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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商业银行巨额融资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压力，证监会已于近期起草了中小银行上市参考标准，并征求了银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意见，会在时间成熟时出台相关文件。第二波城商行上市预期再被点燃！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上市待审名单”，截至4月底，拟上市银行再添新成员——成都银行。其中，拟上市城商行扩充为11家。实际上，筹划上市的城商行远不止名单中的11家。据粗略统计，至少有40家城商行相继提出上市目标。而其集体热衷于上市的背后，既有近年急速扩张所引发的“资金饥渴”，也有地方政府期望地方银行做大做强的“政绩动能”。
然而，城商行上市之路并非坦途。脆弱的内控机制、分散的股权设置以及模糊的市场定位等“硬伤”，不时考验市场和监管部门的神经。而监管层时而“山雨欲来”、时而“犹抱琵琶”的模糊表态，也让城商行的上市窗口仍留悬念。
城商行内外交困 欲拼上市寻救赎
在2010年农行和光大银行成功上市之后，除3家政策性银行仍待商业化改造之外，中国境内剩余尚具上市能力的银行主要是城商行和农商行。
公开资料显示，在城商行中，除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在2007年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之外，迄今为止再也没有成功上市的案例；在农商行中，亦仅有重庆农商行于2010年底绕道H股市场实现上市梦想。从财务指标来看，不少城商行和农商行已达到上市要求。但是，在2007年首批城商行上市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监管层对未来城商行发展定位的考虑，导致后续的城商行上市困难重重。
尽管困难重重，争取做大规模并成功上市以及通过上市再滚动发展，仍是当下多数城商行共同选择的发展路径。
内外交困
目前城商行无论在内部管理架构上，还是外部市场环境等诸多方面，均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城商行和农商行层面能够引入境内或者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尚属凤毛麟角。在城商行中，只有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广州银行和烟台银行等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在农商行层面，则只有常熟农商行引入了交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
受访银行人士称，是否具备商业经营的战略投资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家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战略视野和战术动作。引入交行作为战略投资人的常熟农商行是一个典型例子，国有大行相对规范的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的业务架构对其帮助很大。交行在常熟农商行的投资回报也很可观，形成了良性互动。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去年以来在货币政策从紧的大趋势下，多家城商行纷纷曝出内控管理的漏洞，且集中在容易伪造凭证的票据业务之上，比如齐鲁银行和烟台银行先后被媒体曝光的伪造票据案例。
上述受访银行人士表示，内控方面的问题很难在朝夕之间解决，这和城商行现有的股权结构、经营模式以及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因素息息相关。相比之下，已引入外资战投的银行管理更加规范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讲，引入战投就是引入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有利于提升城商行整体风控能力。”
但实际上，城商行面临的挑战已不完全来自内部，外部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亦将对城商行未来的发展带来冲击。
今年一季度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的理财市场就掀起了一股“城商行旋风”。银率网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城商行理财产品的发行突飞猛进，共发行1437款理财产品，占比26.2%，环比增长1631.3%。
与之对应的是，国有银行同期仅发行1712款理财产品，占比31.2%，环比下降20.2%；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行2224款产品，占比40.5%，环比下降7%；外资银行发行120款，占比2.1%，环比下降91.1%。从城商行发行的产品特征看，以往为股份行所大量采用的货币市场类、债券类等保本型理财产品成为主力，但收益率普遍比同期股份行和国有行的产品略高。
“今年揽存的压力大，这跟往年不同。”华南一家城商行个人业务部负责人表示。实际上，由于城商行在区域市场的分支行网点远比大行和股份行密集，城商行通常不容易直接感受到资金面波动带来的压力。以3家上市城商行数据为例，过往几年在股份行贷存比普遍逼近红线的情况下，这3家城商行的贷存比一直维持在65%左右的合适水平。由于存款不愁，以往甚至有股份行与城商行在理财产品方面开展合作由股份行设计理财产品，由城商行代为分销，并将理财产品的资金以同业存款的方式存入股份行。
