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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杭高速公路穿越安徽歙县南乡，绵延的干道，昭示着古老的徽州与长江三角洲的联系更趋紧密……
这条高速公路通行的路线，与传统时代徽州人外出经商的陆路颇相接近。明清以来，除了新安江水路外，从徽州府沿着现在的徽杭公路沿线，陆路可以一直走到杭州。当时，从徽城（即歙县县城）走上二十里路，便可走到一个叫“章祁”的地方。“章祁”这个地名唐宋时代就已出现，而在明代徽商编纂的路程图记中，亦写作“章祁铺”，这说明此处地处交通要冲，原本是个官方设置的急递铺。
在徽州，章祁的“祁”字亦写作祈、岐或圻，均为界限的意思，而它前面所冠的“章”字，则是当地先住民的姓氏。章祁，原本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王家村”、“李家庄”之类的普通村落一样，并没有什么引人瞩目的地方。
不过，在唐代，这里发生的一件事，却使章祁及其周遭在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据《新唐书》记载：“歙州野媪将为虎所噬，幼女呼号搏虎，俱免。”唐代的歙州，也就是北宋以后的徽州之前身。逐麇鹿、搏虎豹，通常都被视作力士所为，非有绝大勇气不可。故此，歙州幼女搏虎险胜的事迹，便显得格外瞩目。
稍后，这个故事的细节逐渐变得更为具体、丰满——歙县人章顶（一作章预）有两个女儿，与母亲程氏一起登山采桑。当时的自然生态想必远较现在为好，但未开发地带的周遭环境也随时隐藏着危险。忽然闯出的一只吊睛白额虎当头扑来，母亲程氏被虎一口衔住，情急之下，章家二女奋力扑打，结果竟赶走庞然大物，将母亲救下。此事被歙州刺史刘赞得知，后者对她们褒奖有加，不仅蠲免了户税，而且还将章氏所居的合阳乡改名为“孝女乡”，以表彰其人的事迹。后来，观察使韩因刘赞治下出现了这样的义民异行，也上奏皇帝，皇帝遂下诏褒奖，并升了刘赞的官……
章氏二女的事迹，给后世的歙南地域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是“孝女乡”之名一直沿袭了下来，直到明清，不仅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而且在民间的宗教科仪中，“孝女乡”的名称也仍然频繁出现。
在提倡孝道的传统时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名在地志祀典，而章氏二女巾帼有胜须眉的事迹，无疑是个极佳的典型。遗存迄今、徽州历史上的第一部方志——南宋罗愿《淳熙新安志》中就列有“章氏二女”之传记。及至元代，著名学者郑玉作有长篇的《章氏二孝女庙记》，指出：徽州府城南二十里，“若桥，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孝女村南五里有山，曰二姑岭（亦称义姑岭），上有孝女之庙，但到郑玉的时代，该庙已颓然就废。为了兴废继绝，南里洪节夫在村旁的青山庵之前轩四楹，塑造了孝女的肖像，购置了田产，作为提供香灯的费用，并让住庵的章氏之孙觉旺全权掌管。为此，郑玉还呈请官府，请求按照国家的礼仪岁时致祭。郑玉此举，是鉴于章氏二女搏虎救母，其义行足以化民成俗。当年，郑玉曾走访孝女村，当地的父老犹能历历如绘地讲述孝女的事迹，对此，郑玉“为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他赋诗三章：
嗟弱质兮，发至勇兮至仁，
鬼神兮感动，猛兽兮服驯。
山高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湫且洄，
山高水深兮天宇开，双鹤交飞兮孝女来。
生人兮林林，习俗兮日以沉，
仰遗风兮如在，慨千载兮良心。
“”系指和悦而能直言之貌，这里是说章氏二女以孱弱和顺之质，在亲人陡然遭遇不测的一刹那，凭借至仁的天性，迸发出天底下最为刚猛的勇气，这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难怪连百兽之王至灵之物也不得不俯首帖耳。
我曾数度徘徊于章祁、孝女村山后，眼前低矮的山坡，绝想不到此处当年会是藏龙卧虎之地……
