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二元社区”的边界冲突与秩序整合

来源 :上海城市管理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ododo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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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社会流动加快后的发达地区的农村面临了本地劳动力流出和外来劳动力流入的双向运动,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为外来人口的进入提供了可能,此后的社区内部关系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的重构。以沪郊南村为个案对这一现象进行经验性考察后可以发现:利益一体化的调整、政治参与的激发、公共空间的建构,是目前对城郊“二元社区”秩序整合的有效策略。
  引言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及其他二三产业工作,以上海为例,这一人群数量达19.74万,占外来常住人口的2.2%;与此同时,发达地区城郊的青壮年劳动力逐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谋求职业和生活,村落这一本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社区,经历了劳动力流入与流出的双向运动。如果以社区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那么传统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部分已实现重构,展现给读者的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共同居住的空间形态,在社会交往上,两个群体或者隔离,或者冲突,对当地社会的治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两个群体交往行为的考验。外来人口进入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强化了村庄在传统意义上作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功能。隔离?融合?本应封闭的农村由此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事实上,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谋生后,对住址的选择及其实际居住情况往往有章可循,有理可依,而他们所住之处又与他们的生产或工作场所紧密相连,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二元社区”的不同类型。所谓“二元社区”,即是在同一个社区中,由于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两者在认同与互动上存在嫌隙,即在社区中形成两个不同系统的状态。其中,从城市商品房的群租、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农民房子的租借等几种形式最为主要。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以及深圳的“平江村”的产生,又如珠三角一带的珠江村、南景村、石牌村、增埗村和凤凰村等城中村的运行,再如中国东部和南部的“超级村庄”等。这几种类型村庄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土客间或者建立了某种“利益一体化”关系,或者处于“两个社区的叠加”状态,也就是“两张皮”的关系。在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村,我们还见到了外来农民搭棚居住,与本地农民的楼房相形见绌的别样场景。城郊本地农民逐步脱离农业生产,村庄集生产和生活单位于一体的功能正在丧失,外来农民的加入则弥补了这一空白,他们租种某村的土地,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临地而居,依着血缘、地缘及业缘重新建构其人际关系网络,抱团取暖。
  笔者所选取的个案南村位于上海西南方向,浦江上游,处于三区交界之处,村庄历史悠久,由6个自然村组成,区域面积4.9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242亩,粮田面积2735亩,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其所在行政区的农业规划处在上海市前列,外来人口和农村社区通过土地这一稀缺要素相连,通过都市现代农业的支撑相关,在其内部,有本地种粮大户与外来菜农、葡萄农等的介入,是进行问题研究的理想场所。笔者就该个案对外来人口与城郊农村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借用“二元社区”的相关概念在本文中对这种状态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沪郊农村“二元社区”管窥
  (一)外部条件