业内人士称，今年的这种反常局面或许意味着城商行的经营环境出现了变化。“储蓄率的下降可能从沿海慢慢向中西部蔓延，城商行稳定的存款优势在大环境变化之下也会弱化。所以，城商行如何在个人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上做出调整，就非常有必要。”
而这一趋势，恰与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商行埋头探索的扩大资产规模，实施跨区域经营的道路正好相反。业内人士称，“跨区域经营的确能够为城商行带来增量的资金来源和信贷资源，但实际上这只是将现有的矛盾向后推延，并不能完全改变城商行业务模式和收入来源都比较单一的现状。”
值得庆幸的是，有部分城商行已意识到异地扩张的风险所在。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南京银行2009年一度有意欲落子深圳，以将触角从长三角领域延伸至珠三角领域。但经过较长时间的市场调研后，考虑到深圳弹丸之地的竞争激烈程度，南京银行果断放弃了这一计划。到目前为止，南京银行除在北京设立4个营业网点外，其余网点均位于长三角地区。
规模增长一条路
自2003年第二轮国有行改革启动以来，在存贷利差稳定的市场环境下，做大资产规模成为国有行盈利的不贰法宝。这一捷径，几乎被城商行完全照搬。
以近年来异地扩张迅猛的北京银行为例，数据显示，该行2004年总资产规模为2029亿元，此时该行尚未启动跨区域经营。一直到2007年上市，该行总资产规模才稳步增至3542亿元。随后，该行总资产规模急剧增长：2008年达4170亿元，2009年跃升至5335亿元，2010年进一步增至7332亿元。若以2004年作为起点，那么北京银行的资产规模在6年内增长超过了两倍。
这一策略带来了净利润显著增长。除2009年因受金融危机冲击，净利润仅增4%以外，北京银行2005年~2010年中的其他年份净利润增速均在35%以上，最高时甚至达70%。 对此，北京一位银行业研究员说，在同期上市的城商行身上也能看到类似情况，大行在这段时间采取的策略也基本如此。不同的是大行全国布局早已完成，规模扩张并不会带来ROE显著下降，“这些城商行等于是在数年时间内，重走大行和股份行以往多年布局的道路”。
IPO“政策障碍”
几家城商行上市后的规模增长示范效应，成为城商行群体后来者的榜样。此后，以上市的手段迅速扩张规模几乎成了这一群体的共同战略。
但是，自2007年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成功实现上市后，A股市场再无新增城商行面孔。
城商行复杂的内部职工股在2010年9月之前是阻碍其上市的重要原因。据悉，之前困扰城商行上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股东超200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职工股持股比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均系股权问题。
中部地区一家农信社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城商行股权结构之所以混乱，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现有的城商行、农商行基本都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演化而来，从一开始就存在股东过多的问题，特别是存在大量员工持股的情况；二是近年来随着这些地方中小银行资产质量的好转，增资扩股引入的新股东背景各异，导致股本结构变得很复杂，不容易理清治理结构。
北京银行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娃娃股东”事件便是其中典型案例。2007年10月初，刚登陆A股市场的北京银行遭到投资者质疑，认为其招股书上披露的未成年人持股情况过于复杂，存在大量“娃娃股东”的状况。虽然这一事件最终在北京银行发布公告澄清解释之后逐渐平息，但城商行发展历程中存在的股东关系复杂状况，却由此受到公众和监管层的关注。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城商行在股东问题上受到质疑，往往是后来上市受阻的关键因素。”
但问题是，从城商行发展历史看，股东过多问题几乎无可避免。记者从北京银行和重庆农商行当年发布的首发招股材料中检索得知，北京银行2007年上市前夕共有股东24338户，其中法人股东721户，自然人股东23617户；而重庆农商行在H股市场发布的招股书显示，该行在上市前夕共计有176家公司股东和80855名个人股东。
尽管近年来不少城商行为了实现上市目标而参照《公司法》要求展开了大规模的个人股东清理确权工作，然而绝大部分拟上市的城商行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以目前城商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上海银行为例，该行2010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共有股东40056户，其中，国有股东16户，法人股东1306户，外资股东3户以及自然人股东38731户。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2010年9月，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对城商行内部职工股的处理提供了解决的路径，亦即采取“新老划断”的办法：2006年之前形成的股东超200人问题不构成上市障碍，之后则构成障碍；职工持股比例则限定在“公开发行后职工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
此后，从法律法规角度来讲，城商行上市再无障碍。
