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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文江先生在地质学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曾在军阀孙传芳的领导下，担任了八个月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对此后人非议较多。文章分析了丁文江担任“淞沪总办”的背景和出任“淞沪总办”所做的实事，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给丁文江先生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评价。
【关键词】丁文江 淞沪总办 背景 实事
丁文江（1887～1936）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名人，被大家熟知的身份是地质学家。但他却于1926年5月至12月，在统治长江下游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的领导下，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这一经历使他遭到很多人的唾弃，也使他的名声蒙上一层阴影，甚至还影响到他以后多年的事业。
出任“淞沪总办”的背景
事实上，丁文江出任“淞沪总办”不过是试图在一个地方的规模上，实行他向全国公布的“少数人的责任”那个信条而己。北京政府的状况，使丁文江得出了正确的判断和一个错误的结论。他断定中国的权力掌握在相互厮杀的武人手中，当局目前仅能在局部地区发号施令；他的结论是北京政府未能达到的目标，可以在其他易于管理的省份实现，假若那里的军人政权中有幸出现“好人”。促使军人政权有所作为的办法，是以加强其周围的文官来驯化它—在每位将军的身旁摆上一批学者，使其智力得到“开化”。在丁文江看来这一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他认为，军人的“爱国主义”同他们接受民众要求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丁文江经常考虑军事问题。他训练武装部队的最初尝试，包括不加选择地、广泛地摄取军事信息。
20世纪20年代初，他逐渐了解了中国北方的军事情况。他在军中广交朋友，并请远方的朋友告诉自己他们对当地卫戍部队的看法。在满洲，他经常代表北票煤矿外出旅行，这给了他深入研究奉天、直系两系军阀的机会。《努力》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国内各派军队的文章，丁文江介绍了满洲、湖南、广东军队的现状，并分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这些文章经过加工，充实了某些内容，印成一册名为《民国军事近纪》的书，旨在成为一部简短的历史，以记载1925年的中国北方各省军队的情况，并对军队诸派别的结构、地位、规模及备战状况的分析。“完全裁兵，不仅是减少军队数量。”这是丁文江个人为《努力》宣言提出的口号，在《努力》上，丁文江提出，用对裁兵问题的具体研究取代对军阀的口诛笔伐。他赞扬他的朋友蒋百里写的一本书，认为它是一些有知识的军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罕见的尝试之一。丁文江希望通过对军队的科学分析，制定趋于和平的军事政策。裁兵当然是虚幻的，但是丁文江一直希望通过教育来驯化军人。
在丁文江看来，中国军事教育是“全世界最差的”。他哀叹本国军官从未学过现代史、政治、经济学，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军事科学基础方面的无知。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和企业经营者的技术专长，使他得以亲身了解军队在测绘知识、战略知识和后勤供应知识等方面是多么匮乏。他指出，由日本下级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通过翻译授课，同时，学员使用翻译过来的外国教科书—这种做法早已被普通大学摒弃多年了。军官需要教育这种信念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产生了教育他们的愿望。如果找不到儒将，就一定要培养出他们来。于是，丁文江产生了一个十足的雄心：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院。十年以后，在他临终前，丁文江私下还说，进行军事教育改革仍然是他所怀有的壮志。
丁文江严重地过高估计了现有军人领导，只是认为广大军官队伍达不到使他满意的程度。在简述自己对军人领导的信任时，他大大依赖“爱国主义”这个概念。需知这一概念在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唤起的意象，与在一个职业军人心中激发起来的意象是迥然不同的。围绕着痛恨外因压迫这个共同的核心，聚集着各种不同的含意。丁文江个人的爱国主义既有民族主义成份，又有文官成份。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把中国看成一个独特的，甚至是个地方性的行政单位。中国的国家身份，只有在成立现代中央政府之后才能确认。但是，他把一整套纯粹消极的特点当成了军人的“爱国主义”。各派军阀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和平政策，禁止其军队奴役当地人民，拒绝接受外因强迫的贷款并且不增收附加税，控制贪污，不找外国人的麻烦，这些模仿文官美德的做法，赢得了丁文江的赞赏。例如，他相信阎锡山的“模范省”的神话，赞扬阎锡山的强大民兵和警察，表彰阎锡山强调教育和宣扬道德。然而，阎锡山其实是以对同盟者的出尔反尔来维持自己领地的和平的，而这种做法使得军阀间的混战状况可怕地永久化了。当自治的前景看起来要受到威胁时，阎锡山对中国统一的忠心便顷刻化为乌有了。作为一个出身缙绅阶级的文官，丁文江认为一个督军的行政机关可以用来强化政治进步，而不是去支持军事占领。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主义者，他认为热爱祖国必须穿上民族主义的服装。他自己对军人的爱国主义充满信心，而事实上，这种爱国主义只能转化为排外，并表现为个人统治。怀着这些幻想，丁文江在他的老家江苏孕育着深刻危机的时刻投奔孙传芳。