歙南地处低山丘陵地区，现代的徽杭高速公路让此处成为一片坦途，极目望去，田畴桑柘，阡陌纵横。不过，遥想郑玉生活的年代，森森树木掩映之下，义姑岭显得山高崔嵬，附近如今缓缓流淌的大坑水，当年可能也显得极为深邃。这种山高水深的意象，亦不排除郑氏刻意营造出的对孝女敬仰的氛围。郑玉似乎在描摹孝女庙中对章氏二女形象之塑造——山高水深的背景下，天花飞舞，云气缤纷。云端中隐隐飘出一阵仙乐，两只仙鹤翱翔天宇，翼护着兰心蕙性的孝女从天而降……或许，当年的孝女庙金窗玉槛，幢幡宝盖，法鼓金铙，香烟氤氲。郑玉鉴于元季的礼崩乐坏、习俗颓靡，颇以人心世道为忧，亟思有以维持补救，于是便想到孝女的事迹，不禁感慨系之……
不过，元代的树碑立传，并未能长久维持。从方志的记载来看，明朝万历年间，歙县县令刘伸曾捐廉重修青山庵孝女庙，自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可能是由于历代重建的孝女庙基本上是倚赖官府的提倡与资助，一旦人亡自然政息，香烟冷落，殿庭荒凉，也就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
在唐代，章氏二女被视作孝女。而在南宋《淳熙新安志》中，章氏二女则被列为“义民”，所谓义民，根据作者罗愿的诠释，也就是“笃行之民”。及至元代，理学家更将她们塑造成犹如天仙般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章氏二女又被列入“列女”。对此，乾隆《歙县志》称：“歙称闺门邹鲁，盖山川清淑之气所独钟，抑亦程朱之教泽至今犹未泯也。”在素称“程朱阙里”的徽州，人们于章氏二女的事迹中，愈益强调她们的终身不嫁，奉事母亲。由此看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章氏孝女成了一个不断被形塑的象征符号，而其重塑过程则与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章氏孝女愈益成为矜式闾里、劝化桑梓的圣女，这引发了其他家族的艳羡和竞相效仿，于是，在徽州的一些家族中，也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孝行。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歙县棠樾的鲍氏——宋末，歙西一带萑苻啸聚，时肇祸衅。鲍氏九世祖寿孙当寇乱之际，以父宗岩为贼所执，缚于附近的龙山，行将处死。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去死。而鲍宗岩则以“子奉先祀，岂可杀之”为由，竭力劝阻。结果，父子二人争相受刃。……或许是父慈子孝感天动地，据说，霎时间，“山风怒号，骇震林谷”，乱贼相顾惊愕，最后只能将他们二人平安释放。为此，棠樾一带于明朝永乐年间被改称为“慈孝里”，鲍氏族人更在村中建起了慈孝里坊（这就是迄今尚存的棠樾牌坊群中的七座牌坊之一）。及至清代，乾隆亦曾御书一联“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予以表彰。其实，这一故事框架与章氏二孝女的事迹极相类似，只不过两个故事中的施虐者，一是自然界的庞然大物，一是人间的乱臣贼子罢了。
关于鲍宗岩父子，明代中后期，一位叫鲍泰的文人撰写了一篇《龙山庙记》，他追述往迹，怃然长叹：
邑孝女乡双庙祀唐章预二女史，书其搏虎救母，旌而祀之，曰孝女庙。先子常以其事追念先世未有知求孝女例为孝子庙，而徒为龙山庙也！（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木堂刻本《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一百九十一）
显然，对于鲍宗岩父慈子孝事迹之宣扬，鲍氏后人似乎仍感意犹未尽。龙山位于棠樾村畔，乡人认为，危急关头风号贼散，冥冥之中显有神灵佑护，于是就在龙山之巅设坛建庙，每年春秋两次致祭。在他看来，祖先的事迹不仅令后昆引领怀想仰止心向，而且还明载史册举世观瞻，但如果当年能模仿章氏孝女之成例而在龙山上兴建孝子庙，引入国家祀典加以祭祀，从而得到官方的认同，那样，对于家族的生存和发展，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其实，孝女庙的渊源很早，或许可以上溯至唐代。唐代是徽州社会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徽州府的前身歙州虽产生于稍早的隋代，但后世一州（府）六县的格局却基本上奠定于此时。徽州府最为重要的地方神“汪公大帝”之原型汪华，也是隋末唐初时人。及至明清时代，徽州的一些强宗巨族，纷纷将祖先中的名人（或虚构的名人）之专祠转化为宗祠、统宗祠，完成了宗族的统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传统文化资源上的共享，从而增强了宗族自身的竞争能力，进而加强了对于地域社会的控制。而歙南的章氏却未能利用先声夺人的传统文化资源，从而坐失了这样的良机。