不过，2010年城商行过快的异地扩张步伐令监管层感受到了潜在的风险，监管层相关人士曾在不同场合痛陈城商行异地扩张过快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一位投行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城商行原本就是多家城信社资产、业务的简单捏合，整合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问题，许多资产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被掩藏其中；近年来城商行过快的异地扩张，则加重了这种潜在的风险，尤其是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方面的风险。
再以北京银行为例，根据数据统计，2005年北京银行开设第一家异地分行之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高达34%。但在次年，北京银行在天津开设第一家异地分行后，ROE指标骤降至24%。2007年北京银行新设上海分行，并新增两家支行，ROE则维持在23%，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停顿。该行自2007年底成功上市之后，于2008年一口气在全国新设了西安、深圳、杭州3家分行，其支行网点数量亦在这一年里大增5家之多。通过这一年的布局，北京银行变身为具有全国性布局和网点规模的银行。
2009年，北京银行新设分行的势头有所放缓，但仍在湖南长沙设立了1家分行，且新增了6家支行。这两年网点扩张的同时，北京银行ROE出现了快速下滑2009年北京银行ROE从23%下滑至18%，并在次年进一步下滑到16%。也就是说，为了服务于全国布局和做大规模的大战略，一家净资本盈利能力高达34%的银行在短短4年里，资产盈利能力被拉低了50%以上。
这种来自于政策方面的担忧令近年来城商行上市工作裹足不前。上周五上海银行高层在股东大会上亦坦承，目前城商行IPO停滞于初审阶段的主要障碍为“政策方面”的原因。
城商行上市“犹抱琵琶”
多方利益暗中博弈
自2007年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首批三家城商行上市后，城商行IPO至今已搁浅四年有余。期间市场多次预期城商行将重启上市，但其实际进程却一再延后，也让上海银行、大连银行等未能赶上“首班车”的城商行望眼欲穿。
转机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当年9月，财政部联合“一行三会”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为城商行上市扫清了政策障碍。然而，几个月后，齐鲁银行卷入一场巨额票据案，此后银监会叫停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城商行上市前景再蒙阴影。
2011年11月底，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调任银监会主席，同期银监会监管二处处长张海川公开表态，“多家城商行已符合上市要求”，再度让市场隐约看到城商行上市进程的些许曙光。
今年2月1日晚间，证监会披露上市待审名单，首次将正在排队上市中14家地方商业银行“庐山真面”揭开。4月6日，拟上市银行再添新成员，成都银行已正式向证监会递交了IPO申请，目前状态为初审中。其中，盛京银行等七家城商行尚处“初审”状态，杭州银行等申请则处“落实反馈意见”状态，此举也被市场广泛解读为城商行上市重启已“如箭在弦”。 “目前大型银行基本上市完毕，而地方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业绩等方面也已达到了上市标准，出现在上市申报名单中也是水到渠成。”看到城商行出现在上述证监会待审名单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
然而，“待审”并不意味着最终“放行”。很快，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相关负责人就对外澄清——银监会批准只是向证监会递交申请的先决条件，至于城商行IPO的发行规模、时间窗口等仍需由证监会决定。
上市背后的“资本饥渴”
“远水难解近渴”，在多年苦等上市无望的情况下，大多数城商行不得不通过发行次级债、发行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来补充附属资本，以备付近年因信贷扩张和跨区域经营而产生的资本过度消耗。
3月15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于3月20日发行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固息次级债，期限10年。重庆银行表示，本期次级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充实附属资本，提高发行人资本充足率。
事实上，重庆银行发行8亿次级债，只是近年来城商行发债的一个缩影。
据记者初步统计，仅2011年就至少有16家城商行加入次级债融资大军。其中仅12月份就有8家，而2010年全年发行次级债的银行仅有6家。而近期，城商行发行次级债的步伐也并未减缓。
对此，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徐明圣认为，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城商行可以借此缓解扩张压力，这在增加了城商行资本金的同时，也为其缓解信贷额度压力、扩大小企业客户群和谋取高额利润带来了良机。
在徐明圣看来，由2008年信贷扩张政策催生的迅速扩张，使“徘徊”在资本市场“门外”的城商行资本消耗捉襟见肘，在不能通过直接融资市场建立长期资本补充的情况下，大多数城商行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性偏紧的情形下，次级债供给迅速扩张，城商行的融资成本也在显著上升。