“好人政府”内阁垮台以后，吴佩孚和曹锟并未在北京站住脚。1924年，他们的部队与奉系之间爆发了新的战争，并以曹锟政府的垮台而告终。从1924年11月开始，首都由所谓“执政府”统治，张作霖在他们之中享有军事优势并发挥支配性作用。在北方捉摸不定的冲突期间，中部沿海各省饱受动荡之苦。1924年9、10月间以及1925年元月间，江苏自1911年革命以来首次卷入当地军事战役。其对手是浙江，争执的问题是关于上海市及其丰饶岁入属谁控制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孙传芳利用江浙之间的这场冲突，迅速由福建基地向北推进，在l925年一年中，他巩固了自己作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这五个省的军事统治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张作霖的奉系也急于向中部各省扩充。与张作霖联盟的张宗昌的山东军曾一度占领上海数星期，迅即于1925年元月以“恢复秩序”为名向南进军江苏和浙江。对江苏的中国士绅说来，一如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张作霖及其同伙因军队组织涣散、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以及与日本人秘密勾结而臭名远扬。丁文江代表北票煤矿试图与满洲当局打交道的经验，使他对奉系只有憎恶而不存在任何幻想。这些警报于1924年促成了一个“救援江苏”的秘密社团的诞生，丁文江与其朋友兼同乡刘厚生和陈陶遗在其中积极活动，因而以“江苏人”参与此事，去与岳州的吴佩孚、杭州的孙传芳联络。 1925年双十节，孙传芳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五省联军”讨奉，驱逐了奉系的杨宇霆、邢士廉，进而统治了江苏、上海。1926年5月，孙传芳公开宣称独立的五省联合，丁文汇出任淞沪督办公署的总办，陈陶遗出任江苏省长。大约在上海公共租界把命运交给孙传芳的同时，江苏的士绅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孙传芳，而且理由也完全一样。然而，就丁文江说来，和平与商业上自卫的愿望没有他所宣称的“少数人的贡任”的信条重要。易于接受家长式统治，相信有义务采取行动，都由于缺少中央一级政权的格局而幻灭了。丁文江的思想集中于在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者之下求得可能的行政解决办法，而这位地方统治者要允许受过教育的专家采取主动的行政措施。孙传芳关心社会治安状况和部队纪律，抑制税收，并公开宣称为爱国而献身，不失为一个“好”军阀。丁文江甚至一度希望孙传芳的军队能带来军事上的统一。与此同时，迫使丁文江趋向接受这样一个官方职位的第二个强大因素是他被授以这个上海职务的性质。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港口和工业大都市中的治外法权，使得上海成为中外冲突的一个非常尖锐的中心。丁文江于1926年5月就任也是对1925年“五卅事件”的一个爱国的反应。
丁文江出任“淞沪总办”所做的实事
规划大上海。所谓“大上海计划”，就是统一从吴淞到龙华、浦东到浦西的上海华界行政权，使界内的市政、财政、警政由一个行政总机构集中管理，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市政卫生设施。这个行政总机构就是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职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市长，丁文江上任后，经与江苏省公署洽定，以闸北、南市、浦淞、洋泾、高行、塘桥、杨思、三林、陈行、引翔、法华、渭泾、颛桥、北桥、塘湾、闵行及宝山县属的吴淞、江湾、高桥、殷行、彭浦、真如等24市、乡为商埠区域，并将之整合划分为闸北、沪南、浦东、沪西、吴淞五大区，区内一切市政、建设、警察、教育、财政，均由督署统一办理。
督办公署设于龙华旧护军使署原址（今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2577号）。督办公署下设总务处、外交处、政务处、财政处、工务处、保安处，共计6个处。又设议事会，成员由督办公署聘任，共9人，分别为：黄炎培、虞和德、袁希涛、顾履桂、沈联芳、李钟珏、宋汉章、陈炳谦和王丰镐。九个月后的上海特别市，其基础实已由此奠定。丁文江还责成工务处对上海华界重新测量，绘成一份详细精确的《淞沪商埠全图》，此图在他离任后的第二年4月出版发行。
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在市政建设方面，由于在任时间短促，并未达到目的，但在建立现代化的公共卫生机构方面，却是颇有建树：在其任内建立起了华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卫生局当时主要对上海霍乱的流行、自来水的不清洁、屠宰场的不卫生以及肃清鸦片等问题进行了治理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丁文江建设大上海的计划十分宏大，1926年11月28日丁文江写给胡适的信中称：“你来信所说的整理内政，我当然是赞成的，就是孙也想如此做去，我近来并且做了一个整理内政的具体计划，如整理币制，厉行文官考试，解决关税厘金，承认工会，改革教育，凡你所说的都可以包括在内，但不知道能否有机会给我试试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丁文江有着一整套政治社会改良的方案，假以时日，必见大成效。但其担任淞沪总办前后8个月，仅仅242天，很多方案只能遗憾地胎死腹中了。
