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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率市场化是世界各国利率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诉求。《资本论》从理性与价值的双重维度构建了分析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以此对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一方面遵循与各国相通的普遍性路径——价值维度向理性维度转向，另一方面遵循本国独有的特殊性路径——“张力性”的理性化进路；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可享受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福利，又能避免这一过程中付出过多发展中的代价。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理性；价值；张力思维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1986年，我国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一路谨慎前行，于 2013 年实现全面放开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2015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慢慢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人们普遍认为我国近期将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本文拟基于《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进行学术探讨。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分析框架：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
亚当·斯密认为理性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会达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对这一命题，其有经典的描述：“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达到这一理想经济状态，具体来说要满足产权清晰、意思自治、信息对称、充分竞争等诉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要配置好资源，需要清晰界定的产权，如果产权界定不清，资源就不会被纳入到理性人的真实的成本收益思维体系，最终会带来资源的浪费。意思自治，指的是让理性人基于真实的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判断，不受其它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达到所有要素的理性配置。信息对称，指的是各市场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充分的，否则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最终影响资源的理性化配置。充分竞争，指的是各竞争主体的竞争力量较为均衡，任何市场主体都没有形成垄断的市场势力。如果市场能够充分满足以上几点，那么就能够达到一种理性状态：市场均衡状态，而社会总福利最大。因此，货币市场按照完全理性逻辑进行配置，能够达到货币资源的最佳配置。
自从亚当·斯密阐释了这一现代经济的核心思维之后，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将其运用到金融领域。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分别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中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这会令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干预了投资、储蓄的形成路径，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对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应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提高利率水平，提升资金的配置效率；应该取消对银行信贷活动的限制，令企业获得平等的贷款的机会，尤其要取消类似信贷配额、信贷配给等措施；应该培育金融市场，令市场流通性和传导性更强；要放松对涉外金融的管制，包括开放汇率、开放资本市场等。其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金融产业也能在市场竞争机制下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理论为大多数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指导，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在20世纪80-9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导致了贫富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反思金融市场理性化改革的有效性问题。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资本论》对于市场理性的反思是最全面而深刻的。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市场理性跟自然理性一样都是不能被改变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观点却不是完全认同，认为市场理性虽然不能被取消，却能通过制度设计以“减轻和缩短分娩的痛苦”②。马克思给出了改变市场理性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价值维度诉求，认为市场理性可能会导致人的发展的贫乏：在市场均衡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禀赋有差异，会导致贫富差距；市场经常是不均衡的，劳动市场③、土地市场④、金融市场⑤都不是均衡的，都容易形成垄断，从而完成价值分割，造成贫富差距。《资本论》得出结论：现代经济应该在市场理性与价值诉求之间保持张力。
自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经济中的价值维度以后，西方很多学者比如列宁、希法亭等，也沿着这个进路对价值维度进行阐释。到了近代，舒尔曼（H. Schulmann）等学者也延续了这一学统，赫尔曼（Hellmann）、穆尔多克（Murdock）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出金融约束理论，以信息经济的思维，得出政府应当适当干预以创造租金机会，激励企业和银行。他们认为完全市场竞争下的均衡状态可能存在部分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从公平以及人们福利的角度出发，为了维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政府可以采取利率管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金融约束手段，实现更多元化目标的经济增长⑥。
问题研究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是利率的理性化转向。关于这一问题，在经济学界没有歧义。分歧在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及后来的新自由经济学派认为我们的改革是机械地向理性维度收敛。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学派认为，我们向理性维度的改革不是一个机械的运动，而应该在理性与价值的张力结构中完成运动。具体来说，就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不能只关心效率，不能以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优为判断标准，不能以数学上的极值状态为判断依据，而应该在资源配置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一个张力。因为，资源配置最佳这一理性维度和社会公平最佳这一价值维度之间在某种情况下是存在对立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学派认为，经济学不但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还应该研究资源配置状况所带来的人的发展的状况。单一强调资源配置，就要求政府从市场中退出，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帕累托最优状况未必是人人都得到发展的平等状况，而要实现平等价值维度，就需要政府的参与。所以，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我们的利率改革既要向理性去发展，又要在理性与价值之间保持张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利率市场化不单纯是政府从市场中撤出，然后成为“守夜人”；而是从越位的领域中撤出，但是政府要有新的利率行政职能，还需要供给相关利率制度。 在以上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分析的基本框架和世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向理性化转向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世界各国一样，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理性化转向变革思维。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般性路径：理性维度转向
