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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晚清的历史就是禁烟、又屡禁不绝的历史。这中间不仅仅是道德高低的较量，而是现实、经济民生与利益同时裹挟在内的一潭混水，不是一句好或者坏能够概括的。
在高层政治生活中，雍正以来洋烟一直是个话题。从道光以后，洋烟成为一个严肃的公开的政治话题。在道德与现实之间，官员们来回滚刀板。当我们可以平静地回顾这段往事时，会发现鸦片与国际贸易的变化、中国国内经济、官吏生存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道光年间朝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禁烟大讨论。朝廷并不是一刀切地准备禁止鸦片，事实上，在道德的洁癖、体制的尊严与源源不断的税收之间，道光帝并非毫无动摇。否则，他不会允许一场长达两年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沦为官员之间的相互攻讦。最后阻断禁烟这一道德偏好的是英国人的枪炮，而不是连篇累牍的奏章。
1836年5月17日，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禁止鸦片、中断鸦片贸易徒劳无功，严厉的禁烟只会在人民中间散播恐慌气氛，“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
1838年（道光十八年）6月2日，颇具道德感、以挽回颓势自命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奏折。这中间的奏折就没停过，只不过黄爵滋的比较出名。他不但主张严禁鸦片，还想处死吸食者。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议复回奏，8份支持处死吸食者，其他主张重点打击鸦片进口地广州和走私贩子。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
如果林则徐禁烟后清廷打了胜仗，驱逐了洋人，那么皇帝做主，把鸦片一禁了之，从此天下太平。关键是，鸦片战争连战连败，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就不可能回到上国朝廷抚柔万邦的幻象中。于是，烟禁还是不禁，就一直是个问题萦绕着所有人。
二
每次朝廷遭遇财政困难，对“洋烟”征税的意见就不绝于耳，征税就意味着给洋烟打开合法化之路。
十九世纪中期，传统的田赋、盐税和关税外，朝廷增加了两种重要的收入来源。1854年以后成立的外国人管理的帝国海关正式规定向对外贸易征收关税，并把收入上缴给北京政府，不归地方各省掌握。第二种税制是厘金税，原本是各省官员为了筹资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到1862年，它几乎适用于一切商品，并且差不多各省都已征收。
有两位开明绅士何启、胡礼恒，在文章里非常实际地写道：“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完全禁烟一度成为迂腐之论。
实际上，当时大规模讨论禁烟与弛禁的人，绝不是一些腐儒，我们也无法以爱国与卖国来对待这些讨论。如果说何启、刘坤一等人卖国，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进出口关税与厘金对帝国财政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人出于道德感与民族感情，不断呼吁禁烟，而在实际需要时，又希望“以毒攻毒”，用土烟打败洋烟，不流入外人之手。
李鸿章主张强国富民，不可能对鸦片持同情态度。但从现实的角度，他主张弛禁，以土烟驱逐洋烟。在这一点上，他竟然与宿敌左宗棠取得了令人惊奇的一致意见。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弛禁，当时从民间到高官，一部分人形成了共识，就两句话：与其让洋烟祸害国民，还不如通过重税先把洋烟挤出去，鼓励自种土烟，让部分百姓可以借此获得合法收入，最终达到禁烟的目的。
再过30年，郑观应、王韬、孙中山等社会精英，都加入了弛禁的队伍。1894年孙中山《上李傅相书》指出：近年知道要让英国禁烟太难，去年劝家乡农民试种罂粟，制成烟土，气味比印度“公土”还要好。一旦推广，可以尽夺印度烟土的利益，到时英国人自然禁种；印度停种后，我们自己再厉行禁止。“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这就是典型的“以毒攻毒”思路。
李鸿章没有见孙中山，但对郑观应、王韬的观点不会不了解，他的弛禁说，几乎是后两者观点的翻版。这些弛禁派希望与英国、印度达成协议，逐渐减少进口量，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他们主张以土烟驱逐洋烟的观点，因为与现实契合，落地成果好到不可思议。
说起来，比较早提出用土烟驱逐洋烟的是林则徐。
经历了鸦片战争，1847年，林则徐已调任陕西巡抚。林则徐认为，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这样白银只在本国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其实，早在1833年，为了应对鸦片输入导致的财政上的巨大损失，林则徐就建议中国自己种植罂粟生产鸦片。
三
鴉片不仅关系到朝廷财政收支，关系到农民生活，鸦片这个钱袋里，更有着各级官吏甚至皇帝的巨大利益。
清廷的治则原则是，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
嘉庆年间（1796—1821 年），广州每年应交皇室的关税余额为855，000 两银子，此款比帝国境内二十一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银2，261，000 两）的三分之一还多。
既然鸦片利润极高，禁烟时收租放行就是一门好生意，而弛禁时搜刮同样是一门好生意。这就形成了鸦片走私者和当地的官吏们分肥，形成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强盗必须要捉，但不能使劲捉，否则官兵的致富之路也就堵上了。
政府的道德感在清末接近灭亡时复苏，不过，由于上述原因，鸦片从没有被铲除干净，民国同样不可能，虽然民国政府着力禁烟，但他们的统治区域只有长三角地区狭小的一块，不可能对云南、四川、甘肃、内蒙、陕西进行整治。真正鸦片的禁绝是在1949年以后，以政府的强权进行。农村的经济模式一变再变，农民没有了自己的土地，鸦片也就没有了附着的根基。