章氏是徽州最早的一批居民，在歙南一带的分布不仅很早，而且在地域上也有较广的分布，以章姓命名的地名相当之多，如章坑、章湍、章村湾等，原本都是章氏祖先在地域开发、生息繁衍过程中留下的足迹。及至清代前期，在歙南，章祁、孝女村、狮川、程村降和刘村一带均有章氏分布，章氏孝女的事迹为他们耳熟能详：
缘身姓唐纪章顶公生二女，与母程氏登山采桑，母为虎所攫，二女号呼传[搏]虎，母获免，终身奉母不嫁，以孝行上闻。二女生前每岁赐给布帛，殁后赐银建祠，赐地安葬，蠲其户税，载在志书，诚千古不磨之盛事。历代以来，身姓支分派衍，散迁不一，即非聚族而居，亦莫不咸称二孝女为祖姑。但祠宇坟墓皆在治南卅五都二图地方，每岁清明标祀，凡属子姓，近者各派司年与祭，远者听其自便。
这其实是歙南章姓的共同记忆。三十五都二图亦即与章祁村毗邻的孝女村，在清代，当地是章氏一个主要支派聚族而居之处，其他的支派则分居于章祁、狮川、程村降和刘村等地。当时，章氏各派以孝女村为中心，以孝女祀会为组织，形成了章氏松散的宗族同盟。不过，章姓内部矛盾重重，纠纷不断，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即使是在外强环伺的生存环境下，也始终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族统合，这使得章氏的整体实力急骤下降。
在徽州境内，迄至清代，章氏人物的势力已无足轻重。以民国《歙县志》的记载为例，章姓人物仅见有寥寥四人。其中的宋人章如愚，字俊卿，官至史馆编校，著《山堂考索》一书，博览穷搜，累百万言，“几与马端临、郑渔仲鼎立”。据清人考证，“山堂”即章祁村后的山塘岭，章如愚以谐声自署，其人当系章祁村人。不过，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明人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竟将之列在外郡。可见，到明代中叶，名臣章如愚之为章祁村人，已不为博学之士所知。而与人物衰微相一致，在记载徽州一府六县望族分布的《新安名族志》（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中，章姓被排在后卷的倒数第三位，而且作为“名族”出现者，仅见有歙西南的棠坞一支，根本没有唐宋时代名噪一时的章祁章氏。由此可见，及至明代中后期，原本家世望重的歙南章氏之势力已日趋式微。
晚明“博物君子”李日华曾两度前往徽州礼谒白岳（齐云山），第一次是在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九月，他走的路线便是徽州商编路程图上所说的“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路”，亦即经浙江昌化前往徽州的陆路。根据著名的《味水轩日记》所载，当月十四日，李日华至章祁铺，“见有越汪公祠，诘土人，不知公为何人”。有鉴于此，他随即作了考证，最后不太肯定地指出：此汪公也就是隋末唐初的汪华或其子孙。其实，“越汪公祠”正式的提法应当是“越国汪公祠”，亦称“汪越国公庙”或“忠烈祖庙”。无论如何，这一记载均说明，在十七世纪初叶，杭州至徽州的陆路是穿过章祁村内，而就在这一重要通道一侧，则巍然矗立着汪姓的祠堂。这让人颇感好奇——原本以章姓命名的章祁铺，村内的族姓格局此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因文献不足征，明代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偶然收集到的一册诉讼案卷，却披露了清代前期村内族姓激烈冲突的历史事实。