很多经历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程的国家都面临基本相似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内外动因。外部的改革诉求主要是经济金融开放所带来的，如在浮动汇率制之后国际资本流动更加顺畅和频繁，这加快了各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内部的因素主要是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变，传统以利率管制促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符合日益开放的经济发展。利率管制加上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利率低甚至为负，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存款大量外流，银行主体受到新兴金融机构的冲击，整个金融体系都面临危机。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具体路径上各国有差异，但是各国都走上了理性化的改革。具体来说，包括两种进路，一种是渐进改革，一种是激进改革。大多数利率市场化成功的国家都是采用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比如美国、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历时约16-17年，韩国持续了近20年，德国历时11年；印度历时6年完成基本改革，而又历经13年才完成全面改革⑦。韩国的利率市场化历程有力地证明了渐进式改革的优点，它经历了从管制到市场化又恢复管制再到市场化的曲折过程。韩国在第一次市场化中采用了激进式路径，于1989年经济迅速恶化，不得不通过“窗口指导”恢复对利率的管制；在1991年宏观经济好转之后，开始实施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方案，随后利率完全市场化，并成功地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深化。日本采取的方式是逐渐降低已实现自由化利率交易品种的交易单位，即从大额到小额，以此扩大利率市场化的范围。激进式改革的国家，除英国作为特殊个案取得了成功，阿根廷、智利、乌拉圭都遭到失败。拉美三国的共同点是改革前本国经济形势恶劣，政府企图通过快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挽救经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多个项目同时推进，但又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均以失败告终，并恢复了管制。俄罗斯迫于当时恶劣的经济环境，为了防止卢布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采用了激进式路径，改革成果喜忧参半。但是，无论是激进式改革还是渐渐式改革，各国都遵循向理性维度去变迁则是毋庸置疑。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动因、改革取向与世界各国相似。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部的原因。为了使利率制度符合我国对外贸易的需要，从1996年我国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已推进了接近20年。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利率市场化又有迫切需求，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走到了紧要关头，需要理清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后续的步骤和制度设计。从国内原因来看，在利率管制阶段我国采用了“低利率”战略以促进投资，支持产业的发展，但低利率造成信贷资金供不应求和信贷资金配置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金融风险加大，因此利率市场化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是理性化转向的，采用了大多数国家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我国对于存贷款的市场化节奏控制的十分稳健，通过不断扩大浮动区间来一步一步实现市场化。1995年前，利率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和决定；1996年，我国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打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1998年，央行陆续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金融机构县级以下营业机构贷款利率上浮权限由10%扩大到30%；1999年，央行批准中资商业银行对中资保险公司5年以上、3 000万元以上的长期大额协议存款业务，可由双方协定利率；2000年，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以上大额外币存款利率放开；2003年，商业银行可以自行确定境内英镑、加元以及瑞士法郎的小额存款利率；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制币种由7种减少到4种；2003年，外币小额的存款利率下限全部打开；2004年，贷款利率上限放开，贴现利率和贷款利率同步实行下限管理，人民币存款实现上限管理；2004年，1年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开放；2006年，贷款利率浮动下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70%；2012年，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2013年，彻底放开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浮浮动区间的限制，贷款利率实现完全市场化，同时，票据贴现率也完全市场化；2015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在本文定稿近期8月底，央行进一步将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全部放开，而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不变。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特殊性路径：“张力结构”中的转向
支撑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是《资本论》的理性与价值关系原理。因此，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保持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在张力结构中完成理性化转向。