收回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上海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自1843年租界在上海开辟后，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在租界内设立了领事法庭。当时租界内的中国人违法犯罪，仍由清政府的上海地方官审理，而租界内的外国人违法犯罪则可以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由各国驻沪领事自行审理。自1853年太平天国浪潮席卷长江下游一带以及上海县城发生小刀会起义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华人很快就占了租界居民的绝大多数。“华洋杂处”后如何维护租界内的安全与秩序就成了一大难题，而管理租界内为数众多的华人居民，更是这道难题的焦点所在。
为此，先是在1864年，英美租界（后称“公共租界”）内设立了一个司法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上海道台委派官员会同英国领事审理租界内发生的华人案件。接着在1869年4月20日，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会审公廨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司法机构，但是会审本身就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主权的一种损害，中国谳员（指审理案件的官员）在职权的独立行使上已经受到了外国领事的越权干扰。同时，外国领事还擅自扩大外方陪审官的权力，使中国谳员几乎丧失了当堂发落人犯的权力。②
民国创立之后，上海及全国各地人民要求取消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收回国家主权的呼声日趋强烈。中央及地方当局虽曾就上海会审公廨主权问题有所交涉，却始终没有进展。直到“五卅”运动爆发，在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强大压力下，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一事才有了进展。
1926年5月21日，中外双方第一次交涉会议在交涉公署外交大楼举行，中方出席代表为丁文江、许沅，领事团代表为英、美、日三国领事巴尔顿、克宁汉、矢田七太郎。5月21日至6月15日为谈判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陆续举行了四次秘密会议，先后就华人民事案件审理权完全交还中方等问题达成协议，但在刑事案会审权的收回、传票与拘票需由领事签字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此后，双方又于7月16日、8月6日两次召开会议，对协议进行最后的讨论、修改。8月23日至31日，16国驻沪领事及中方代表丁文江、许沅先后在包含9项条款的《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上签字。9月27日，章程正式发表。11月18日，孙传芳任命徐维震为临时法院筹备主任。
1927年1月1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式改组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代理领袖领事挪威总领事奥尔、英国总领事巴尔顿与廨长关炯之向江苏特派交涉员及临时法院院长徐维震办理移交。③此时，在积极推进此事上居功至伟的丁文江已于12月31日离职避居大连了。
这样一个久拖不决的外交悬案短短数月内就得以解决（天津租界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全部收回），与交涉的首席代表丁文江个人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朱沛莲分析评价道：“丁氏早岁游学英国，和英国朝野人士，夙多接纳，且以名学者受英人的尊敬，因此交涉进行之际，颇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顺利的达成任务，在我国司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①。
1926年秋，北伐军与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展开决战，吴佩孚急请孙传芳派几个精锐师助战，孙传芳的态度举足轻重。蒋介石派蒋百里通过他和丁文江的私交去说动孙传芳，结果孙传芳未援助吴佩孚，北伐军大胜，并占领武汉。后来，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主力决战，孙军大败。孙传芳跑到天津向张作霖谢罪求救，这引起当年请孙传芳出兵驱张的刘厚生、丁文江等大为不满，他们特去南京向孙传芳进言劝阻，孙传芳一意孤行拒绝了他们，他们返回上海，从上海火车站回家的途中，汽车司机不小心撞到水泥柱上，刘厚生、丁文江均是重伤。丁文江趁机急电孙传芳，因伤辞职，并不顾孙传芳的挽留，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卸任，不久到大连修养，也结束了在孙传芳手下任职的经历。