这册题作《囗囗古讼》的抄本（因封皮蠹蚀严重，未见书名中的前二字，故以“囗囗”暂名），明显是站在汪氏立场上编纂的。一开头的投状有二，投状人是章祁汪氏一族，投诉的对象则是他们眼中的“逆仆”章氏，罪状是“逆仆叛主，歃血建祠，持刀凶弑，跳梁异变”——意思是汪姓的世仆章氏，不甘继续受主家奴役，企图摆脱控制，歃血建立祠堂，并持械与汪氏对抗。根据汪氏的说法，章姓数十人持械将汪氏敦睦堂门扇、板壁等打毁一空，汪氏喊鸣地保，将章氏人刀两获。作为见证，抄本另附有保长、卅五都四图族众十排的呈文。当时，歙县三十五都四图的保长和族众十排都由汪氏担当，他们的倾向性显而易见。族众十排的呈文指出：章氏共有男妇百余人，均为汪氏祖遗的仆人，每年均受主家犒赏，主家有事，则需受驱役。而且，章氏之婚配对象大半也是婢女。只是由于仆人章氏中因有多人致富，故而企图摆脱主家控制，他们建立祠堂和社庙，与汪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明清时期，徽州人打官司，深谙“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的道理，故而通常所见的诉讼案卷往往会将对手的控辩文字也悉数抄誊。对于汪氏的说辞，《囗囗古讼》中抄录了另一方事主的反驳，亦即书中的“逆奴第三词”，在这一禀词中，章明光自叙了家族的来历，以及定居章祁的过程。其中叙及章氏原系簪缨望族，后因身丁式微，汪姓蕃衍，以致村内强弱异势，备受欺凌。现在由于编造门牌而引发纠纷，章氏希望自立五甲四牌，单独编立，以免汪氏掣肘……
控辩双方哓哓不休，唇枪舌剑。随后的汪△△呈文中，反复强调章氏系汪族的世仆，指称他们“生居主屋、死埋主山、婚配主婢”，是不折不扣的世仆。并说：“逆仆△△兄弟等恃主优容，至富阳大开货铺，自藉温饱，妄思脱壳，胆敢倡聚，歃血结盟，建造祠屋，希图与主并衡，抗不附主门牌，是以生等蒿目伤囗，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以名门大族，岂甘群小跳梁？”此处的“脱壳”或“跳梁”，都是清代徽州人指斥世仆摆脱贱民身份的习惯性用语。为此，汪氏竭力阻止章氏建造祠屋，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建祠立社：
徽属六邑，主仆之分最严，凡有祖遗世仆，现在服役者，从无建祠之例，盖一建祠，则尊卑各分蔑尽背灭，本主亲族冠履倒置，莫此为甚！
对于汪氏的说法，在“逆仆第五祠[词]稿”中，章氏反驳前者是在诬良作贱，认为章祁一名起于章氏，章氏迁居在先，汪氏徙居于后。章氏在唐代有孝女二人，宋朝则有人官居相位，根本不存在由汪族犒赏、受其驱役之事，也没有住屋、葬山情事，声称自己所居所葬均系祖业，现有输粮税册可作凭证……
针对章氏声称自己出自簪缨望族，贡生汪忠呈文指出：章祁章氏是冒认孝女村章氏为同族，但却遭到孝女村章氏的否认。
官司至此，双方的冲突还在继续，接着的汪氏另外一呈指出：章氏“日昨下午扛抬旗杆路”，遭到汪氏阻拦，结果后者受到章氏数十人的围攻毒打，汪氏某人“周身上下，寸无完肤”，生命垂危。对此，“逆奴第六词稿”也从反面证实了双方的冲突。有关此次纠纷，《囗囗古讼》中收入的最后一份档案是“汪△△等呈”，从中可见，章祁章氏四处联宗，先是认族长于孝女村，继又认族长于呈村东村。他们仍在修建社屋、祠堂。这些，都引发双方关系的极度紧张……
诉讼案卷反映的年代是在雍正年间，当时，正值雍正皇帝下达开豁贱民的诏旨之后。雍正五年（一七二七），皇帝诏曰：
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堕民相同。又有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世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楚。及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
雍正的诏旨出自其人的一念恻隐，但对于世仆、伴究竟如何具体界定，各级官府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十八世纪前期迄至十九世纪初叶，这一政策的探索过程竟长达将近百年之久。而在政策隐晦不明的背景下，地方上如何执行便显得颇为微妙，于是，在徽州：一方面，一些见多识广的徽州世仆奋起反抗，借此机会拼死一搏；而在另一方面，大姓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他们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加紧了对世仆的控制，而且还急不可耐地界定那些实际上并没有明确主仆关系的族姓身份，这也激化了徽州大小姓、主仆之间的纷争，引发了诸多的诉讼案件。
准情度理，章祁村中章氏的部分成员，因经济贫困而为同村汪族服役者容或有之，但他们定居在先，有自己的祠堂和社庙，并非汪族之世仆显而易见。在章祁村内，因族姓势力之盛衰递嬗引发的碰撞由来已久。及至雍正年间，徽州各地世仆的反抗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双方终于借着编立门牌、建祠立社之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一纷争投射到地名上，就表现为“瞻淇”地名的出现。
