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界和读书界来说，她姗姗来迟，很晚才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当人们在世纪之交最初接触到她时，这位大思想家仅仅以其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人所知。近几年，她有关政治理论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才引起学术界、读书界的重视和评论。
　　《黑暗时代的人们》是刚出版的阿伦特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不是阐述了重要深刻的政治理论，而是以犀利的笔触，描写、解剖了一系列知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在“一战”和“二战”时的生活态度与社会立场，以非常时期的表现来凸显人性、人格中最隐秘和本质的内涵。这是一本毫无艰涩感的书，其文字搅动着读者的灵魂。它使我们深思时代和人的关系，人们内心的阳光与时代的黑暗之间的抗衡、进退。
　　作者论述的人物共十位，有莱辛、罗莎·卢森堡、雅斯贝尔斯、瓦尔特·本雅明、布莱希特等，其中多半是犹太人，这肯定与作者本人的犹太血统有关。当然，上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对犹太人常常很不友善，他们比其他人更长久、更悲惨地生活在黑暗的时代之中。
　　阿伦特在本书的开篇“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黑暗时代，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她的回答集中在精神层面，贯串了一种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要积极地进入公共生活，不回避、不惧怕政治。
　　她观察到，在黑暗时代的德国，一些人精神上出现一种“内在移民”现象，他们身在德国却好像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在感觉上好像是移民，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内在性之中。这不止发生在德国，也没有因为第三帝国的灭亡而终结。人们生活在一个非人的世界中会受到强烈的诱惑，从现实世界和公共空间转移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这种逃离看起来是合理的，甚至是惟一可能的做法。但阿伦特仍然坚持主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保持我们的现实性，对世界负责——人对现实性的抛弃永远都是人性的丧失。
　　在黑暗时代，友爱显得十分珍贵、必不可少，它是抗衡外在压迫，保持人性的重要因素。人们习惯于把友爱视为仅仅是一种私密现象，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欢乐和痛苦，向对方敞开心扉，不受外界的困扰，这样，友爱与政治的相关性很难得到理解。但阿伦特指出，对古希腊人来说，友爱的本质在于言谈，他们认为，只有经常公开交换意见才能把公民聚集为城邦。友爱不是个人私密行为，而是政治的要求和对世界的防护，这种在古代经典中作为特征的东西，在莱辛的戏剧中重现了出来。
　　阿伦特在分析天才诗人、戏剧家布莱希特失去诗人立场，向极权主义妥协和献媚时，没有采取简单的方法。她承认由歌德表述的前提：不能要求诗人是优秀的公民，他们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可以谅解他们有时缺乏现实感——对苦难和迫害保持距离，缺乏可靠感和责任感。但是，当布莱希特无视同胞的苦难，为了得到一座剧院而在东柏林定居，写不出任何诗歌和戏剧而甘当极权主义的政治橱窗时，阿伦特认为还是可以追究他的政治与道德责任。
　　文化人的道德缺失往往是精细微妙的，阿伦特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布莱希特的天赋与机敏。他在诗中把流亡者说成是“一个带来不祥消息的使者”，这句话机智、俏皮，但缺乏良知；当他在莫斯科采访一个卷入大审判案件中的受害者时，他在长时间的沉默后说了一句极其聪明、漂亮的话：“他们越是清白，就越是该死。”这句话后来被解释为他确实公开地反对过斯大林。
　　布莱希特的初始出发点是悲悯；在看到穷人不仅受苦受难，而且还愚昧卑微之后，悲悯变成了愤怒，并在救世激情中下决心不当好人，为了消灭不公正而不择手段；最后，他指望一个政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一个人有两只眼睛，政党有数以千计的眼睛，政党能够看见七大洲”，政党还以经典作家的方法来领导斗争——这些，就构成了布莱希特在精神上自我毁灭的各个环节。
　　阿伦特的剖析十分精彩。但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遗憾之处是，没有分析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黑暗时代失足，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所处的时代是黑暗的。比如，在纳粹德国，很多人认为希特勒消除了饥饿和失业，使德国摆脱了“一战”失败后的沮丧和受列强欺压的屈辱状态，国力鼎盛，内部高度一致，绥靖主义者大唱赞歌，八方来朝，这种盛景因法西斯德国于1936年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而达到顶峰。试想，站在民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的立场，歌颂都惟恐来不及，怎么会去抗拒黑暗呢？■
　　
　　《黑暗时代的人们》，（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