  1.人口结构转型与农业继承人危机
  以处在发达地区市郊的南村为个案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外来人口的进入同本地农业继承人危机的产生息息相关。本地农业的发展遇到了诸如农业技术的传承、主要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业辅助劳动力的老龄化及稀缺化等问题。据统计,2011年,外省市流入南村所在新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达170人,而新镇本镇的全职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为606人,比例为3.6:1。南村2952人中,劳动力人口数为1670人,享受养老金人数为1104人。在主要农业劳动力方面,南村22位种粮大户年龄大多在40~60岁之间,仅有2人小于40岁;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如农机服务方面,村里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手共7人,除了一人今年38岁外,其余6人年龄普遍在55岁以上;在农业辅助劳动力方面,南村目前在村有外出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愿的绝大部分人属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非农人口比例上升、老龄化程度加剧、农民身份转型等村庄人口结构转型造成了农业继承人的危机,体现在技术、服务、劳动力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政府提高农村居民城镇化水平的制度安排又使得农业继承人问题更加凸显。
  郑卫东(2010)通过对南村所在行政区农村发展的各项数据整理分析后发现,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居民家庭收入的主体;农保、镇保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增长最快的构成部分,他用农民户口转性、保障转型和就业转岗来形容农村和农民性质在政府主导之下发生的变化。事实上,一方面作为“终结的农民”未完全转为市民,另一方面却是本地农业继承人的匮乏,这便是转型时期发达地区农村的矛盾之处。农业生产有限的收入和因从事农业生产而无法获得完善的保障又意外地将年轻劳动力排除在外,只能凭借中老年人来维持。而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效用最大化的属性和较强的劳力与技术要求又强化了这种中老年农业的现状。随着年轻人的城市化,农村社区的功能已逐步从对生产功能的强调转向对生活功能的重视,外来劳动力的进入虽然部分缓解了本地农业劳动力匮乏的危机,却无法缓解和根本解决本地的农业传承问题,本地农业似乎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对社会化服务、主要劳动和辅助劳动这些生产的各个环节逐步进行更替,由外来农业从业人员悉数替换本地劳动力;或者由政府加强政策扶持、加大资本投入,积极培育本地的新生力量来参与。
  2.地权变动与农业经营模式调整
  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是劳动者进行农业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土地的耕种必定要有农民这一劳动者的参与。从上海市郊情况来看,在一些市郊农村,随着本地劳动力的流出,土地抛荒和小块土地流转现象愈见明显,越来越多外来农民进入郊区租地耕种经济作物,种什么、怎么租地成了首要问题。不同村庄有不同“规矩”。他们或者直接同本地农民流转,或者向村委包地,亦或者从农业公司租地种植。   外来农民向土地讨生活,精耕细作,且小有规模,本地农民在耕作他们的小块土地时则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态度,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在南村及其所在行政区,为解决这一问题,上级政府较强的行政渗透能力采用合作化的方式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形象弱化,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经历了一个由分离到集中再到分离的过程,承包经营权向所有权持有者过渡,即村集体成员的承包权悉数上收到村集体,再由村集体向有资格的经营者转移。地权变动的后果是经营模式的调整,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被终结,土地经过整治之后条块分明,经营户由粮食家庭农场户、挂靠农业投资公司的园艺公司及合作社和其他规模化经营的都市休闲农业替代。
  一方面,经营模式调整的结果及政府对地方农业补贴的力度使得本地种田能手逐步回归粮食家庭农场的经营,另一方面,外来农民凭借高投入、高风险以及高体力要求的果蔬种植嵌入原本封闭的农村。政府有关都市现代农业的制度安排将其严格限定在有着良好基建的蔬菜基地内,为外来农民的租种提供了可能的场所,解决质量监督的同时规范了对方的操作,也降低了管理的难度。
  (二)内部状态
  1.不同类型的“二元社区”参与者