这条高速公路通行的路线，与传统时代徽州人外出经商的陆路颇相接近。明清以来，除了新安江水路外，从徽州府沿着现在的徽杭公路沿线，陆路可以一直走到杭州。当时，从徽城（即歙县县城）走上二十里路，便可走到一个叫“章祁”的地方。“章祁”这个地名唐宋时代就已出现，而在明代徽商编纂的路程图记中，亦写作“章祁铺”，这说明此处地处交通要冲，原本是个官方设置的急递铺。
在徽州，章祁的“祁”字亦写作祈、岐或圻，均为界限的意思，而它前面所冠的“章”字，则是当地先住民的姓氏。章祁，原本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王家村”、“李家庄”之类的普通村落一样，并没有什么引人瞩目的地方。
不过，在唐代，这里发生的一件事，却使章祁及其周遭在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据《新唐书》记载：“歙州野媪将为虎所噬，幼女呼号搏虎，俱免。”唐代的歙州，也就是北宋以后的徽州之前身。逐麇鹿、搏虎豹，通常都被视作力士所为，非有绝大勇气不可。故此，歙州幼女搏虎险胜的事迹，便显得格外瞩目。
稍后，这个故事的细节逐渐变得更为具体、丰满——歙县人章顶（一作章预）有两个女儿，与母亲程氏一起登山采桑。当时的自然生态想必远较现在为好，但未开发地带的周遭环境也随时隐藏着危险。忽然闯出的一只吊睛白额虎当头扑来，母亲程氏被虎一口衔住，情急之下，章家二女奋力扑打，结果竟赶走庞然大物，将母亲救下。此事被歙州刺史刘赞得知，后者对她们褒奖有加，不仅蠲免了户税，而且还将章氏所居的合阳乡改名为“孝女乡”，以表彰其人的事迹。后来，观察使韩因刘赞治下出现了这样的义民异行，也上奏皇帝，皇帝遂下诏褒奖，并升了刘赞的官……
章氏二女的事迹，给后世的歙南地域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是“孝女乡”之名一直沿袭了下来，直到明清，不仅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而且在民间的宗教科仪中，“孝女乡”的名称也仍然频繁出现。
在提倡孝道的传统时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名在地志祀典，而章氏二女巾帼有胜须眉的事迹，无疑是个极佳的典型。遗存迄今、徽州历史上的第一部方志——南宋罗愿《淳熙新安志》中就列有“章氏二女”之传记。及至元代，著名学者郑玉作有长篇的《章氏二孝女庙记》，指出：徽州府城南二十里，“若桥，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孝女村南五里有山，曰二姑岭（亦称义姑岭），上有孝女之庙，但到郑玉的时代，该庙已颓然就废。为了兴废继绝，南里洪节夫在村旁的青山庵之前轩四楹，塑造了孝女的肖像，购置了田产，作为提供香灯的费用，并让住庵的章氏之孙觉旺全权掌管。为此，郑玉还呈请官府，请求按照国家的礼仪岁时致祭。郑玉此举，是鉴于章氏二女搏虎救母，其义行足以化民成俗。当年，郑玉曾走访孝女村，当地的父老犹能历历如绘地讲述孝女的事迹，对此，郑玉“为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他赋诗三章：
嗟弱质兮，发至勇兮至仁，
鬼神兮感动，猛兽兮服驯。
山高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湫且洄，
山高水深兮天宇开，双鹤交飞兮孝女来。
生人兮林林，习俗兮日以沉，
仰遗风兮如在，慨千载兮良心。
“”系指和悦而能直言之貌，这里是说章氏二女以孱弱和顺之质，在亲人陡然遭遇不测的一刹那，凭借至仁的天性，迸发出天底下最为刚猛的勇气，这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难怪连百兽之王至灵之物也不得不俯首帖耳。
我曾数度徘徊于章祁、孝女村山后，眼前低矮的山坡，绝想不到此处当年会是藏龙卧虎之地……
歙南地处低山丘陵地区，现代的徽杭高速公路让此处成为一片坦途，极目望去，田畴桑柘，阡陌纵横。不过，遥想郑玉生活的年代，森森树木掩映之下，义姑岭显得山高崔嵬，附近如今缓缓流淌的大坑水，当年可能也显得极为深邃。这种山高水深的意象，亦不排除郑氏刻意营造出的对孝女敬仰的氛围。郑玉似乎在描摹孝女庙中对章氏二女形象之塑造——山高水深的背景下，天花飞舞，云气缤纷。云端中隐隐飘出一阵仙乐，两只仙鹤翱翔天宇，翼护着兰心蕙性的孝女从天而降……或许，当年的孝女庙金窗玉槛，幢幡宝盖，法鼓金铙，香烟氤氲。郑玉鉴于元季的礼崩乐坏、习俗颓靡，颇以人心世道为忧，亟思有以维持补救，于是便想到孝女的事迹，不禁感慨系之……
