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2年，郭靖和夫人黄蓉站在襄阳城上向远处的蒙古军营眺望。
　　此时，蒙古人围困襄阳城已经有四年，并且建起了坚固的堡垒。就在几天前，郭大侠带领众豪杰杀入敌营。郭靖的降龙十八掌神功和黄蓉的打狗棒法，加上众英雄个个身怀绝技，顿时击毙了蒙古兵无数。但是，蒙古兵如同潮水一般涌上，他们不得不再一次退回城中。郭靖有点不明白，是什么使得蒙古人像蝗虫一样涌来，让襄阳百姓乃至大宋国运危在旦夕？是贾似道之流对忠臣的迫害，使得良将没有用武之地，还是联蒙灭金的战略失误？或者真是天意如此？

　　假如我也在那个历史现场，我想和郭大侠谈谈关于挪威雪线的事情。挪威雪线并不是一种高深的武功，雪线是指冰川、雪山冰雪累积和融化平衡之处，它是一个海拔高度，我们常用挪威雪线来研究全球气温，而中国历史上的气温基本也是和挪威雪线变化一致的。当然，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草原帝国崛起的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低温期。
　　气候对农业至关重要，在郭靖时代的寒冷期，小麦的产量减少了8.3%。同样，年平均气温若下降2℃，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到4个纬度。而古代长城的位置也正是温带季风气候区与温带草原气候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
　　从公元11世纪开始，全球包括中国的气候总体上开始变冷，这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而且使得周边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沉重打击，他们和汉族的关系也不断恶化。
　　《经济学季刊》有一篇论文《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的農业社会稳定》，就曾用数量经济史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文章说，少数民族所从事的游牧业，是一个完全靠天吃饭的行业，当气候变得恶劣时，游牧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反应就是向南、向东迁移，这样必然与定居在南面、东面的农业民族相遇，于是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难以避免。
　　也就是说，襄阳之战其实是由地球气候变化决定的。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陈良佐教授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他的基本结论是：“战国到文景时代的气候是温暖期……武帝时期是气候温暖期转入小冰期的过渡期……到了元帝时期正式进入小冰期。王莽时代低温和灾害达到高峰。东汉初期的气候是西汉小冰期的延续……桓灵时代气候恶劣的程度不下于王莽时期。”
　　可见历史上所谓的开明盛世，都有着气候的背景。王莽锐意改革却生不逢时，而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已经和今天我们的眼光相近，但在粮食减产的低温期，也无法挽回大宋的颓势，而历史上匈奴扰汉、五胡乱华、满族入关这些也无不和气候变化有关。
　　就算是九阴真经、武穆遗书，在全球气候变化面前也不值一提。公元1273年，襄阳城破，郭靖夫妇留下倚天剑屠龙刀后，以身殉国。南宋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屏障，六年之后，左宰相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跳入冰冷的大海，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