办业务领域都要重新来过，而且还需加入更加繁琐的防疫措施。
　　举一个例子，这届奥运会，面对全球各地前往日本的奥运人员，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要求所有人提交在日期间的行程计划表，否则无法入境。我在对接时了解到，东京奥组委为审批这些表格，许多员工开赛前的一个月天天加班到深夜。诸如此类，无数人在过去一年多默默贡献。所以，应该给东道主点赞。
　　周超：能够举办完奥运会，没有在奥运村和工作人员中发生大规模疫情传播，这次奥运会办得确实不容易。日本媒体预测，半年后的北京冬奥会可能成为和东京的对比，比如开放观众、开闭幕式的观众助威，相信中国动用人力物力的能力会让日本望尘莫及，令世人惊叹。

　　薛原：日本在巨大的疫情压力之下坚持举办奥运会，是值得称赞和尊重的。对于防疫措施，也要给予足够的理解。实际观察，有些措施执行得并不那么严格。奥运没有给日本防疫增加更多负担。日本这段时间疫情加重，主要是社会层面德尔塔变异毒株所致。在“奥运泡泡”内，阳性率始终控制在很低的水平。
　　要看到日本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比如，原先设想的经济回报基本落空，亏损是无可避免了。有人说不开亏损更大，但最终决定办奥运，经济指标不是唯一的和最重要的依据。让世界在疫情中看到运动员带来的精彩表现和展现出的积极精神，可以视作奥运带给世界的礼物或“光芒”。
　　从日本民众的反映看，开幕前反对率相对高，但随着比赛展开，支持率在回升。待在家中看奥运的人数不断攀升，电视机销售量走高，可以侧面反映民众的观赛心态。当然，反对的声浪始终存在，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有人群在国立竞技场外抗议。

空场比赛是挑战，也是鼓劲

　　新体育：空场观看比赛，赛场气氛怎么样？疫情缓解之前，以这种方式保持体育竞赛的存在，是否可行？
　　薛原：空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要细分。比如，举重、摔跤、射击等场地原本就不大，观众不多，现在各代表团成了看台上的主体，他们的加油呐喊声也是营造氛围。在篮球、田径、体操等较大场馆中，感觉没有观众的影响会大一些。
　　组委会征集了世界各地观众用本地语言加油，在比赛前播放。场边设置了“温情时刻”环节，运动员可以通过大屏幕和远方的家人朋友分享喜悦。这些举措丰富了现场内容，也是对没有观众的弥补。 　　没有观众始终是个缺憾，在疫情尚未有效缓解之前，这也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办法。毕竟，观看体育赛事的主要途径还是电视和新媒体。体育赛事在疫情下也能运行，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努力回归正常、为大家加油鼓劲的一种方式。

　　周超：对记者来说，空场比赛最好的事情是有座位，不会受到很多打扰，但是也确实缺乏热烈的氛围。比如，我们的运动员面对东道主选手时发挥出色，让主场观众感叹，那种微妙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当中国选手全红婵跳水取得10分后，我们都在脑中幻想山呼海啸的欢声。
　　姬烨：我主要采访羽毛球。空荡的场馆，冰冷的空调，只有羽毛球拍的击球声和裁判员的报分声，感觉就两个字──孤独。有时候我也会产生错觉，感觉这根本不像是奥运赛事。对运动员来说，身处安静冷清的赛场，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如何调动自己的情绪，调整到最佳竞技状态，也是全新的挑战。
　　不过，考虑到德尔塔毒株的病毒载量和传播速度，我觉得目前情况下空场办赛还是最为妥当的。虽然缺少了现场观众的呐喊助威，但运动员普遍表示，只要能来到赛场参加比赛，他们已经很知足。

心灵的交流是无法阻隔的

　　新体育：疫情阻隔了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各国媒体记者还能交流吗？外国记者的关注点在哪里？
　　周超：我们和外国媒体的交流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因为和观众接触得少，记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相采访就更为频繁。日本记者非常关注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如何评价日本选手的表现。乒乓球混双决赛结束后，很多日本记者问我如何看待伊藤美诚的表现。我们当然会大方地表扬，这是一种美德，也是内心强大的体现。苏炳添跑出9秒83后，我在混合采访区见到5名想要一探究竟的日本记者，焦虑地希望志愿者帮他们翻译问题，提供苏炳添说了什么。我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姬烨：记者与运动员的两米间隔，多数情况得到保证，但记者之间的一米社交距离基本做不到，至后期完全放弃。媒体班车、混采区、新闻工作间、媒体餐厅等，全球记者大团聚。碰到相识的外国记者，我也会跟他们聊几句。本届赛事大家最为关注的除了各自国家的金牌，就是防疫了。每天新增多少阳性病例？奥运泡泡和日本国内的感染率为何冰火两重天？今天又遇到了什么防疫小窍门？这些都成为大家的谈资。由于北京冬奥会紧随其后，外国记者也很关注北京的防疫政策，许多人向我询问。由此，我觉得北京冬奥组委应及时向外国记者告知咱们的防疫政策，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薛原：运动员之间的交流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媒体之间的交流也还好，只是都要戴口罩。此外，场馆各处设有消毒液，供大家随时消毒，这也是一种兼具心理安慰和实际防控的办法。

　　进入奥运会的环境中，媒体主要的关注点还是比赛本身。疫情防控措施的得失当然会有一些报道，但总体而言，奥运会希望通过全世界运动员汇聚在一起这个方式，呼吁和展示人类社会在疫情之下“更团结”的愿景，这正是奥林匹克理想和精神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的一份难得礼物。在很多事情都难以正常展开的情况下，奥运会坚持举行，展现了自己的光彩，为全世界送上快乐、激情和希望。這一点就很了不起。

巴赫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新体育：讲个东京奥运会采访中有意思的小段子吧。
　　薛原：说一个“违规”的故事吧。闭幕前一天，我预约了中午的男篮决赛和晚上的男足决赛，男篮在东京西北部的埼玉，男足在东京西南部的横滨，两地距离东京都有大概一小时车程。我规划好路线，准备去看这两场重要的比赛。当天上午得知，下午横滨还有一场棒球决赛。我没有预约，思前想后，决定去碰碰运气，因为之前有记者说，横滨的棒球场查预约邮件并不严格。结果，我在内场门口被志愿者拦住了，看来决赛要求严了，只好退了出来。我不太甘心，又看了看“地形”，决定走看台去试试。一路通行无阻上了看台，我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场内了，不禁暗喜。看了一个多小时棒球决赛，再赶去看足球。一天之内，看了三场男子集体球类项目的决赛，感觉自己很幸运。

　　姬烨：7月21日，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了一个问题：“可否请您想象一下，今年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当您走进体育场，将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巴赫紧皱的眉头舒缓了一下，笑着说，那将是一个开心和如释重负的时刻。他还说，在他的家乡德国，有一句谚语，“There is a stone falling fromyour heart”，意思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如果你们在开幕式听见石头落地的声音，那肯定是来自我心里”。
　　说完之后，巴赫和身旁两个国际奥委会官员都笑了。有同行告诉我，巴赫的这一回答当天被全球众多媒体采用。这也是我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为数不多地看到巴赫在笑。的确，作为奥林匹克运动领航人，巴赫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他也肉眼可见地瘦成了一道闪电。希望这位67岁的德国老人保持健康、保持强大，北京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