【作者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院士；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UGW090221】
【注释】
①欧阳哲生：《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责编/陈楠
【关键词】丁文江 淞沪总办 背景 实事
丁文江（1887～1936）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名人，被大家熟知的身份是地质学家。但他却于1926年5月至12月，在统治长江下游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的领导下，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这一经历使他遭到很多人的唾弃，也使他的名声蒙上一层阴影，甚至还影响到他以后多年的事业。
出任“淞沪总办”的背景
事实上，丁文江出任“淞沪总办”不过是试图在一个地方的规模上，实行他向全国公布的“少数人的责任”那个信条而己。北京政府的状况，使丁文江得出了正确的判断和一个错误的结论。他断定中国的权力掌握在相互厮杀的武人手中，当局目前仅能在局部地区发号施令；他的结论是北京政府未能达到的目标，可以在其他易于管理的省份实现，假若那里的军人政权中有幸出现“好人”。促使军人政权有所作为的办法，是以加强其周围的文官来驯化它—在每位将军的身旁摆上一批学者，使其智力得到“开化”。在丁文江看来这一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他认为，军人的“爱国主义”同他们接受民众要求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丁文江经常考虑军事问题。他训练武装部队的最初尝试，包括不加选择地、广泛地摄取军事信息。
20世纪20年代初，他逐渐了解了中国北方的军事情况。他在军中广交朋友，并请远方的朋友告诉自己他们对当地卫戍部队的看法。在满洲，他经常代表北票煤矿外出旅行，这给了他深入研究奉天、直系两系军阀的机会。《努力》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国内各派军队的文章，丁文江介绍了满洲、湖南、广东军队的现状，并分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这些文章经过加工，充实了某些内容，印成一册名为《民国军事近纪》的书，旨在成为一部简短的历史，以记载1925年的中国北方各省军队的情况，并对军队诸派别的结构、地位、规模及备战状况的分析。“完全裁兵，不仅是减少军队数量。”这是丁文江个人为《努力》宣言提出的口号，在《努力》上，丁文江提出，用对裁兵问题的具体研究取代对军阀的口诛笔伐。他赞扬他的朋友蒋百里写的一本书，认为它是一些有知识的军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罕见的尝试之一。丁文江希望通过对军队的科学分析，制定趋于和平的军事政策。裁兵当然是虚幻的，但是丁文江一直希望通过教育来驯化军人。
在丁文江看来，中国军事教育是“全世界最差的”。他哀叹本国军官从未学过现代史、政治、经济学，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军事科学基础方面的无知。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和企业经营者的技术专长，使他得以亲身了解军队在测绘知识、战略知识和后勤供应知识等方面是多么匮乏。他指出，由日本下级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通过翻译授课，同时，学员使用翻译过来的外国教科书—这种做法早已被普通大学摒弃多年了。军官需要教育这种信念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产生了教育他们的愿望。如果找不到儒将，就一定要培养出他们来。于是，丁文江产生了一个十足的雄心：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院。十年以后，在他临终前，丁文江私下还说，进行军事教育改革仍然是他所怀有的壮志。
丁文江严重地过高估计了现有军人领导，只是认为广大军官队伍达不到使他满意的程度。在简述自己对军人领导的信任时，他大大依赖“爱国主义”这个概念。需知这一概念在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唤起的意象，与在一个职业军人心中激发起来的意象是迥然不同的。围绕着痛恨外因压迫这个共同的核心，聚集着各种不同的含意。丁文江个人的爱国主义既有民族主义成份，又有文官成份。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把中国看成一个独特的，甚至是个地方性的行政单位。中国的国家身份，只有在成立现代中央政府之后才能确认。但是，他把一整套纯粹消极的特点当成了军人的“爱国主义”。各派军阀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和平政策，禁止其军队奴役当地人民，拒绝接受外因强迫的贷款并且不增收附加税，控制贪污，不找外国人的麻烦，这些模仿文官美德的做法，赢得了丁文江的赞赏。例如，他相信阎锡山的“模范省”的神话，赞扬阎锡山的强大民兵和警察，表彰阎锡山强调教育和宣扬道德。然而，阎锡山其实是以对同盟者的出尔反尔来维持自己领地的和平的，而这种做法使得军阀间的混战状况可怕地永久化了。当自治的前景看起来要受到威胁时，阎锡山对中国统一的忠心便顷刻化为乌有了。作为一个出身缙绅阶级的文官，丁文江认为一个督军的行政机关可以用来强化政治进步，而不是去支持军事占领。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主义者，他认为热爱祖国必须穿上民族主义的服装。他自己对军人的爱国主义充满信心，而事实上，这种爱国主义只能转化为排外，并表现为个人统治。怀着这些幻想，丁文江在他的老家江苏孕育着深刻危机的时刻投奔孙传芳。