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数据显示，2010年没有一家银行次级债发行利率高于6%；而在2011年，票息高于6%的次级债品种则“比比皆是”。去年5月，成都银行发行的24亿元10年期的票面利率高达7%的次级债，这意味着成都银行的年付息将高达1.68亿元，约占2010年净利润16.25亿元的10.34%。
除发行次级债外，为缓解资金饥渴，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也出现“井喷之势”。据银率网数据显示，一季度银城商行发行理财产品环比激增1631.3%，成为一季度发行理财产品的最大“黑马”。
地方政府的“政绩考量”
“过去几年，城商行扩张速度很快，资本缺口在所难免，虽然暂时可以发次级债保持资本稳定，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家中型城商行财务部负责人对记者坦言，尽管在当前环境下，多数城商行高管对上市并不抱过多希望，但若实现长期资本补给体制，仍需要“押宝”在上市上。
在A股上市仍未取得实际进展的情况下，4月20日，上海银行H股上市计划获得股东大会高票通过，该行计划H股发行股数将不超过12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5%。
“启动H股上市不是对A股上市计划的取代，而是希望通过此举能对A股上市进程有所推动。”上海银行董事长范一飞在股东大会上表示，目前上海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严重制约了该行进一步发展。
根据测算，上海银行未来三年的资本金缺口超过300亿元，最高为360亿元。在上市计划之外，该行还将通过发行次级债来补充其附属资本。在去年成功发行首笔50亿元次级债后，目前该行正向银监会申请发行第二笔50亿元次级债券。
毋庸置疑，解决扩张过程中的资本瓶颈仍是城商行谋求上市的原始动力。但对于部分“野心不大”、并不急于扩张的城商行而言，城商行上市目标的制定或许也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商行上市大多被当地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给予希望。比如，在大连政府制定的大连金融业“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支持大连银行做大做强，并力争大连银行在2015年前上市的目标。
“地方政府可能出于政绩考虑，因为城商行代表一个城市的名片。”一位地方金融监管人士对坦言，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部分城商行上市也有被政府“帮抬”的味道。
实际上，在城商行上市进度上，部分地方政府的努力也丝毫不亚于城商行。据上述人士透露，现在很多城商行和当地政府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和公关，大家都铆着劲争夺城商行重启上市第一单。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上市待审名单”，截至4月底，拟上市银行再添新成员——成都银行。其中，拟上市城商行扩充为11家。实际上，筹划上市的城商行远不止名单中的11家。据粗略统计，至少有40家城商行相继提出上市目标。而其集体热衷于上市的背后，既有近年急速扩张所引发的“资金饥渴”，也有地方政府期望地方银行做大做强的“政绩动能”。
然而，城商行上市之路并非坦途。脆弱的内控机制、分散的股权设置以及模糊的市场定位等“硬伤”，不时考验市场和监管部门的神经。而监管层时而“山雨欲来”、时而“犹抱琵琶”的模糊表态，也让城商行的上市窗口仍留悬念。
城商行内外交困 欲拼上市寻救赎
在2010年农行和光大银行成功上市之后，除3家政策性银行仍待商业化改造之外，中国境内剩余尚具上市能力的银行主要是城商行和农商行。
公开资料显示，在城商行中，除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在2007年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之外，迄今为止再也没有成功上市的案例；在农商行中，亦仅有重庆农商行于2010年底绕道H股市场实现上市梦想。从财务指标来看，不少城商行和农商行已达到上市要求。但是，在2007年首批城商行上市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监管层对未来城商行发展定位的考虑，导致后续的城商行上市困难重重。
尽管困难重重，争取做大规模并成功上市以及通过上市再滚动发展，仍是当下多数城商行共同选择的发展路径。
内外交困
目前城商行无论在内部管理架构上，还是外部市场环境等诸多方面，均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城商行和农商行层面能够引入境内或者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尚属凤毛麟角。在城商行中，只有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广州银行和烟台银行等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在农商行层面，则只有常熟农商行引入了交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