不过，元代的树碑立传，并未能长久维持。从方志的记载来看，明朝万历年间，歙县县令刘伸曾捐廉重修青山庵孝女庙，自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可能是由于历代重建的孝女庙基本上是倚赖官府的提倡与资助，一旦人亡自然政息，香烟冷落，殿庭荒凉，也就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
在唐代，章氏二女被视作孝女。而在南宋《淳熙新安志》中，章氏二女则被列为“义民”，所谓义民，根据作者罗愿的诠释，也就是“笃行之民”。及至元代，理学家更将她们塑造成犹如天仙般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章氏二女又被列入“列女”。对此，乾隆《歙县志》称：“歙称闺门邹鲁，盖山川清淑之气所独钟，抑亦程朱之教泽至今犹未泯也。”在素称“程朱阙里”的徽州，人们于章氏二女的事迹中，愈益强调她们的终身不嫁，奉事母亲。由此看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章氏孝女成了一个不断被形塑的象征符号，而其重塑过程则与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章氏孝女愈益成为矜式闾里、劝化桑梓的圣女，这引发了其他家族的艳羡和竞相效仿，于是，在徽州的一些家族中，也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孝行。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歙县棠樾的鲍氏——宋末，歙西一带萑苻啸聚，时肇祸衅。鲍氏九世祖寿孙当寇乱之际，以父宗岩为贼所执，缚于附近的龙山，行将处死。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去死。而鲍宗岩则以“子奉先祀，岂可杀之”为由，竭力劝阻。结果，父子二人争相受刃。……或许是父慈子孝感天动地，据说，霎时间，“山风怒号，骇震林谷”，乱贼相顾惊愕，最后只能将他们二人平安释放。为此，棠樾一带于明朝永乐年间被改称为“慈孝里”，鲍氏族人更在村中建起了慈孝里坊（这就是迄今尚存的棠樾牌坊群中的七座牌坊之一）。及至清代，乾隆亦曾御书一联“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予以表彰。其实，这一故事框架与章氏二孝女的事迹极相类似，只不过两个故事中的施虐者，一是自然界的庞然大物，一是人间的乱臣贼子罢了。
关于鲍宗岩父子，明代中后期，一位叫鲍泰的文人撰写了一篇《龙山庙记》，他追述往迹，怃然长叹：
邑孝女乡双庙祀唐章预二女史，书其搏虎救母，旌而祀之，曰孝女庙。先子常以其事追念先世未有知求孝女例为孝子庙，而徒为龙山庙也！（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木堂刻本《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一百九十一）
显然，对于鲍宗岩父慈子孝事迹之宣扬，鲍氏后人似乎仍感意犹未尽。龙山位于棠樾村畔，乡人认为，危急关头风号贼散，冥冥之中显有神灵佑护，于是就在龙山之巅设坛建庙，每年春秋两次致祭。在他看来，祖先的事迹不仅令后昆引领怀想仰止心向，而且还明载史册举世观瞻，但如果当年能模仿章氏孝女之成例而在龙山上兴建孝子庙，引入国家祀典加以祭祀，从而得到官方的认同，那样，对于家族的生存和发展，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其实，孝女庙的渊源很早，或许可以上溯至唐代。唐代是徽州社会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徽州府的前身歙州虽产生于稍早的隋代，但后世一州（府）六县的格局却基本上奠定于此时。徽州府最为重要的地方神“汪公大帝”之原型汪华，也是隋末唐初时人。及至明清时代，徽州的一些强宗巨族，纷纷将祖先中的名人（或虚构的名人）之专祠转化为宗祠、统宗祠，完成了宗族的统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传统文化资源上的共享，从而增强了宗族自身的竞争能力，进而加强了对于地域社会的控制。而歙南的章氏却未能利用先声夺人的传统文化资源，从而坐失了这样的良机。