（摘自金融时报网）
在高层政治生活中，雍正以来洋烟一直是个话题。从道光以后，洋烟成为一个严肃的公开的政治话题。在道德与现实之间，官员们来回滚刀板。当我们可以平静地回顾这段往事时，会发现鸦片与国际贸易的变化、中国国内经济、官吏生存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道光年间朝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禁烟大讨论。朝廷并不是一刀切地准备禁止鸦片，事实上，在道德的洁癖、体制的尊严与源源不断的税收之间，道光帝并非毫无动摇。否则，他不会允许一场长达两年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沦为官员之间的相互攻讦。最后阻断禁烟这一道德偏好的是英国人的枪炮，而不是连篇累牍的奏章。
1836年5月17日，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禁止鸦片、中断鸦片贸易徒劳无功，严厉的禁烟只会在人民中间散播恐慌气氛，“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
1838年（道光十八年）6月2日，颇具道德感、以挽回颓势自命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奏折。这中间的奏折就没停过，只不过黄爵滋的比较出名。他不但主张严禁鸦片，还想处死吸食者。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议复回奏，8份支持处死吸食者，其他主张重点打击鸦片进口地广州和走私贩子。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
如果林则徐禁烟后清廷打了胜仗，驱逐了洋人，那么皇帝做主，把鸦片一禁了之，从此天下太平。关键是，鸦片战争连战连败，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就不可能回到上国朝廷抚柔万邦的幻象中。于是，烟禁还是不禁，就一直是个问题萦绕着所有人。
二
每次朝廷遭遇财政困难，对“洋烟”征税的意见就不绝于耳，征税就意味着给洋烟打开合法化之路。
十九世纪中期，传统的田赋、盐税和关税外，朝廷增加了两种重要的收入来源。1854年以后成立的外国人管理的帝国海关正式规定向对外贸易征收关税，并把收入上缴给北京政府，不归地方各省掌握。第二种税制是厘金税，原本是各省官员为了筹资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到1862年，它几乎适用于一切商品，并且差不多各省都已征收。
有两位开明绅士何启、胡礼恒，在文章里非常实际地写道：“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完全禁烟一度成为迂腐之论。
实际上，当时大规模讨论禁烟与弛禁的人，绝不是一些腐儒，我们也无法以爱国与卖国来对待这些讨论。如果说何启、刘坤一等人卖国，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进出口关税与厘金对帝国财政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人出于道德感与民族感情，不断呼吁禁烟，而在实际需要时，又希望“以毒攻毒”，用土烟打败洋烟，不流入外人之手。
李鸿章主张强国富民，不可能对鸦片持同情态度。但从现实的角度，他主张弛禁，以土烟驱逐洋烟。在这一点上，他竟然与宿敌左宗棠取得了令人惊奇的一致意见。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弛禁，当时从民间到高官，一部分人形成了共识，就两句话：与其让洋烟祸害国民，还不如通过重税先把洋烟挤出去，鼓励自种土烟，让部分百姓可以借此获得合法收入，最终达到禁烟的目的。
再过30年，郑观应、王韬、孙中山等社会精英，都加入了弛禁的队伍。1894年孙中山《上李傅相书》指出：近年知道要让英国禁烟太难，去年劝家乡农民试种罂粟，制成烟土，气味比印度“公土”还要好。一旦推广，可以尽夺印度烟土的利益，到时英国人自然禁种；印度停种后，我们自己再厉行禁止。“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这就是典型的“以毒攻毒”思路。
李鸿章没有见孙中山，但对郑观应、王韬的观点不会不了解，他的弛禁说，几乎是后两者观点的翻版。这些弛禁派希望与英国、印度达成协议，逐渐减少进口量，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他们主张以土烟驱逐洋烟的观点，因为与现实契合，落地成果好到不可思议。
说起来，比较早提出用土烟驱逐洋烟的是林则徐。
经历了鸦片战争，1847年，林则徐已调任陕西巡抚。林则徐认为，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这样白银只在本国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其实，早在1833年，为了应对鸦片输入导致的财政上的巨大损失，林则徐就建议中国自己种植罂粟生产鸦片。
三
鴉片不仅关系到朝廷财政收支，关系到农民生活，鸦片这个钱袋里，更有着各级官吏甚至皇帝的巨大利益。
清廷的治则原则是，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
嘉庆年间（1796—1821 年），广州每年应交皇室的关税余额为855，000 两银子，此款比帝国境内二十一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银2，261，000 两）的三分之一还多。
既然鸦片利润极高，禁烟时收租放行就是一门好生意，而弛禁时搜刮同样是一门好生意。这就形成了鸦片走私者和当地的官吏们分肥，形成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强盗必须要捉，但不能使劲捉，否则官兵的致富之路也就堵上了。
政府的道德感在清末接近灭亡时复苏，不过，由于上述原因，鸦片从没有被铲除干净，民国同样不可能，虽然民国政府着力禁烟，但他们的统治区域只有长三角地区狭小的一块，不可能对云南、四川、甘肃、内蒙、陕西进行整治。真正鸦片的禁绝是在1949年以后，以政府的强权进行。农村的经济模式一变再变，农民没有了自己的土地，鸦片也就没有了附着的根基。
（摘自金融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