  外来农民进入后的沪郊农村已不是纯粹意义上单类型人群的社区,而是一个由多种类型“参与者”共同维持、土客分离却又相互作用的“二元社区”。社区由“一元”向“二元”转变,经历了重构。这也是我们在发达地区农村常见的情形,在同一处,不同的外来农民经营着不同类型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生产,其中以果蔬种植为主,与本地农民的水稻种植相映成趣,他们的住所和生活方式等亦形成对比。
  若以“社区”为单位考察南沪郊村个案,则有着“拎得清,合得来”的本地农民、“异地安置”的重庆三峡移民、“抱团取暖”的湖北恩施菜农、“喜欢回家”的浙江温岭葡萄农和“坐拥资本”的安徽巢湖牡丹园主等等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外来农民进入的时间长短不同,有些自90年代中期以来便来沪务农了,有些则于近一二年才来;来此的态度和原因各异,有些可能是经老乡亲朋介绍,有些则自谋此地,有些甚至因招商引资而来;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持有情况不一,观光农业的资本投入相对较高,而果蔬种植等现代农业的资本和生产力要求相对低些;分化及地位相异,群体间核心层为领袖,中间层为主导,边缘层则得益于前两者的扶持,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居住在同一物理空间内并同这一空间内的土地打交道。
  2.“各自为政”的生活状态
  从南村来看,不同群体间“各自为政”的生活状态体现在居住、收入、休闲、消费、教育等多个方面:在居住环境上,本地农民住在自家小楼内,外来农民搭棚居住或住在储物用的仓库内;在收入水平上,外来农民因其高劳动强度和高成本的投入收益远高于在村的一般村民;在娱乐方式上,由于向土地讨生活,外来农民以熟人间的打牌和聊天为主,但次数较少,农闲时节则回老家消遣,而本地农民则相对轻松,同样上述活动时间周期较前者为长;在消费行为上,外来农民的相对奢侈与本地农民的相对节俭形成了对比;在子女教育上,本地农民对子女的教育相对重视,外来农民的流动则会对子女的教育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群体间的往来上,局限于经济方面即外来农民对本地老年农业辅助劳动力的雇佣上。
  一方面是居住空间上的隔离,另一方面是两者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有限理性往来,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交往呈现的是一种区隔的状态。
  3.自成一体的强关系网络
  若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外来农民内部的关系网络,这显然是他们社会资本中的一个重要组成。用“自成一体”来形容,恰当不过。自成一体的强关系网络对内具有保护性,信息在网络内的流通速度非常快,对外则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外来农民依赖这个网络生产和生活。因为他们并没有同土地脱离关系,因此不像新生代农民工那样“出得来回不去”,相反,对土地的熟悉程度使他们“出得来又回得去”,因为回得去,他们并没有减少同老家的交往,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一旦找得到适量可耕种的土地,在经济收益尚可的情况下,正如广东菜心种植者般,他们会逐步把老家的亲属网络移植过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语言、习惯上的相似之处又助推了这种强关系网络。这种强关系在平日里也因一些重要的场合的聚会和仪式而被强化。此外,外来农民在种植和销售方面也可能采取“抱团取暖”的态度以抵御市场的风险。更有甚者,这样一种强关系会贯穿于租地、种植、销售、分成等等多个环节,犹如自我造血自我供养的有机体般,影响整个耕种和迁移,决策则往往由处于该网络的核心人物提议并作出。
  以南村菜农为例,图2中XGY为到达南村第一人,随后他将亲朋们引荐至此,由于来自一处,菜农在饮食和风俗习惯方面相似,口味偏辣,谁家办事时会在一起聚餐和娱乐;在销售方面,XGY和邻村的刘某负责统销,与菜心圈子内来自恩施的同行沟通更新出货价;在迁移和谈判决策方面,以XGY的意见最为主要,菜农们形成了一个以XGY为核心的菜农群体。从种植到销售,从生产到生活,除辅助劳动力外,菜农群体基本不需同本村的其他村民有所交流。自成一体的强关系网络使得外来农民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小,进一步型塑了“二元社区”的区隔状态。
  ▲图2:八户广东菜心种植者关系图谱
  ▲图3:菜农销售渠道
  二、“二元社区”的形成原因
  (一)资本与“二元社区”边界的形成
  1.成本
  不同于传统的大宗农产品价格受国家宏观调控,诸如水产养殖及蔬菜种植等农业形态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出收益受市场价格影响,风险大,收益大,出产率高,但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投入成本亦高。因此,就市场能力获得而言,资本农业远高于谷物等基准农产品的种植。外来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除考虑高昂的地租外,还要考虑蔬菜种植的各类成本投入,例如种子、化肥、农药、人工运输以及其他可能产生的成本等。根据种植的品种不同,一亩地的年均投入可能在3000~8000元之间,占毛利润的一半及以上。因此,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外来农民而言,资本是进入的砝码,也是城郊农村“二元社区”边界的形成的首要变量,而大资本的进入往往较小规模资本更为容易。   2.技术