受访银行人士称，是否具备商业经营的战略投资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家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战略视野和战术动作。引入交行作为战略投资人的常熟农商行是一个典型例子，国有大行相对规范的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的业务架构对其帮助很大。交行在常熟农商行的投资回报也很可观，形成了良性互动。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去年以来在货币政策从紧的大趋势下，多家城商行纷纷曝出内控管理的漏洞，且集中在容易伪造凭证的票据业务之上，比如齐鲁银行和烟台银行先后被媒体曝光的伪造票据案例。
上述受访银行人士表示，内控方面的问题很难在朝夕之间解决，这和城商行现有的股权结构、经营模式以及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因素息息相关。相比之下，已引入外资战投的银行管理更加规范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讲，引入战投就是引入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有利于提升城商行整体风控能力。”
但实际上，城商行面临的挑战已不完全来自内部，外部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亦将对城商行未来的发展带来冲击。
今年一季度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的理财市场就掀起了一股“城商行旋风”。银率网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城商行理财产品的发行突飞猛进，共发行1437款理财产品，占比26.2%，环比增长1631.3%。
与之对应的是，国有银行同期仅发行1712款理财产品，占比31.2%，环比下降20.2%；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行2224款产品，占比40.5%，环比下降7%；外资银行发行120款，占比2.1%，环比下降91.1%。从城商行发行的产品特征看，以往为股份行所大量采用的货币市场类、债券类等保本型理财产品成为主力，但收益率普遍比同期股份行和国有行的产品略高。
“今年揽存的压力大，这跟往年不同。”华南一家城商行个人业务部负责人表示。实际上，由于城商行在区域市场的分支行网点远比大行和股份行密集，城商行通常不容易直接感受到资金面波动带来的压力。以3家上市城商行数据为例，过往几年在股份行贷存比普遍逼近红线的情况下，这3家城商行的贷存比一直维持在65%左右的合适水平。由于存款不愁，以往甚至有股份行与城商行在理财产品方面开展合作由股份行设计理财产品，由城商行代为分销，并将理财产品的资金以同业存款的方式存入股份行。
业内人士称，今年的这种反常局面或许意味着城商行的经营环境出现了变化。“储蓄率的下降可能从沿海慢慢向中西部蔓延，城商行稳定的存款优势在大环境变化之下也会弱化。所以，城商行如何在个人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上做出调整，就非常有必要。”
而这一趋势，恰与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商行埋头探索的扩大资产规模，实施跨区域经营的道路正好相反。业内人士称，“跨区域经营的确能够为城商行带来增量的资金来源和信贷资源，但实际上这只是将现有的矛盾向后推延，并不能完全改变城商行业务模式和收入来源都比较单一的现状。”
值得庆幸的是，有部分城商行已意识到异地扩张的风险所在。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南京银行2009年一度有意欲落子深圳，以将触角从长三角领域延伸至珠三角领域。但经过较长时间的市场调研后，考虑到深圳弹丸之地的竞争激烈程度，南京银行果断放弃了这一计划。到目前为止，南京银行除在北京设立4个营业网点外，其余网点均位于长三角地区。
规模增长一条路
自2003年第二轮国有行改革启动以来，在存贷利差稳定的市场环境下，做大资产规模成为国有行盈利的不贰法宝。这一捷径，几乎被城商行完全照搬。
以近年来异地扩张迅猛的北京银行为例，数据显示，该行2004年总资产规模为2029亿元，此时该行尚未启动跨区域经营。一直到2007年上市，该行总资产规模才稳步增至3542亿元。随后，该行总资产规模急剧增长：2008年达4170亿元，2009年跃升至5335亿元，2010年进一步增至7332亿元。若以2004年作为起点，那么北京银行的资产规模在6年内增长超过了两倍。
这一策略带来了净利润显著增长。除2009年因受金融危机冲击，净利润仅增4%以外，北京银行2005年~2010年中的其他年份净利润增速均在35%以上，最高时甚至达70%。 对此，北京一位银行业研究员说，在同期上市的城商行身上也能看到类似情况，大行在这段时间采取的策略也基本如此。不同的是大行全国布局早已完成，规模扩张并不会带来ROE显著下降，“这些城商行等于是在数年时间内，重走大行和股份行以往多年布局的道路”。
IPO“政策障碍”
几家城商行上市后的规模增长示范效应，成为城商行群体后来者的榜样。此后，以上市的手段迅速扩张规模几乎成了这一群体的共同战略。
但是，自2007年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成功实现上市后，A股市场再无新增城商行面孔。
城商行复杂的内部职工股在2010年9月之前是阻碍其上市的重要原因。据悉，之前困扰城商行上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股东超200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职工股持股比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均系股权问题。