章氏是徽州最早的一批居民，在歙南一带的分布不仅很早，而且在地域上也有较广的分布，以章姓命名的地名相当之多，如章坑、章湍、章村湾等，原本都是章氏祖先在地域开发、生息繁衍过程中留下的足迹。及至清代前期，在歙南，章祁、孝女村、狮川、程村降和刘村一带均有章氏分布，章氏孝女的事迹为他们耳熟能详：
缘身姓唐纪章顶公生二女，与母程氏登山采桑，母为虎所攫，二女号呼传[搏]虎，母获免，终身奉母不嫁，以孝行上闻。二女生前每岁赐给布帛，殁后赐银建祠，赐地安葬，蠲其户税，载在志书，诚千古不磨之盛事。历代以来，身姓支分派衍，散迁不一，即非聚族而居，亦莫不咸称二孝女为祖姑。但祠宇坟墓皆在治南卅五都二图地方，每岁清明标祀，凡属子姓，近者各派司年与祭，远者听其自便。
这其实是歙南章姓的共同记忆。三十五都二图亦即与章祁村毗邻的孝女村，在清代，当地是章氏一个主要支派聚族而居之处，其他的支派则分居于章祁、狮川、程村降和刘村等地。当时，章氏各派以孝女村为中心，以孝女祀会为组织，形成了章氏松散的宗族同盟。不过，章姓内部矛盾重重，纠纷不断，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即使是在外强环伺的生存环境下，也始终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族统合，这使得章氏的整体实力急骤下降。
在徽州境内，迄至清代，章氏人物的势力已无足轻重。以民国《歙县志》的记载为例，章姓人物仅见有寥寥四人。其中的宋人章如愚，字俊卿，官至史馆编校，著《山堂考索》一书，博览穷搜，累百万言，“几与马端临、郑渔仲鼎立”。据清人考证，“山堂”即章祁村后的山塘岭，章如愚以谐声自署，其人当系章祁村人。不过，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明人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竟将之列在外郡。可见，到明代中叶，名臣章如愚之为章祁村人，已不为博学之士所知。而与人物衰微相一致，在记载徽州一府六县望族分布的《新安名族志》（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中，章姓被排在后卷的倒数第三位，而且作为“名族”出现者，仅见有歙西南的棠坞一支，根本没有唐宋时代名噪一时的章祁章氏。由此可见，及至明代中后期，原本家世望重的歙南章氏之势力已日趋式微。
晚明“博物君子”李日华曾两度前往徽州礼谒白岳（齐云山），第一次是在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九月，他走的路线便是徽州商编路程图上所说的“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路”，亦即经浙江昌化前往徽州的陆路。根据著名的《味水轩日记》所载，当月十四日，李日华至章祁铺，“见有越汪公祠，诘土人，不知公为何人”。有鉴于此，他随即作了考证，最后不太肯定地指出：此汪公也就是隋末唐初的汪华或其子孙。其实，“越汪公祠”正式的提法应当是“越国汪公祠”，亦称“汪越国公庙”或“忠烈祖庙”。无论如何，这一记载均说明，在十七世纪初叶，杭州至徽州的陆路是穿过章祁村内，而就在这一重要通道一侧，则巍然矗立着汪姓的祠堂。这让人颇感好奇——原本以章姓命名的章祁铺，村内的族姓格局此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因文献不足征，明代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偶然收集到的一册诉讼案卷，却披露了清代前期村内族姓激烈冲突的历史事实。
这册题作《囗囗古讼》的抄本（因封皮蠹蚀严重，未见书名中的前二字，故以“囗囗”暂名），明显是站在汪氏立场上编纂的。一开头的投状有二，投状人是章祁汪氏一族，投诉的对象则是他们眼中的“逆仆”章氏，罪状是“逆仆叛主，歃血建祠，持刀凶弑，跳梁异变”——意思是汪姓的世仆章氏，不甘继续受主家奴役，企图摆脱控制，歃血建立祠堂，并持械与汪氏对抗。根据汪氏的说法，章姓数十人持械将汪氏敦睦堂门扇、板壁等打毁一空，汪氏喊鸣地保，将章氏人刀两获。作为见证，抄本另附有保长、卅五都四图族众十排的呈文。当时，歙县三十五都四图的保长和族众十排都由汪氏担当，他们的倾向性显而易见。族众十排的呈文指出：章氏共有男妇百余人，均为汪氏祖遗的仆人，每年均受主家犒赏，主家有事，则需受驱役。而且，章氏之婚配对象大半也是婢女。只是由于仆人章氏中因有多人致富，故而企图摆脱主家控制，他们建立祠堂和社庙，与汪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明清时期，徽州人打官司，深谙“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的道理，故而通常所见的诉讼案卷往往会将对手的控辩文字也悉数抄誊。对于汪氏的说辞，《囗囗古讼》中抄录了另一方事主的反驳，亦即书中的“逆奴第三词”，在这一禀词中，章明光自叙了家族的来历，以及定居章祁的过程。其中叙及章氏原系簪缨望族，后因身丁式微，汪姓蕃衍，以致村内强弱异势，备受欺凌。现在由于编造门牌而引发纠纷，章氏希望自立五甲四牌，单独编立，以免汪氏掣肘……
