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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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为代表的重要成果出版,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历史相关的各个学科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历史地理学在取得诸多重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导致学科影响力不断下降.各个学科的综合发展及交叉学科的涌现,也使得历史地理学科逐渐被边缘化.在当前亟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历史地理学应该重新出发,认识清楚自身的问题,从而建立起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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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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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为代表的重要成果出版,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历史相关的各个学科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历史地理学在取得诸多重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导致学科影响力不断下降.各个学科的综合发展及交叉学科的涌现,也使得历史地理学科逐渐被边缘化.在当前亟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历史地理学应该重新出发,认识清楚自身的问题,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成一农教授《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正是对建立学术话语体系的回应.该书试图在以往学术综述的基础上,梳理当代历史地理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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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的刊布是推进史学研究的重要动力,对南宋史研究而言,近三十年新出土墓志、碑石数量可观,为史传、文集的重要补充,相关研究也日益深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领域.对既有研究的回顾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整理和研究的方法,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整理与研究略陈已见,以就教于师友.rn出土碑刻文献整理和刊布.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出土墓志、碑刻总集为主题的区域性出土碑刻整理专书的出版,刊布了大量包括南宋时期的出土墓志.
2021年4月16-18日,广西师范大学与《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历史经验教训总结”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深圳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历史经验教训在当下的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下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各抒己见,围绕历史理论与历史经验教训这个主题进行了探讨.
近50年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出土文献数量爆发式增长,内容丰富,成果丰富,使综合性的通贯研究日渐困难.其中新发现的简帛数量更是巨大,堪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大亮点,已成为推动早期文明探索广泛而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rn新发现带来新材料,新材料具有新问题,由此带来出土文献研究力量格局上显著的变化.20世纪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甲骨、金文、简帛三个专业方向并峙,时至今日甲金联称才能与简帛分庭抗礼,无论是从事研究的人员还是相关成果都是如此.在出土文献类学术会议的分组讨论上表现最为明显
捐输又称捐助、报效,是指臣民将个人财产捐献给国家的行为.中国历史上的捐输可追溯至汉唐时期,当时偶有发生;宋明时期的捐输主要集中于灾荒赈济.至清代,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加以鼓励,不论是赈济、仓储、地方公共工程等地方公共事务,还是战时军需筹集,捐输均成为重要的经费来源,是地丁、盐课、关税等常规财政收入之外国家汲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渠道,为政府在短期内筹集数百万两甚至数千万两白银提供了可能.对清代捐输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清代的国家财政制度,反思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因此,全面总结清代捐输研究的现状,分析其成就与
都城是国家、封国之中心,而宫廷又是都城之中心.宫廷是君主与臣下理政之场所,也是君主、后宫及其他皇室成员之居处.有汉一代,中央决策有时并非为皇帝与臣下作用的结果,而是皇帝或太后、外戚独断,又通过宦官与其他侍从人员将消息外传群臣.因此,宋杰教授《汉代宫廷居住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以皇帝、后妃等所居之禁中(即省中)宫殿建置视角解读汉代政治、制度,可谓是独具慧眼.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也是上古史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甲骨文发现120年来,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甲骨材料中有若干关于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可互相参证,对商代史研究有重大意义.rn运用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古已有之,宋代和清代学者用金石资料考证古史所获颇多.王国维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综合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发展出了“二重证据法”,核心理念即运用出土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包括用出土史料(出土文献、古器物等)印证传世文献的部分实录性、用传世文献阐明出土史料的内容两个方面,对古
周代宗法制度是周初创立的重要政治制度.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围绕宗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及其对周代国家结构建构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rn第一,该书从纵向、横向两方面论析周代宗法制的起源、发展,专论宗法制中各个层面的现象.第三、第四章从“大历史观”角度具体论析宗法制度发展历程:历论新石器时代晚期、殷商、周初这几个阶段宗法制逐步发展的历史,周以武王克商、周公东征等事件为契机,使宗法血缘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成为国家结构
一、求学名家,矢志探研rn问:李先生您好!您先后在杭州大学、北京大学求学,曾亲炙徐规、邓广铭等史学名家的教诲,这段求学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哪些影响,请您简单谈谈.rn答:我1959年考上杭州大学历史系,报考历史专业,纯粹是因为喜欢.那时候也没有投身学术的“野心”,就想着既然学了历史就好好钻研,为将来当一名中学老师做好准备,毕竟当时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去了中学当老师.上大学后,我尽可能地多读书.你看大学图书馆有那么多书,这在中学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就整天泡在学校的图书馆中.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好,是
2020年10月10-11日,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历史视野下的灾害文化与灾害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7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由于刊物的宗旨要求,本文侧重介绍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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