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一出门就是几个月，很少回家。
　　这年冬天，过了腊月二十三，父亲才回家来准备过年。母亲悄悄对父亲说：“胖子那钱都借了半年了，到现在也不说还，要不你催催他？”
　　母亲嘴里的“胖子”，是父亲的好兄弟，住在几里外的李家村。这是半年前的事了，一天，胖子叔突然到我家，提出要借钱，父亲也在家，正好手里还有三百块钱，就都交给了他。胖子叔临走说，最多半年，到年前一定还回来，可现在眼看要过年了，也不见胖子叔来还钱。那时候，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七十多块，这三百块相当于父亲四个月的工资呢。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却摇了摇头说：“我看再缓一缓吧！胖子这几年日子不好过啊，老娘生病，还有几个孩子……等他有了钱再说吧。”母亲虽然不放心，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到了大年二十九的早晨，天上突然飘起了大雪，密集得对面看不到人，我们家已经把过年的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玩了。就在这时候，院子里出现了一个人，身上脸上挂满了雪，背上扛着个东西，手里还提着个篮子。等他拍打掉身上的雪，我们才看清来人竟是胖子叔。
　　父亲跑出来说：“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胖子叔笑着说：“早就想来，忙到现在才有空出来！”
　　胖子叔背上背着的是一个糖葫芦把子，上面还插着几十根糖葫芦，筐子里装着的是白莲藕。他进了屋，一坐下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对母亲说：“嫂子，那钱我拿来了，一借就借了半年，实在不好意思。”
　　母亲说：“兄弟，我们不急，你急用的话，就拿着用吧！”
　　胖子叔说：“不是说‘勤借勤还再借不难’吗？说好了半年还，说话就得算话，现在还也有点晚了，没耽误你们过年吧？”
　　母亲只好收下钱，往箱子里放，胖子叔却说：“嫂子，你先点一点吧。”母亲笑道：“你还的钱我还不相信吗？”胖子叔坚持道：“交情归交情，还是点一点好。”
　　母亲便坐在床边点起钱来。胖子叔拿来的那些钱面值不等，有一块的，有五块的，最多的是十块的，点起来挺费劲。
　　在母亲点钱的当口，父亲给胖子叔沏好了茶，两个人才喝了一会儿，母亲就把钱点完了，她疑惑地说：“胖子，这钱好像有点不对。”
　　胖子叔问：“嫂子，哪里不对啦？”
　　母亲说：“我数着怎么少了十块钱啊！”
　　胖子叔皱了一下眉头，说：“这钱我半个月前就攒出来了，当时我还数了两遍呢！”
　　母亲就把钱递给胖子叔，他又点了一遍，说：“还真是的，这钱是我媳妇动了，还是当时数错了呢？”他又全身上上下下地摸了一通，也没摸到钱。
　　父亲就在一边说：“算了算了，咱们谁跟谁呀，少十块就少十块吧！”胖子叔却说：“不行，你等着，我回家给你拿钱去。”
　　父亲一把拉住他说：“兄弟，你就不要来回跑了，咱兄弟俩这交情，还不值那十块钱吗？”
　　可胖子叔非要回家拿钱，父亲就说：“你就是要拿钱，也得吃了饭再去，这么远的路，为了十块钱，不值当的。”
　　胖子叔却说：“我就打算在你家吃饭呢。这样吧，你在家准备饭菜，我回家一趟就来，耽误不了，今天咱兄弟俩要多喝点。”
　　父亲拗不过胖子叔，还是让他走了。胖子叔很快就消失在大雪中。
　　等父亲在家炒了四个菜，又烫了一壶酒，胖子叔就回来了。他脚上的鞋子都湿透了，脸上冻得通红，嘴里还呼出一团团热气。胖子叔一进来就掏出十块钱给母亲，这个账才算是了了。
　　父亲赶忙让胖子叔先喝杯酒，暖暖身子。两个人这一喝酒，就喝到太阳落山，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酒了。等天快黑下来了，雪也停了，胖子叔站起身要走。我们都不放心，让他住一晚上，可他执意要走，父亲就出去送胖子叔。
　　半个小时后，父亲才回来，母亲就说：“胖子这人真实诚，为了十块钱，再跑回去拿，我都有些过意不去了。”
　　父亲叹了口气，说：“我这个兄弟啊，说好的事，他就是拼了命也要做到。”父亲又说：“说起来，这钱咱真不该要。胖子他娘要吃药，几个孩子也都还小，他就是到集上卖点糖葫芦，再挖点儿白莲藕，能赚几个钱呀？”
　　母亲说：“可他把钱拿来了，你不要他也不愿意呀！”
　　父亲点点头说：“我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再难，也不会拖别人一分钱。”
　　转眼就过年了，我们欢欢喜喜地过了几天，这天傍晚，母亲神色不安地对父亲说：“孩子他爹，胖子上次拿来的钱没少，今天我又点了一遍，正好三百——是咱多要了人家十块。”
　　父亲问：“怎么回事？”
　　母亲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胖子也点过，是少了十块呀。”
　　于是父亲取出钱又点了一遍，点到一半，感觉一张钱有点粘手，那是一点糖稀，父亲想了想就明白了：胖子卖糖葫芦，手上沾了糖稀，点钱的时候把糖稀留在了钱上，两张钱就粘在了一起，所以才数不出来。
　　父亲叹了口气，说：“看来胖子家的日子够难的，今年冬天连火炉子都没生起来呀！”
　　我就问：“爸，你怎么知道胖子叔没生炉子呀？”
　　父亲说：“我们家里暖和，时间久了，糖稀就化开了，再点的时候才多出了十块钱。如果你胖子叔屋里有炉子，能冷得两张钱都粘在一起吗？”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对父亲说：“我看咱还是抽个空，把钱给胖子送过去吧。”
　　父亲高兴地“嗯”了一声，说：“明天就去。”
　　第二天，父亲领着我到胖子叔家，我发现胖子叔家里果真没生炉子，屋里很冷，胖子叔的娘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好几层被子。胖子叔见我们来了，用最好的酒菜款待我们。酒桌上，父亲就对胖子叔说了多出十块钱的事儿，接着就拿出那三百块钱来，说：“兄弟，这钱我又拿回来了，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用不着，你就先用吧。”
　　胖子叔低下头，说：“哥，我刚用了你的钱，怎么好再用呢？”
　　父亲笑着说：“兄弟，你别忘了，你借我的钱是去年的事，我来送钱是今年的事，这是两码事儿。”
　　胖子叔眼圈红了，说：“哥，我谢谢你了，等我一有了钱就还你。”
　　这一幕都被我看在眼里，当时我才十几岁，心里感到暖暖的。
　　几年后，胖子叔的日子越过越好，又一年的大年二十九，胖子叔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给我家里买了很多东西，那还回来的三百块钱，就成了几张五十元的。母亲把钱放在箱子里，弟兄俩又好好地喝了一场酒。
　　以后，我们两家经常来往，就像亲戚一样，几十年不间断。这就是父亲为我们留下的家风——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些年来，父亲交了很多朋友，他们都说，父亲是一个真正可以交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