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具有师承关系的沈从文、汪曾祺显示出与其他乡土作家不同的视野，他们展示的是诗意、空灵的乡土世界，抒写着自然风俗与人性美好的纯净牧歌。但他们亦有着各自的不同，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充盈着的是坚硬厚重的悲凉，在远离尘嚣之中，持守孤绝；而汪曾祺包融着平和温润的乐观精神，有着世俗温情的圆通。
[关键词]诗意乡土；冷与热；远离尘嚣；世俗温情；沈从文；汪曾祺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5－0089－(04)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是不同时期许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写作库藏和关切焦点。20世纪20年代，台静农、王鲁彦、彭家煌、许杰等作家奉鲁迅为艺术宗师，形成了一种以批判和否定为基本立场的乡土写实派小说。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小说主潮中吴组缃、沙汀，东北流亡者作家群中的萧红等，亦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们着眼的是现实层面的乡土，以揭示乡土文化中的“野蛮”、“愚昧”和“国民劣根性”为主，充满现代性的审视和批判精神。而具有师生关系的沈从文、汪曾祺则显示出不同的视野，他们的乡土经验往往与一种审美情调相联系。他们“从赞扬故乡父老的人情美，逐渐到展示原始人性和民性，情调中更多一些世外桃源的文化景观”，他们的创作彰显着诗意观照乡土的师承性。但我们发现，在相同视野的乡土书写中，亦体现着他们各自独特的异质元素，本文在论述其承续性的基础上，重点对他们的差异性予以分析。
一、自然风俗与人性的纯净牧歌
作为乡土抒情作家，沈从文和汪曾祺对故乡自然风俗有着特殊的情感。沈从文在其作品中醉心于对湘西边地未被现代文明所侵扰的自然风物的描绘，展现出了一个清新而纯净的牧歌世界。沈从文的作品中，“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边城》即是这种“田园诗”小说的代表作。《边城》中的人，与塔，与狗，与小溪，与山峰，与翠竹，与白日喧嚣夜里安静的渡口一起，构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沈从文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湘西世界山清水秀的水墨画，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作为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秉承了其在自然风物上的抒写。“汪曾祺还使‘自然’回到了小说中，在他的小说里，自然既是物质化的，是人物生长的环境，又是精神化的。”他在《受戒》中写道：“这一片就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描写的小英子家就像一个小岛，三面环水，独门独户，有树有花，有猪有牛，有鸡有鸭，“瓜豆蔬菜，四时不缺”。《受戒》所描写的，显然也是一个诗化了的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可以说，在沈从文和汪曾祺关于故乡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渗透着这种宁静、纯净之美，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一种脱俗之美，使读者如同呼吸雨后泥土之淳香。大自然本真的、未被污染的原始美由此在沈从文、汪曾祺师徒两人的笔下得到了传神的摹写。
在现代作家中，大量叙写风俗而且赋予其特别审美意义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是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赛龙舟、情歌求爱等湘西边地的风俗。《龙朱》写了郎家苗族族长的儿子龙朱，一个财富、智慧、容貌、美德皆首屈一指的年青人，为求得真爱而勇于挑战的故事。作品重点写了情歌求爱这一当地风俗，尤其是龙朱与黄牛寨寨主的女儿对歌场景的描写更是绝妙：“这歌是用顶纯粹的言语，自顶纯粹的一颗心中摇着，从一个顶甜蜜的口中喊出，成为顶热情的音调。这样一来所有一切声音仿佛全哑了。一切鸟声与一切远处的歌声，全成了这王子歌时和拍的一种碎音。对山的女人，从此沉默了。”《边城》也同样写了大老与二老用唱情歌来向翠翠表白心意的风俗。《丈夫》中写当地农村妇女因生活所迫做妓女的故事：“她们从乡下来，从那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轻而强健的丈夫，跟随了一个同乡熟人，就来这船上做生意了。……到了城市，能够把从城市里每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是极其平常的事。”这些风俗在沈从文笔下不仅呈现出画意。而且已经成了湘西边地的一部分，浸透了那里古朴而正直、热情而善良、平和而强壮的精神。
而作为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将沈从文对于风俗画的描绘推向了极致。汪曾祺对写风俗极感兴趣，并且认为很有意义。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隋诗。他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关于风俗的描绘。《受戒》中明子出家，在常人眼中本是很伤悲、很无奈的事。但文章却写道：“他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杀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可见，在庵赵庄，当和尚是一种常事，就像是一种职业，并且‘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在《大淖记事》中，作者花了大半的笔墨写当地的风俗，写当地与众不同的爱情观、婚姻观。汪曾祺的有些小说，如《故里杂记》、《异秉》、《故里三陈》，都很难分清是在讲故事还是在写风俗，并且他写人的时候亦是在写风俗，与人有关的风俗他不惜笔墨大量抒写，而与此无关的则惜墨如金；说风俗亦是在写人、讲故事，这在汪曾祺，已成为一种风格特色。
