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贾汪。江庄。竹园。
　　开车过去，见一排白墙青瓦房，干净，漂亮。我疑惑起来，这儿是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吗？
　　打电话问胡军英，果真在这里。她问：看到门口的坦克了吗？在坦克那儿停下，我到门口接你们。
　　也许因为是军人后代，胡军英办事干脆、利索，普通话讲得很流畅。
　　就这样我们和胡大贵兄妹俩认识了。
　　56岁的胡大贵和55岁的胡军英是同宗兄妹，兄妹俩一个是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的馆长，一个是副馆长。两人为创办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已经奔波付出了10年。
　　暮色降临时，胡军英领我们来到了馆内的银杏树下。正是秋天最美的时节，金黄灿烂的落叶铺满了石桌石凳。胡大贵站在树下，个子不高，精神十足，戴黑边眼镜，穿中式上衣。胡军英介绍说：“这就是胡总。”稍停，又加了句，“跟个老农民样。”胡大贵并不生气，反而笑着说：“工地那边在干活，我得跟着。”
　　胡大贵，江苏省原政协委员、徐州市工商联副主席，现为徐州市收藏协会副会长、卧龙泉生态博物园董事长、徐州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馆长，获得过“红色文物保护感动人物”和“为红色文物保护做出特殊贡献的优秀企业家”两个称号。这两个称号是由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红色文物保护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新四军纪念馆主办的“永恒的丰碑——2017北京·红色文物保护公益宣传活动”表彰大会授予的。
　　“他从小听着运河支队的故事长大，是怀有浓厚红色情结的企业家，更是熟知抗战时期运河支队历史的专家。他投资千万，付出心血，创建全国唯一的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使之成为揭开尘封历史的大书。他筹拍三集大型文献纪录片《运河支队》，为这个英雄群体扬名立威。他的大善义举，功德无量。”
　　这是大会给胡大贵的颁奖词。
　　运河支队是1940年元旦宣布成立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由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亲自批准组建并命名。抗日战争期间，运河支队参加了大小几百次战斗，共毙伤日伪军5000多人。罗荣桓称赞运河支队是一支“敢于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曾说“运河支队可以写一部大书”。
　　胡大贵是江庄人，从小听着运河支队的故事长大，运河支队第三任支队长、抗日英雄胡大勋又是他的本家哥哥。胡大贵是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既感谢党的政策，也感恩所有为新中国诞生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创建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胡大贵的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初哈爾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受父亲影响，他从小爱好学习、喜欢读书。初中毕业时，以全乡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高中，因受当年高考制度的限制，未能考入大学。按规定，在徐州矿务局任高级工程师的父亲可以安排一名子女到系统内工作，但他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于是18岁那年，胡大贵到徐州矿务局张小楼煤矿当上了最苦的下井工人。
　　下井的人被称为“煤黑子”，干干净净下井去，满脸黢黑上井来。这个工作不仅脏累，而且危险，瓦斯爆炸、冒顶都是最大的威胁。
　　胡大贵在井下一干就是3年。工作之余，读书看报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和精神寄托。1983年，不甘“沉沦”的他，苦读3个月，考入徐州电视大学。
　　电大毕业，他被分配到原单位的计划科，这个部门在当时的单位里是最轻松的，待遇也不错。“坐办公室”这种令人羡慕的工作，他干了两个月后又主动辞职了，那种按部就班、看报喝茶的清闲日子不适合他。
　　1987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江庄，在三间破伙房里，花500元钱创办了一家文化用品厂，开启了他的创业历程。一度，他窘迫到极点，仅靠一锅煮土豆度过了一星期。父亲无法原谅他辞去“金饭碗”，差点断绝父子关系，他也有几年不敢去见父亲。
　　感谢那次辞职，感谢那种毅然。从三个铸铜字卖出700元钱，把握到了发展的商机。顾客的一句询问，成就了他的卷帘门生意。从建筑材料彩板瓦到香山装饰建材有限公司。从购买闻名徐州的亚东装饰城，到成立徐州市亚东装饰建材城有限公司、香山油漆厂、香山房地产、今日彩印、卧龙泉生态博物园……
　　胡大贵以勤奋与汗水铺垫，用智慧与敏锐引航，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成功之巅。事业成功后，胡大贵首先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回报家乡，他先是在贾汪区江庄镇竹园村修建了卧龙泉生态博物园，接着就在园区建造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

