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实践这种以“爱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猛烈攻击与批判不把人当人的黑暗的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并执着地探索着怎样才能把人变得更好，从而不断追求人性与人格的完善和完美。
　　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最早通过巴金的母亲撒播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母亲作为“第一位老师”从小就教他“爱一切人”：“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穷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难中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受到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底。”^〔１〕就这样，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积淀在巴金灵魂中，成了“爱人”思想的根基。此外，作为“五四产儿”的巴金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从卢梭、托尔斯泰、雨果等一批作家和思想家的言论和作品中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发，特别是从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中受到人类互助、正义、公正和自我奉献的伦理思想的影响，其中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对巴金产生的作用最大。巴金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完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从这时起，我才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２〕巴金不仅在克鲁泡特金的书中学到了正义，而且用正义把爱和恨统一起来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了他的以“爱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
　　巴金以“爱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对全人类的爱，特别是对世界上的弱势群体和被压迫被侮辱者的爱与同情；二、对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生命的爱，其中包括对家中饲养的公鸡和晚年对小狗包弟的爱；三、对不把人当成人的专制体制和一切摧残爱的势力的憎恨与反抗。在“爱人”思想的指导下，半个多世纪以来巴金坚持不懈地向一切不合理的专制体制发起进攻，并憧憬一个平等自由充满爱的合理社会制度的到来：“我虽然是某个主义的信徒，但我并不是一个说教者……我不能叫已死的朋友活起来，喊着口号前进。我只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的面前指给他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也许有些人会憎厌地跑开，但是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伤痕遍体的尸首上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新生么？”^〔３〕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在我们新中国高老太爷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４〕与此同时他还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目的是警示国人不要忘记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的罪恶，以及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空前灾难。
　　自我忏悔、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是巴金“爱人”思想的实践。巴金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乃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良心，他的人格及其作品成了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巴金的人格魅力更加凸显。经过“文革”磨难的巴金，不断忏悔、解剖自己，发掘出自己灵魂中的奴性给人看。他痛苦地指出：“奴隶，过去我总认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作了十年的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５〕他还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自己违心地批判胡风等人的错误，一遍又一遍地忏悔、拷问自己的灵魂：“我在我自己身上发现我大哥的毛病……在小职员汪文宣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在向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信徒吗？”^〔６〕就这样巴金毫不留情地剖开自己灵魂的阴暗面，发掘出“作揖——无抵抗主义”、“忍”等奴性给人看，以净化自己的灵魂，追求人格的完善。
　　巴金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而且也是伦理型思想家，其思想的核心是“爱人”。“爱人”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伦理思想在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巴金的“爱人”思想一以贯穿在他的伦理观、文学创作和美学观中，成为他做人和为文之魂。由于“爱人”思想是人类从动物那里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博爱观，是人性的核心，所以地球上只要有人类存在，“爱人”的价值和意义便永驻，巴金的价值和时代意义便永存。
　　
　　注释：
　　〔１〕〔３〕贾植芳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３５、２１６页。
　　〔２〕《中流》创刊号１９３６年９月５日。
　　〔４〕〔６〕李存光主编：《巴金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４、５３７页。
　　〔５〕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３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