“好人政府”内阁垮台以后，吴佩孚和曹锟并未在北京站住脚。1924年，他们的部队与奉系之间爆发了新的战争，并以曹锟政府的垮台而告终。从1924年11月开始，首都由所谓“执政府”统治，张作霖在他们之中享有军事优势并发挥支配性作用。在北方捉摸不定的冲突期间，中部沿海各省饱受动荡之苦。1924年9、10月间以及1925年元月间，江苏自1911年革命以来首次卷入当地军事战役。其对手是浙江，争执的问题是关于上海市及其丰饶岁入属谁控制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孙传芳利用江浙之间的这场冲突，迅速由福建基地向北推进，在l925年一年中，他巩固了自己作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这五个省的军事统治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张作霖的奉系也急于向中部各省扩充。与张作霖联盟的张宗昌的山东军曾一度占领上海数星期，迅即于1925年元月以“恢复秩序”为名向南进军江苏和浙江。对江苏的中国士绅说来，一如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张作霖及其同伙因军队组织涣散、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以及与日本人秘密勾结而臭名远扬。丁文江代表北票煤矿试图与满洲当局打交道的经验，使他对奉系只有憎恶而不存在任何幻想。这些警报于1924年促成了一个“救援江苏”的秘密社团的诞生，丁文江与其朋友兼同乡刘厚生和陈陶遗在其中积极活动，因而以“江苏人”参与此事，去与岳州的吴佩孚、杭州的孙传芳联络。 1925年双十节，孙传芳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五省联军”讨奉，驱逐了奉系的杨宇霆、邢士廉，进而统治了江苏、上海。1926年5月，孙传芳公开宣称独立的五省联合，丁文汇出任淞沪督办公署的总办，陈陶遗出任江苏省长。大约在上海公共租界把命运交给孙传芳的同时，江苏的士绅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孙传芳，而且理由也完全一样。然而，就丁文江说来，和平与商业上自卫的愿望没有他所宣称的“少数人的贡任”的信条重要。易于接受家长式统治，相信有义务采取行动，都由于缺少中央一级政权的格局而幻灭了。丁文江的思想集中于在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者之下求得可能的行政解决办法，而这位地方统治者要允许受过教育的专家采取主动的行政措施。孙传芳关心社会治安状况和部队纪律，抑制税收，并公开宣称为爱国而献身，不失为一个“好”军阀。丁文江甚至一度希望孙传芳的军队能带来军事上的统一。与此同时，迫使丁文江趋向接受这样一个官方职位的第二个强大因素是他被授以这个上海职务的性质。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港口和工业大都市中的治外法权，使得上海成为中外冲突的一个非常尖锐的中心。丁文江于1926年5月就任也是对1925年“五卅事件”的一个爱国的反应。
丁文江出任“淞沪总办”所做的实事
规划大上海。所谓“大上海计划”，就是统一从吴淞到龙华、浦东到浦西的上海华界行政权，使界内的市政、财政、警政由一个行政总机构集中管理，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市政卫生设施。这个行政总机构就是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职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市长，丁文江上任后，经与江苏省公署洽定，以闸北、南市、浦淞、洋泾、高行、塘桥、杨思、三林、陈行、引翔、法华、渭泾、颛桥、北桥、塘湾、闵行及宝山县属的吴淞、江湾、高桥、殷行、彭浦、真如等24市、乡为商埠区域，并将之整合划分为闸北、沪南、浦东、沪西、吴淞五大区，区内一切市政、建设、警察、教育、财政，均由督署统一办理。
督办公署设于龙华旧护军使署原址（今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2577号）。督办公署下设总务处、外交处、政务处、财政处、工务处、保安处，共计6个处。又设议事会，成员由督办公署聘任，共9人，分别为：黄炎培、虞和德、袁希涛、顾履桂、沈联芳、李钟珏、宋汉章、陈炳谦和王丰镐。九个月后的上海特别市，其基础实已由此奠定。丁文江还责成工务处对上海华界重新测量，绘成一份详细精确的《淞沪商埠全图》，此图在他离任后的第二年4月出版发行。
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在市政建设方面，由于在任时间短促，并未达到目的，但在建立现代化的公共卫生机构方面，却是颇有建树：在其任内建立起了华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卫生局当时主要对上海霍乱的流行、自来水的不清洁、屠宰场的不卫生以及肃清鸦片等问题进行了治理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丁文江建设大上海的计划十分宏大，1926年11月28日丁文江写给胡适的信中称：“你来信所说的整理内政，我当然是赞成的，就是孙也想如此做去，我近来并且做了一个整理内政的具体计划，如整理币制，厉行文官考试，解决关税厘金，承认工会，改革教育，凡你所说的都可以包括在内，但不知道能否有机会给我试试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丁文江有着一整套政治社会改良的方案，假以时日，必见大成效。但其担任淞沪总办前后8个月，仅仅242天，很多方案只能遗憾地胎死腹中了。
