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8月，于敏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他的童年时光是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的战乱中度过的。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
　　于敏意识到自己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硕士毕业后，他被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站在了国际前沿。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参加过会战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蔡少辉说：“第一批模型的计算结果，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但老于說，要做就不能敷衍了事，一定要做到最好。”
　　睡铁床，铺稻草，守着吐出大卷大卷纸带的老式计算机，在那100多天里，于敏的大脑一直像计算机一样高速运转，终于带领科技人员算出新的模型，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
　　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之所以迫在眉睫，是因为我国曾经饱受“核欺压”。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在报纸上说说而已。”于敏说。
　　模型计算成功后，于敏当即给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秒懂：“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这样的隐语，是为了保密。在为打造国之重器而隐姓埋名的岁月里，他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说的痛苦。
　　女儿于元一直清晰地记得，幼时父亲工作繁忙，从未辅导过自己的功课。甚至一有同事来访，自己和弟弟就会被赶出屋去。“有一次父亲跟一个单位的叔叔聊天，我去门边偷听，听到他们说起‘肉’，还挺馋，却被妈妈噌地一下拉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谈的不是‘肉’，是拉丁字母ρ，代表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