  除资本之外,技术是城郊农村“二元社区”边界形成的次要变量,也是外来农民进入的另一准入条件。尤其就资本农业而言,对技术的要求甚高,包括种养植(殖)技术、管理技术、收割技术等都有严格的限定。
  外来农民可能在进入之前便有技术资本作为支撑,有些则可能是现学所得。对于“走市场”的蔬果行业,群体间的技术交流往往少之又少,在不同群体之间,亦可能存在技术封锁,传内不传外似乎成了“潜规则”。在南村,笔者便遇到了请教日本师傅及到广东学种菜心的故事。
  在南村种植葡萄的11户葡萄农户皆来自浙江台州的某村,他们2004年来沪,种了两年西瓜后因种植葡萄收益和选址稳定而来到南村,来此之前并无葡萄种植技术,而是11户人家集资请了一位在日本学过葡萄栽培技术的师傅言传身教,过程长达一年之久,葡萄种植具有“温岭特色”。
  种植广东菜心的8户菜农则全部来自湖北恩施利川,菜农们种菜和割菜技术的掌握途径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1990年代早期在广东的农场打工学来的;第二类是先为有技术的亲戚打工随后自立门户;第三类是农业辅助劳动力向东家学习。其中,以第一类居多,第二第三类为少。当谈及种菜技术时,菜农们称割菜是关键,而割得好的一般都是“自己人”。
  (二)关系与“二元社区”边界的维持
  不同的社会领域通过个体性的“关系”整合到一起,这些关系包括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朋友关系等,围绕个体展开的强关系及弱关系铺开便是一张差序格局的网络。“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方式,更是布迪厄、科尔曼等国外学者笔下的“社会资本”。外来农民得以进入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村,得益于关系网络的拓宽及新关系网络的构建。其中,包括了外来农民同在沪种地的老乡间,同老家及在沪亲友间,同村委和上级政府间,同土地经营权持有者诸如农投公司、合作社、园艺公司等之间,同本地农户间,同商贩及销售商之间的种种关系。“关系”关乎“二元社区”边界的维持,也是外来农民的另一“准入条件”。是否种地?种什么?怎么种?向谁租地?到哪里搭棚?销售渠道如何维护及拓展?如何获得村里及政府的允许?都是进入之前便要考虑的,进入之后则要考虑如何在该地稳定下来,又如何增加投资收益,改善与本地农民的关系等等。而小农信息的相对闭塞将外来农民推向对传统人际圈和关系网的重视,他们的有些关系是在老家时便有的,有些是来沪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来沪后建立的关系网则以经济联系居多。以南村葡萄农为例,在成员方面,葡萄农们拓展了在老家同村的亲友圈;在租地方面,葡萄农每年派代表同村里交涉;在农资方面,由于所需量较大,他们洽谈了固定的供货商;在销售方面,每几家都同固定的贩子建立了长期联系;在辅助劳动力方面,村里的几位老年人和来自湖南的夫妻工成为了他们的帮手。有学者将外来农民的这种网络形态称之为经济联系的在地化和社会联系的同乡化趋势。
  (三)冲突与“二元社区”边界的调适
  从经济方面考量,外来农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较为和谐,体现在外地农民向本地人租地借房,本地人在外地农民处打工就业,两者间更有可能建立某种生产合作关系;但从社会和文化角度考虑,两个群体间则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冲突,体现在本地人对外地农民的“污名化”与社会排斥、由文化带来的“区隔”、对外来农民的信任危机等等。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外地农民口中所反映的本地农民对他们的歧视态度。冲突或者由语言、或者由肢体表现出来。这在外来农民刚进入时表现的最为明显,如两个群体可能由田埂边界处的农药喷洒纠纷而闹得不可开交。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间的相处关系朝着理性化趋势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等外在力量的干预,另一方面得益于两者关系的调适,但小部分人之间的冲突和大部分人之间的区隔亦不言而喻。
  (四)结构制约与弱势地位
  沪郊本地农民因其村集体成员的优势地位而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和各类转移支付的优先权,外来农民则处于地权预期的不稳定以及结构性制约下的弱势地位,同时,种植经济作物本身就是对土地的掠夺性利用,昂贵的租金使得农户们不可能花心思和时间去养地,土地产出一旦有限,加上本身与本地村民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上的嫌隙,外来农民的流动因此成为了常态。外来农民的流动与不稳定性让其无法在发达地区农村的某处稳定地“扎根”,他们也就更乐于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讨生活,也造成了政府的治理困境。
  三、“二元社区”中秩序整合的路径探讨
  外来农民进入后的市郊农村经历了关系的重构,村庄作为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载体意义再次被凸显,但显然土客间的区隔状态并不理想,从本地治理的视角出发,将外来小农驱逐已不是良方,如何整合才是关键。笔者即从经济、社会等方面出发,对秩序整合的路径进行探讨。