控辩双方哓哓不休，唇枪舌剑。随后的汪△△呈文中，反复强调章氏系汪族的世仆，指称他们“生居主屋、死埋主山、婚配主婢”，是不折不扣的世仆。并说：“逆仆△△兄弟等恃主优容，至富阳大开货铺，自藉温饱，妄思脱壳，胆敢倡聚，歃血结盟，建造祠屋，希图与主并衡，抗不附主门牌，是以生等蒿目伤囗，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以名门大族，岂甘群小跳梁？”此处的“脱壳”或“跳梁”，都是清代徽州人指斥世仆摆脱贱民身份的习惯性用语。为此，汪氏竭力阻止章氏建造祠屋，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建祠立社：
徽属六邑，主仆之分最严，凡有祖遗世仆，现在服役者，从无建祠之例，盖一建祠，则尊卑各分蔑尽背灭，本主亲族冠履倒置，莫此为甚！
对于汪氏的说法，在“逆仆第五祠[词]稿”中，章氏反驳前者是在诬良作贱，认为章祁一名起于章氏，章氏迁居在先，汪氏徙居于后。章氏在唐代有孝女二人，宋朝则有人官居相位，根本不存在由汪族犒赏、受其驱役之事，也没有住屋、葬山情事，声称自己所居所葬均系祖业，现有输粮税册可作凭证……
针对章氏声称自己出自簪缨望族，贡生汪忠呈文指出：章祁章氏是冒认孝女村章氏为同族，但却遭到孝女村章氏的否认。
官司至此，双方的冲突还在继续，接着的汪氏另外一呈指出：章氏“日昨下午扛抬旗杆路”，遭到汪氏阻拦，结果后者受到章氏数十人的围攻毒打，汪氏某人“周身上下，寸无完肤”，生命垂危。对此，“逆奴第六词稿”也从反面证实了双方的冲突。有关此次纠纷，《囗囗古讼》中收入的最后一份档案是“汪△△等呈”，从中可见，章祁章氏四处联宗，先是认族长于孝女村，继又认族长于呈村东村。他们仍在修建社屋、祠堂。这些，都引发双方关系的极度紧张……
诉讼案卷反映的年代是在雍正年间，当时，正值雍正皇帝下达开豁贱民的诏旨之后。雍正五年（一七二七），皇帝诏曰：
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堕民相同。又有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世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楚。及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
雍正的诏旨出自其人的一念恻隐，但对于世仆、伴究竟如何具体界定，各级官府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十八世纪前期迄至十九世纪初叶，这一政策的探索过程竟长达将近百年之久。而在政策隐晦不明的背景下，地方上如何执行便显得颇为微妙，于是，在徽州：一方面，一些见多识广的徽州世仆奋起反抗，借此机会拼死一搏；而在另一方面，大姓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他们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加紧了对世仆的控制，而且还急不可耐地界定那些实际上并没有明确主仆关系的族姓身份，这也激化了徽州大小姓、主仆之间的纷争，引发了诸多的诉讼案件。
准情度理，章祁村中章氏的部分成员，因经济贫困而为同村汪族服役者容或有之，但他们定居在先，有自己的祠堂和社庙，并非汪族之世仆显而易见。在章祁村内，因族姓势力之盛衰递嬗引发的碰撞由来已久。及至雍正年间，徽州各地世仆的反抗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双方终于借着编立门牌、建祠立社之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一纷争投射到地名上，就表现为“瞻淇”地名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