第一，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要在金融自由与金融安全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各金融主体自由竞争，能达到均衡这一效率最大的状态，这恰恰是理性维度所诉求的。《资本论》所推崇的改革进路不是极端的理性化，而是理性与价值保持张力。与金融自由相对应的价值观念是金融安全，因为金融安全是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其具有浓厚的价值维度意蕴。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保持自由与安全的张力就是保持理性与价值的张力。由利率法定到利率市场决定会带来相应的金融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需要有序推进。我们应该遵循“从非银行机构到银行机构、从贷款到存款、从长期到短期、从大额到小额、从外币到本币”这样的次序。这些次序都是以风险控制为原则安排的，承受风险能力大、可控性强的就会在市场化改革上先行一步。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控制风险。政府要完成对利率市场的监管，需要有一定的管理工具，如以公开市场操作或者直接影响利率政策工具，利用市场的传导机制，形成对市场利率的间接影响。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保留央行对利率的管理，其手段是由金融同业组织相互协商，制定存款的标准利率，并建议该行业的金融机构实施，但该管理不具有强制性，只是指导各金融机构形成对市场利率水平的认识，相当于在放松利率管制和利率完全市场化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期。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银行间的过度竞争和投机性增强，以及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的发展，这些无疑扩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因此，应该给予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相应职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有效治理金融风险。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要在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关系。马克思认为金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金融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诉求金融市场的理性。马克思给出的理由包括：信用创新会加快“流通的速度”⑧；“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得“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⑨；“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⑩。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金融会通过价值分割造成社会不公平，基于价值诉求对金融过度创新是反对的。金融制度容易发展成为“赌博欺诈制度”B11，并且加速了资本的集中从而容易“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B12。所以，马克思认为，我们要充分考虑到金融制度的这两面性，应该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金融工具具有价值转移的作用，包含着某种生产关系，甚至是价值剥夺的关系。利率市场化加上各种金融工具，可能出现价值分割问题。当年泰国完成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国际金融资本便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完成对泰国财富的价值分割，即在做空泰国的同时，分割了泰国的财富。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尤其要注意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在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中保持张力。
第三，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要在一般利率制度和差异化利率制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各个行业之间没有差异，完全市场化就能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而《资本论》认为，各个行业是有差异的，如果完全交给市场，就会导致出现危及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平的问题，基于价值维度应该实行利率差异化制度。因此，基于理性与价值的张力思维，我们应该在一般利率制度和差异化利率制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实体领域和虚拟领域遵循不同的经济规律，实体领域包含无差别的劳动，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受到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影响B13。虚拟领域不包含无差别的劳动，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形成过程，也不受到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影响，该领域主要包括金融产业和房地产产业。实体领域和虚拟领域面临的是不一样的平均利润率，如果利息率是统一的，则相对应的属于企业主收入的那部分利润出现差别，企业家会更倾向投身于利润率高的虚拟领域，而不愿意留在实体部门做真正的生产活动。这样使资源的配置偏离实体产业，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还可以列出一些需要保护和支持与国力的增强息息相关的行业，对其利率市场化应当有所保留。理性化要求完全同质化，认为优胜劣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程。但是，如果向同质化的利率制度去演进，会出现实体与虚拟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出现国家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的不得协调，进而从整体上影响整个经济福利的提升。所以，差异化的利率制度，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其也是为了经济福利最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因为在很多时空中，亚当·斯密所秉持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我们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应该在一般利率制度和差异化利率制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致力于解决的最为核心的金融变革问题之一。我们应该基于《资本论》的理性与价值关系原理，一方面，我们努力诉诸于我国利率改革的理性化转向，这体现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普遍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理性与价值之间保持张力，使得我国即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又防止出现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付出过多发展中的“代价”。由此，努力处理好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从而最大程度上增益全体国民的经济福利。
注释：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
③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资本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减少，进而使得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而不能处于均衡状态：“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具体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26.
④ 《资本论》第三卷的观点认为，土地所有者能够通过土地所有权而实现对土地这种要素的垄断，因此，土地市场也不是均衡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像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这一或那一剥削形式下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96.
⑤ 由于金融资源可以形成垄断，因而，马克思认为额，利率并不是由供需均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没有‘自然’（自然就是均衡——引者注）界限。在竞争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它们的互相起反作用的力量达到均衡而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9.
⑥ 参见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A＼].见：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20-45.
⑦ 本小节的资料均来自张健华.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3.
⑨ 同⑧，2004：494.
⑩ 同⑧，2004：500.
B11 同⑧，2004：500.
B12 同⑧，2004：497. B13 同⑧，2004：177.