  (一)利益一体化的调整
  唐灿、冯小双(1998)在考察京郊“河南村”后发现,外来工与当地居民形成了“利益一体化”关系,即形成了相互依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存共荣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状态或多或少有贬义的含义在里面,以土客间基于经济利益的联合及其同城市管理部门相抗衡为主线。在沪郊及其他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利益一体化”关系更多是体现在本地老年农民担任外来农民的辅助劳力,或者外来农民向本地农民租地等,以中性成分居多,除此之外,两者之间的接触相对较少,也更为理性。
  事实上,在考察南村外来农民与本地农民关系之时,我们发现菜农群体与其所租土地经营权获得者的合作社老板间的关系即属于调整了的利益一体化关系。合作社老板将蔬菜大棚租给1户恩施菜农,再由其发包给不同的亲朋种植,这种关系最初并非源于行政力量的促进,而是源于双方对于自身利益的寻找。在租地与日常交往中逐渐演绎出了菜农与合作社老板之间的合作,合作社老板以低于市场价的地租发包土地,而菜农则免费为合作社老板提供菜心收割帮助。两者间由“利”而“礼”,平日更相邻而居,共同参与打牌等娱乐活动。此外,我们也见到了外来农民与为其打工的本地老年劳动力之间的亲密态度。群体间的隔阂与认同差异互相强化,进一步型塑了“二元社区”状态,利益一体化的调整则可以成为打破该种平衡的试金石。所谓利益一体化的调整,主要是将土客间的关系往良性方向引导,即在经济上建立土客之间相互依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例如两者共同出资、共同出力、或者本地农民为外地农民打工,外地农民为本地农民做事等等,或由行政力量牵头为土客间的合作关系提供条件,为两者的更多良性接触提供可能,使土客间由“利”而“礼”,进而为经济层面的秩序整合提供可能的参考。   (二)政治参与中的激发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其目的是使其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在当前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下,发达地区外来农民在当地的政治参与几乎无从显现,外来农民自身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薄弱,体制障碍和公共政策制约下的弱势地位反而成为其改善与所进入村庄间关系的障碍。
  作为村庄代表的村委会及其上级政府对于外来农民的嵌入往往模棱两可,一方面,外来农民的到来为其出租土地获得地租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管理的困境。加上上述制约,外来农民根本无法获得乡村行政设置中的成员资格以及乡村伦理中的道德成员位置,也不具备任何话语权。作为秩序整合的政治基础,如何适当激发其政治参与成为又一考量。
  在对沪郊不同村庄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曾有外来农民以在沪成立合作社及老家党委在沪成立党支部的例子。该例中的外来农民群体以合作社和党支部为依托,获得了与地方政府平等交流沟通的前提条件。这一形式一方面有利于巩固外来农民群体同地方政府谈判的资本,另一方面也便于地方政府的管理,值得借鉴。
  (三)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
  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往往被界定为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有正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之分。正式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行政权力的驱使;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其形成及其中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村庄生存理性选择支配。这里所谓公共空间的建构,更多的是发挥外部建构性秩序的作用,由此牵引内部的自然性秩序向其转移,例如农村社区百姓戏台等公共活动的举办、村卫生所及志愿者服务等公共服务的提供。
  事实上,发达地区农村“二元社区”关系的调整主动性在当地政府,而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由管理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在南村,笔者亦看到了镇农技中心聘请的专家为外来农民提供技术指导,提供质量检测服务,等等。而如何用整体性的思维进行治理、管理和调整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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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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