　　为什么要创办一个烧钱的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
　　胡大贵说，创业成功后，我多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我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有钱了怎么办？二是生命的意义何在？和金钱比起来，我觉得生命的意义更值得重视。
　　从2008年决定创建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起，胡大贵就开始为选址、设计而奔波，仅仅购买建筑方面的参考书，他就花了3万多元。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纪念馆体现出汉式建筑风格，白墙青瓦大屋盖，而纪念馆正门的窗户一边四个，两边加起来共八个，有着明确的寓意：运河支队曾经隶属于八路军，也曾经隶属过新四军。
　　胡大贵出资组织人员收集资料、采访抗战亲历者，自己从来没有节假日概念，办公室就是他的卧室，旧沙发就是他的床，吃住都在工地。一干就是10年。
　　回顾往日建馆的艰苦岁月，他动情地说：十几年间，我酸甜苦辣都尝过，就像个包工头、农民工。累了，病了，也会掉泪，天一亮又浑身是劲。我夏天6时上工地，冬天7时上工地，先安排好工作再吃早饭，晚上七八点才吃晚饭，由于吃饭不定时，得了糖尿病。医生给我谈了两个小时，让我把身体当回事。平时不吃肉，多吃煎饼，来控制体重。 　　园区所在地的江庄镇人大主任董进这样评价：胡大贵不是共产党员，却有着共产党员的干劲;他是民营企业家，却做着政府的事;他是苦行僧，不住别墅住小屋;他应该算乡绅，却和娘们一样，戴席夹子（当地编织的草帽）在工地上干活。
　　胡大贵自己省吃俭用，但对抗战文物却一掷千金。一本小小的日军调查報告要2000元、日军战场实物动辄上万，他都毫不犹豫地出手买下。只要一听说哪里有珍贵文物，他都会星夜兼程赶过去，带着煎饼卷咸蛋泡在文物市场里。
　　卧龙泉生态博物园现有馆藏文物8大类，30余万件，其中不乏珍贵文物，比如日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峄县情况全面调查的报告》，日军调查报告称运河支队支队长胡大勋为“匪首”，可见运河支队对日军的打击力度和震慑作用之大。1945年5月5日，时任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写给运河支队政委郑平的亲笔信等文物，更是新四军研究不可多得的物证。
　　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还差点付出生命。
　　2011年7月26日深夜，在采访完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赵继烈后，遭遇北京罕见的特大暴雨，胡大贵与胡军英3人行进在及腰深的暴雨中，时刻都有被洪水冲走或掉入窨井的危险。
　　2012年3月1日晚上，下着小雨，采访途中，一辆闯红灯的大货车撞上了胡军英乘坐的小车，她被左车窗和后面的玻璃砸倒在车座上，醒来发现左脸扎满了玻璃，左胳膊疼得抬不起来。等医生处理完她脸上的玻璃后，她顾不上毁容不毁容，就让肇事方的驾驶员抓紧送她到彩印厂去……
　　类似的事还有许多。
　　再说一下胡军英吧！2012年，她全程参与徐州电视台8集专题片《运河支队传奇》的拍摄和后期制作，此片获得徐州市“五个一”工程奖。2015年，她又全程参与纪录片《运河支队》的拍摄并担任总撰稿，后来整理出版了同名文集。
　　拍片伊始，在例行体检时，医生怀疑她患有乳腺癌的迹象，给她开了住院手术通知单，但摄制任务迫在眉睫，她揣着入院手术通知单就带领摄制组出发了。亲人们的电话追着她，骂她只要工作不要命。趁剧组在徐州拍摄，她抽空到四院做了活检微创手术，疼痛让她差点休克，医院让她打3天消炎盐水，下午她又带着剧组颠簸在从贾汪到邳州的乡间小路上。晚上，女导演在宾馆看见她血迹斑斑的绷带，目不忍视，你呀，还真像是运河支队的后代！
　　数年甘苦换来成功的欢欣。
　　2011年，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苏鲁边界运河支队八年抗战史实的大型专题纪念馆，集宣教、收藏、研究、旅游多功能于一体。
　　纪念馆建成以来，已经接待了社会各界20余万人次，也引起了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研究会的高度重视，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陈小鲁，邓子恢副总理之子女邓建生、邓小燕，粟裕大将之女粟惠宁等100多位开国元勋的后代都来过这里考察调研。
　　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胡大贵又一次投资，与徐州市委宣传部、贾汪区委区政府联合拍摄三集电视文献纪录片《运河支队》，该片于2015年12月19日至21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继主打抗战文化的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后，胡大贵又陆续建成了徐州会战纪念馆、淮海民俗馆、红色记忆馆等系列场馆，以及各种自然生态的风光美景，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性文化魅力，很快成为贾汪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红色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