中部地区一家农信社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城商行股权结构之所以混乱，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现有的城商行、农商行基本都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演化而来，从一开始就存在股东过多的问题，特别是存在大量员工持股的情况；二是近年来随着这些地方中小银行资产质量的好转，增资扩股引入的新股东背景各异，导致股本结构变得很复杂，不容易理清治理结构。
北京银行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娃娃股东”事件便是其中典型案例。2007年10月初，刚登陆A股市场的北京银行遭到投资者质疑，认为其招股书上披露的未成年人持股情况过于复杂，存在大量“娃娃股东”的状况。虽然这一事件最终在北京银行发布公告澄清解释之后逐渐平息，但城商行发展历程中存在的股东关系复杂状况，却由此受到公众和监管层的关注。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城商行在股东问题上受到质疑，往往是后来上市受阻的关键因素。”
但问题是，从城商行发展历史看，股东过多问题几乎无可避免。记者从北京银行和重庆农商行当年发布的首发招股材料中检索得知，北京银行2007年上市前夕共有股东24338户，其中法人股东721户，自然人股东23617户；而重庆农商行在H股市场发布的招股书显示，该行在上市前夕共计有176家公司股东和80855名个人股东。
尽管近年来不少城商行为了实现上市目标而参照《公司法》要求展开了大规模的个人股东清理确权工作，然而绝大部分拟上市的城商行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以目前城商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上海银行为例，该行2010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共有股东40056户，其中，国有股东16户，法人股东1306户，外资股东3户以及自然人股东38731户。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2010年9月，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对城商行内部职工股的处理提供了解决的路径，亦即采取“新老划断”的办法：2006年之前形成的股东超200人问题不构成上市障碍，之后则构成障碍；职工持股比例则限定在“公开发行后职工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
此后，从法律法规角度来讲，城商行上市再无障碍。
不过，2010年城商行过快的异地扩张步伐令监管层感受到了潜在的风险，监管层相关人士曾在不同场合痛陈城商行异地扩张过快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一位投行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城商行原本就是多家城信社资产、业务的简单捏合，整合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问题，许多资产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被掩藏其中；近年来城商行过快的异地扩张，则加重了这种潜在的风险，尤其是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方面的风险。
再以北京银行为例，根据数据统计，2005年北京银行开设第一家异地分行之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高达34%。但在次年，北京银行在天津开设第一家异地分行后，ROE指标骤降至24%。2007年北京银行新设上海分行，并新增两家支行，ROE则维持在23%，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停顿。该行自2007年底成功上市之后，于2008年一口气在全国新设了西安、深圳、杭州3家分行，其支行网点数量亦在这一年里大增5家之多。通过这一年的布局，北京银行变身为具有全国性布局和网点规模的银行。
2009年，北京银行新设分行的势头有所放缓，但仍在湖南长沙设立了1家分行，且新增了6家支行。这两年网点扩张的同时，北京银行ROE出现了快速下滑2009年北京银行ROE从23%下滑至18%，并在次年进一步下滑到16%。也就是说，为了服务于全国布局和做大规模的大战略，一家净资本盈利能力高达34%的银行在短短4年里，资产盈利能力被拉低了50%以上。
这种来自于政策方面的担忧令近年来城商行上市工作裹足不前。上周五上海银行高层在股东大会上亦坦承，目前城商行IPO停滞于初审阶段的主要障碍为“政策方面”的原因。
城商行上市“犹抱琵琶”
多方利益暗中博弈
自2007年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首批三家城商行上市后，城商行IPO至今已搁浅四年有余。期间市场多次预期城商行将重启上市，但其实际进程却一再延后，也让上海银行、大连银行等未能赶上“首班车”的城商行望眼欲穿。
转机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当年9月，财政部联合“一行三会”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为城商行上市扫清了政策障碍。然而，几个月后，齐鲁银行卷入一场巨额票据案，此后银监会叫停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城商行上市前景再蒙阴影。
2011年11月底，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调任银监会主席，同期银监会监管二处处长张海川公开表态，“多家城商行已符合上市要求”，再度让市场隐约看到城商行上市进程的些许曙光。