参考文献：
[1] 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3] 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 张健华.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Abstract：The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is the basic appeal of the system refor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apital reconstructs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dimension and humanity dimension. After using th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eform of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it was found that China′s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eform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al path， which is from humanity dimension to rationality dimens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eform has to follow the particular path， which is a kind of rationality path in harmony with humanity. Not only would China take the benefits which the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eform brings about， but also would avoid the costs which emerge during the process， i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nality dimension and humanity dimension i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Key words：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ationality； humanity； harmony thinking
（责任编辑：严元）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理性；价值；张力思维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1986年，我国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一路谨慎前行，于 2013 年实现全面放开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2015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慢慢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人们普遍认为我国近期将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本文拟基于《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进行学术探讨。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分析框架：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
亚当·斯密认为理性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会达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对这一命题，其有经典的描述：“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达到这一理想经济状态，具体来说要满足产权清晰、意思自治、信息对称、充分竞争等诉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要配置好资源，需要清晰界定的产权，如果产权界定不清，资源就不会被纳入到理性人的真实的成本收益思维体系，最终会带来资源的浪费。意思自治，指的是让理性人基于真实的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判断，不受其它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达到所有要素的理性配置。信息对称，指的是各市场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充分的，否则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最终影响资源的理性化配置。充分竞争，指的是各竞争主体的竞争力量较为均衡，任何市场主体都没有形成垄断的市场势力。如果市场能够充分满足以上几点，那么就能够达到一种理性状态：市场均衡状态，而社会总福利最大。因此，货币市场按照完全理性逻辑进行配置，能够达到货币资源的最佳配置。
自从亚当·斯密阐释了这一现代经济的核心思维之后，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将其运用到金融领域。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分别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中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这会令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干预了投资、储蓄的形成路径，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对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应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提高利率水平，提升资金的配置效率；应该取消对银行信贷活动的限制，令企业获得平等的贷款的机会，尤其要取消类似信贷配额、信贷配给等措施；应该培育金融市场，令市场流通性和传导性更强；要放松对涉外金融的管制，包括开放汇率、开放资本市场等。其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金融产业也能在市场竞争机制下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理论为大多数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指导，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在20世纪80-9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导致了贫富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反思金融市场理性化改革的有效性问题。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资本论》对于市场理性的反思是最全面而深刻的。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市场理性跟自然理性一样都是不能被改变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观点却不是完全认同，认为市场理性虽然不能被取消，却能通过制度设计以“减轻和缩短分娩的痛苦”②。马克思给出了改变市场理性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价值维度诉求，认为市场理性可能会导致人的发展的贫乏：在市场均衡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禀赋有差异，会导致贫富差距；市场经常是不均衡的，劳动市场③、土地市场④、金融市场⑤都不是均衡的，都容易形成垄断，从而完成价值分割，造成贫富差距。《资本论》得出结论：现代经济应该在市场理性与价值诉求之间保持张力。
自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经济中的价值维度以后，西方很多学者比如列宁、希法亭等，也沿着这个进路对价值维度进行阐释。到了近代，舒尔曼（H. Schulmann）等学者也延续了这一学统，赫尔曼（Hellmann）、穆尔多克（Murdock）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出金融约束理论，以信息经济的思维，得出政府应当适当干预以创造租金机会，激励企业和银行。他们认为完全市场竞争下的均衡状态可能存在部分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从公平以及人们福利的角度出发，为了维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政府可以采取利率管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金融约束手段，实现更多元化目标的经济增长⑥。
问题研究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是利率的理性化转向。关于这一问题，在经济学界没有歧义。分歧在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及后来的新自由经济学派认为我们的改革是机械地向理性维度收敛。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学派认为，我们向理性维度的改革不是一个机械的运动，而应该在理性与价值的张力结构中完成运动。具体来说，就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不能只关心效率，不能以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优为判断标准，不能以数学上的极值状态为判断依据，而应该在资源配置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一个张力。因为，资源配置最佳这一理性维度和社会公平最佳这一价值维度之间在某种情况下是存在对立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学派认为，经济学不但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还应该研究资源配置状况所带来的人的发展的状况。单一强调资源配置，就要求政府从市场中退出，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帕累托最优状况未必是人人都得到发展的平等状况，而要实现平等价值维度，就需要政府的参与。所以，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我们的利率改革既要向理性去发展，又要在理性与价值之间保持张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利率市场化不单纯是政府从市场中撤出，然后成为“守夜人”；而是从越位的领域中撤出，但是政府要有新的利率行政职能，还需要供给相关利率制度。 在以上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分析的基本框架和世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向理性化转向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世界各国一样，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理性化转向变革思维。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般性路径：理性维度转向