收回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上海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自1843年租界在上海开辟后，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在租界内设立了领事法庭。当时租界内的中国人违法犯罪，仍由清政府的上海地方官审理，而租界内的外国人违法犯罪则可以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由各国驻沪领事自行审理。自1853年太平天国浪潮席卷长江下游一带以及上海县城发生小刀会起义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华人很快就占了租界居民的绝大多数。“华洋杂处”后如何维护租界内的安全与秩序就成了一大难题，而管理租界内为数众多的华人居民，更是这道难题的焦点所在。
为此，先是在1864年，英美租界（后称“公共租界”）内设立了一个司法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上海道台委派官员会同英国领事审理租界内发生的华人案件。接着在1869年4月20日，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会审公廨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司法机构，但是会审本身就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主权的一种损害，中国谳员（指审理案件的官员）在职权的独立行使上已经受到了外国领事的越权干扰。同时，外国领事还擅自扩大外方陪审官的权力，使中国谳员几乎丧失了当堂发落人犯的权力。②
民国创立之后，上海及全国各地人民要求取消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收回国家主权的呼声日趋强烈。中央及地方当局虽曾就上海会审公廨主权问题有所交涉，却始终没有进展。直到“五卅”运动爆发，在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强大压力下，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一事才有了进展。
1926年5月21日，中外双方第一次交涉会议在交涉公署外交大楼举行，中方出席代表为丁文江、许沅，领事团代表为英、美、日三国领事巴尔顿、克宁汉、矢田七太郎。5月21日至6月15日为谈判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陆续举行了四次秘密会议，先后就华人民事案件审理权完全交还中方等问题达成协议，但在刑事案会审权的收回、传票与拘票需由领事签字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此后，双方又于7月16日、8月6日两次召开会议，对协议进行最后的讨论、修改。8月23日至31日，16国驻沪领事及中方代表丁文江、许沅先后在包含9项条款的《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上签字。9月27日，章程正式发表。11月18日，孙传芳任命徐维震为临时法院筹备主任。
1927年1月1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式改组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代理领袖领事挪威总领事奥尔、英国总领事巴尔顿与廨长关炯之向江苏特派交涉员及临时法院院长徐维震办理移交。③此时，在积极推进此事上居功至伟的丁文江已于12月31日离职避居大连了。
这样一个久拖不决的外交悬案短短数月内就得以解决（天津租界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全部收回），与交涉的首席代表丁文江个人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朱沛莲分析评价道：“丁氏早岁游学英国，和英国朝野人士，夙多接纳，且以名学者受英人的尊敬，因此交涉进行之际，颇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顺利的达成任务，在我国司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①。
1926年秋，北伐军与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展开决战，吴佩孚急请孙传芳派几个精锐师助战，孙传芳的态度举足轻重。蒋介石派蒋百里通过他和丁文江的私交去说动孙传芳，结果孙传芳未援助吴佩孚，北伐军大胜，并占领武汉。后来，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主力决战，孙军大败。孙传芳跑到天津向张作霖谢罪求救，这引起当年请孙传芳出兵驱张的刘厚生、丁文江等大为不满，他们特去南京向孙传芳进言劝阻，孙传芳一意孤行拒绝了他们，他们返回上海，从上海火车站回家的途中，汽车司机不小心撞到水泥柱上，刘厚生、丁文江均是重伤。丁文江趁机急电孙传芳，因伤辞职，并不顾孙传芳的挽留，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卸任，不久到大连修养，也结束了在孙传芳手下任职的经历。
【作者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院士；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UGW090221】
【注释】
①欧阳哲生：《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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