今年2月1日晚间，证监会披露上市待审名单，首次将正在排队上市中14家地方商业银行“庐山真面”揭开。4月6日，拟上市银行再添新成员，成都银行已正式向证监会递交了IPO申请，目前状态为初审中。其中，盛京银行等七家城商行尚处“初审”状态，杭州银行等申请则处“落实反馈意见”状态，此举也被市场广泛解读为城商行上市重启已“如箭在弦”。 “目前大型银行基本上市完毕，而地方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业绩等方面也已达到了上市标准，出现在上市申报名单中也是水到渠成。”看到城商行出现在上述证监会待审名单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
然而，“待审”并不意味着最终“放行”。很快，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相关负责人就对外澄清——银监会批准只是向证监会递交申请的先决条件，至于城商行IPO的发行规模、时间窗口等仍需由证监会决定。
上市背后的“资本饥渴”
“远水难解近渴”，在多年苦等上市无望的情况下，大多数城商行不得不通过发行次级债、发行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来补充附属资本，以备付近年因信贷扩张和跨区域经营而产生的资本过度消耗。
3月15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于3月20日发行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固息次级债，期限10年。重庆银行表示，本期次级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充实附属资本，提高发行人资本充足率。
事实上，重庆银行发行8亿次级债，只是近年来城商行发债的一个缩影。
据记者初步统计，仅2011年就至少有16家城商行加入次级债融资大军。其中仅12月份就有8家，而2010年全年发行次级债的银行仅有6家。而近期，城商行发行次级债的步伐也并未减缓。
对此，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徐明圣认为，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城商行可以借此缓解扩张压力，这在增加了城商行资本金的同时，也为其缓解信贷额度压力、扩大小企业客户群和谋取高额利润带来了良机。
在徐明圣看来，由2008年信贷扩张政策催生的迅速扩张，使“徘徊”在资本市场“门外”的城商行资本消耗捉襟见肘，在不能通过直接融资市场建立长期资本补充的情况下，大多数城商行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性偏紧的情形下，次级债供给迅速扩张，城商行的融资成本也在显著上升。
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数据显示，2010年没有一家银行次级债发行利率高于6%；而在2011年，票息高于6%的次级债品种则“比比皆是”。去年5月，成都银行发行的24亿元10年期的票面利率高达7%的次级债，这意味着成都银行的年付息将高达1.68亿元，约占2010年净利润16.25亿元的10.34%。
除发行次级债外，为缓解资金饥渴，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也出现“井喷之势”。据银率网数据显示，一季度银城商行发行理财产品环比激增1631.3%，成为一季度发行理财产品的最大“黑马”。
地方政府的“政绩考量”
“过去几年，城商行扩张速度很快，资本缺口在所难免，虽然暂时可以发次级债保持资本稳定，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家中型城商行财务部负责人对记者坦言，尽管在当前环境下，多数城商行高管对上市并不抱过多希望，但若实现长期资本补给体制，仍需要“押宝”在上市上。
在A股上市仍未取得实际进展的情况下，4月20日，上海银行H股上市计划获得股东大会高票通过，该行计划H股发行股数将不超过12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5%。
“启动H股上市不是对A股上市计划的取代，而是希望通过此举能对A股上市进程有所推动。”上海银行董事长范一飞在股东大会上表示，目前上海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严重制约了该行进一步发展。
根据测算，上海银行未来三年的资本金缺口超过300亿元，最高为360亿元。在上市计划之外，该行还将通过发行次级债来补充其附属资本。在去年成功发行首笔50亿元次级债后，目前该行正向银监会申请发行第二笔50亿元次级债券。
毋庸置疑，解决扩张过程中的资本瓶颈仍是城商行谋求上市的原始动力。但对于部分“野心不大”、并不急于扩张的城商行而言，城商行上市目标的制定或许也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商行上市大多被当地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给予希望。比如，在大连政府制定的大连金融业“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支持大连银行做大做强，并力争大连银行在2015年前上市的目标。
“地方政府可能出于政绩考虑，因为城商行代表一个城市的名片。”一位地方金融监管人士对坦言，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部分城商行上市也有被政府“帮抬”的味道。
实际上，在城商行上市进度上，部分地方政府的努力也丝毫不亚于城商行。据上述人士透露，现在很多城商行和当地政府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和公关，大家都铆着劲争夺城商行重启上市第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