很多经历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程的国家都面临基本相似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内外动因。外部的改革诉求主要是经济金融开放所带来的，如在浮动汇率制之后国际资本流动更加顺畅和频繁，这加快了各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内部的因素主要是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变，传统以利率管制促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符合日益开放的经济发展。利率管制加上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利率低甚至为负，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存款大量外流，银行主体受到新兴金融机构的冲击，整个金融体系都面临危机。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具体路径上各国有差异，但是各国都走上了理性化的改革。具体来说，包括两种进路，一种是渐进改革，一种是激进改革。大多数利率市场化成功的国家都是采用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比如美国、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历时约16-17年，韩国持续了近20年，德国历时11年；印度历时6年完成基本改革，而又历经13年才完成全面改革⑦。韩国的利率市场化历程有力地证明了渐进式改革的优点，它经历了从管制到市场化又恢复管制再到市场化的曲折过程。韩国在第一次市场化中采用了激进式路径，于1989年经济迅速恶化，不得不通过“窗口指导”恢复对利率的管制；在1991年宏观经济好转之后，开始实施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方案，随后利率完全市场化，并成功地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深化。日本采取的方式是逐渐降低已实现自由化利率交易品种的交易单位，即从大额到小额，以此扩大利率市场化的范围。激进式改革的国家，除英国作为特殊个案取得了成功，阿根廷、智利、乌拉圭都遭到失败。拉美三国的共同点是改革前本国经济形势恶劣，政府企图通过快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挽救经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多个项目同时推进，但又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均以失败告终，并恢复了管制。俄罗斯迫于当时恶劣的经济环境，为了防止卢布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采用了激进式路径，改革成果喜忧参半。但是，无论是激进式改革还是渐渐式改革，各国都遵循向理性维度去变迁则是毋庸置疑。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动因、改革取向与世界各国相似。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部的原因。为了使利率制度符合我国对外贸易的需要，从1996年我国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已推进了接近20年。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利率市场化又有迫切需求，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走到了紧要关头，需要理清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后续的步骤和制度设计。从国内原因来看，在利率管制阶段我国采用了“低利率”战略以促进投资，支持产业的发展，但低利率造成信贷资金供不应求和信贷资金配置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金融风险加大，因此利率市场化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是理性化转向的，采用了大多数国家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我国对于存贷款的市场化节奏控制的十分稳健，通过不断扩大浮动区间来一步一步实现市场化。1995年前，利率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和决定；1996年，我国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打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1998年，央行陆续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金融机构县级以下营业机构贷款利率上浮权限由10%扩大到30%；1999年，央行批准中资商业银行对中资保险公司5年以上、3 000万元以上的长期大额协议存款业务，可由双方协定利率；2000年，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以上大额外币存款利率放开；2003年，商业银行可以自行确定境内英镑、加元以及瑞士法郎的小额存款利率；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制币种由7种减少到4种；2003年，外币小额的存款利率下限全部打开；2004年，贷款利率上限放开，贴现利率和贷款利率同步实行下限管理，人民币存款实现上限管理；2004年，1年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开放；2006年，贷款利率浮动下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70%；2012年，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2013年，彻底放开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浮浮动区间的限制，贷款利率实现完全市场化，同时，票据贴现率也完全市场化；2015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在本文定稿近期8月底，央行进一步将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全部放开，而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不变。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特殊性路径：“张力结构”中的转向
支撑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是《资本论》的理性与价值关系原理。因此，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保持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在张力结构中完成理性化转向。
第一，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要在金融自由与金融安全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各金融主体自由竞争，能达到均衡这一效率最大的状态，这恰恰是理性维度所诉求的。《资本论》所推崇的改革进路不是极端的理性化，而是理性与价值保持张力。与金融自由相对应的价值观念是金融安全，因为金融安全是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其具有浓厚的价值维度意蕴。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保持自由与安全的张力就是保持理性与价值的张力。由利率法定到利率市场决定会带来相应的金融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需要有序推进。我们应该遵循“从非银行机构到银行机构、从贷款到存款、从长期到短期、从大额到小额、从外币到本币”这样的次序。这些次序都是以风险控制为原则安排的，承受风险能力大、可控性强的就会在市场化改革上先行一步。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控制风险。政府要完成对利率市场的监管，需要有一定的管理工具，如以公开市场操作或者直接影响利率政策工具，利用市场的传导机制，形成对市场利率的间接影响。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保留央行对利率的管理，其手段是由金融同业组织相互协商，制定存款的标准利率，并建议该行业的金融机构实施，但该管理不具有强制性，只是指导各金融机构形成对市场利率水平的认识，相当于在放松利率管制和利率完全市场化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期。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银行间的过度竞争和投机性增强，以及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的发展，这些无疑扩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因此，应该给予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相应职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有效治理金融风险。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要在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关系。马克思认为金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金融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诉求金融市场的理性。马克思给出的理由包括：信用创新会加快“流通的速度”⑧；“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得“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⑨；“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⑩。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金融会通过价值分割造成社会不公平，基于价值诉求对金融过度创新是反对的。金融制度容易发展成为“赌博欺诈制度”B11，并且加速了资本的集中从而容易“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B12。所以，马克思认为，我们要充分考虑到金融制度的这两面性，应该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金融工具具有价值转移的作用，包含着某种生产关系，甚至是价值剥夺的关系。利率市场化加上各种金融工具，可能出现价值分割问题。当年泰国完成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国际金融资本便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完成对泰国财富的价值分割，即在做空泰国的同时，分割了泰国的财富。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尤其要注意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在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中保持张力。
第三，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要在一般利率制度和差异化利率制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各个行业之间没有差异，完全市场化就能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而《资本论》认为，各个行业是有差异的，如果完全交给市场，就会导致出现危及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平的问题，基于价值维度应该实行利率差异化制度。因此，基于理性与价值的张力思维，我们应该在一般利率制度和差异化利率制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实体领域和虚拟领域遵循不同的经济规律，实体领域包含无差别的劳动，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受到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影响B13。虚拟领域不包含无差别的劳动，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形成过程，也不受到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影响，该领域主要包括金融产业和房地产产业。实体领域和虚拟领域面临的是不一样的平均利润率，如果利息率是统一的，则相对应的属于企业主收入的那部分利润出现差别，企业家会更倾向投身于利润率高的虚拟领域，而不愿意留在实体部门做真正的生产活动。这样使资源的配置偏离实体产业，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还可以列出一些需要保护和支持与国力的增强息息相关的行业，对其利率市场化应当有所保留。理性化要求完全同质化，认为优胜劣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程。但是，如果向同质化的利率制度去演进，会出现实体与虚拟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出现国家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的不得协调，进而从整体上影响整个经济福利的提升。所以，差异化的利率制度，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其也是为了经济福利最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因为在很多时空中，亚当·斯密所秉持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我们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应该在一般利率制度和差异化利率制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致力于解决的最为核心的金融变革问题之一。我们应该基于《资本论》的理性与价值关系原理，一方面，我们努力诉诸于我国利率改革的理性化转向，这体现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普遍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理性与价值之间保持张力，使得我国即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又防止出现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付出过多发展中的“代价”。由此，努力处理好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从而最大程度上增益全体国民的经济福利。
注释：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
③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资本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减少，进而使得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而不能处于均衡状态：“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具体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26.
④ 《资本论》第三卷的观点认为，土地所有者能够通过土地所有权而实现对土地这种要素的垄断，因此，土地市场也不是均衡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像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这一或那一剥削形式下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96.
⑤ 由于金融资源可以形成垄断，因而，马克思认为额，利率并不是由供需均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没有‘自然’（自然就是均衡——引者注）界限。在竞争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它们的互相起反作用的力量达到均衡而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9.
⑥ 参见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A＼].见：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20-45.
⑦ 本小节的资料均来自张健华.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3.
⑨ 同⑧，2004：494.
⑩ 同⑧，2004：500.
B11 同⑧，2004：500.
B12 同⑧，2004：497. B13 同⑧，2004：177.
参考文献：
[1] 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3] 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 张健华.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Abstract：The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is the basic appeal of the system refor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apital reconstructs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dimension and humanity dimension. After using th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eform of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it was found that China′s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eform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al path， which is from humanity dimension to rationality dimens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eform has to follow the particular path， which is a kind of rationality path in harmony with humanity. Not only would China take the benefits which the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eform brings about， but also would avoid the costs which emerge during the process， i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nality dimension and humanity dimension i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Key words：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ationality； humanity； harmony thinking
（责任编辑：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