因此，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美好人性的赞颂是他们写作的共同主题。沈从文和汪曾祺因表现诗化之人，挖掘故乡的人性美、人情美而著称于文坛。沈从文曾言要建立自己的“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则是“美好而健康的人性”。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师从沈从文，沈从文在创作中这种高扬和讴歌美好人性的特点，对汪曾祺的影响非常大。深受这种影响，汪曾祺在创作上有意识地表达出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以及对美好人性的展现。．在中国的文化中，女性与美、和谐、温情、诗意天然交融在一起。因此，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笔下，具有诗意的光彩亮丽形象大多是女性。翠翠天生就与自然交融在一起，其名则因“住处两山多竹篁，翠色逼人而来”，“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遇有陌生人“作出随时都可以举步入深山的神气”，活脱脱的一个自然的精灵。甚至妓女，在沈从文的笔下也被诗化了，“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妓女率真、主动、热情，对于情爱执着忠贞，虽然有时“重利轻义”却又“能守信自约”，其发乎天性而不顾尘世俗念。
汪曾祺与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有内在的相似 性。《受戒》中的小英子，俨然是另一个“翠翠”，就连汪曾祺本人也承认，三三、天天、翠翠，是推动他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潜在因素。借小英子这一形象，汪曾祺创造出一个“诗意”而“健康”的世界。而《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则更多地沾有了沈从文笔下“妓女”的精神气质，她对十一子的爱情所表现出来的执着与倾心，与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如出一辙，都是一种诗化了的爱情追求。
二、空灵乡土抒情中的“冷”与“热”
沈从文、汪曾祺师徒二人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随情感波动而流动。他们用看似极为平淡的文字和语调，从故乡这一侧面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细细品味他们的作品，字字句句渗透着作家的情感，但却有不同的情感基调，沈从文充盈的是一种坚硬的冷，深深的厚重悲凉，而汪曾祺则流淌的是平和温润的乐观精神。
沈从文家境中衰，其祖母系苗人，他从小目睹了苗汉纷争的民族悲剧，长大后从军辗转，亲眼目睹了各种血腥的杀戮，这些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这种由童年而培养的悲剧意识，在他走进大都市后更加浓郁。一直以来，沈从文都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曾说过：“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的‘乡巴佬’的性情。”可见，沈从文自己是很难融入城市文化之中的。因此，他用一个“乡下人”执拗的心，在作品中构筑着自己的世外桃源。这种悲在作品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开来。最为常见的便是，他在作品中对被城市文明慢慢侵蚀的湘西边地的悲叹。现实世界是冷的，沈从文的作品也是冷的。在对田园诗意般生活的描述的最后，具有“人性美”的主人公们，在最后也还是逃不出厄运。《边城》的结局，老船夫忧郁而死，顺顺丧子，天保溺水而亡，傩送远走他乡，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守在渡口。“也许那个人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我们分明感到了翠翠的无望和沈从文的悲观。《菜园》中，玉家母子风度多么优雅，多么受人尊重，莳弄菜园的生活又是多么的恬静，好像还不够似的，儿子又带回一位美丽得让人揪心的媳妇。但所有的宁静、优美似乎只是为了增加儿子夫妇被戮后的死寂：“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老妇人最后上吊惨死，留下的是秋风中供绅士们观赏的菊花，给读者的感觉又是何等悲凉。
《旅店》中青年守寡的店主野猫，在一个虫声和星光都仿佛为露水所湿的美丽清晨，突然渴望一个男子享受她结实光滑的身体，长长的手臂，健全多感的心。随后，野猫和大鼻子旅客在户外成就了一番好事。但这些生命力的绽放和勃发只换来这个结尾：大鼻子得急症死去，留下一只小黑猫；即便是《柏子》这样生命力如地泉喷涌、让人感到生命的热、力和美的篇章，细细悟来却也潜隐着凄凉。沈从文称他们为生物，给他们取名四狗、花狗、牛保，说他们“各按本分生存下去，是因为他洞察在时间大地上这些生命，纷纷开且落的循环。他们成批成批地出生，又成批成批地死去，就像麦子一茬茬地生长，又被一茬茬地收割。”难怪沈从文写水手为激流所攫，写清乡，写一个十二三岁小孩，挑着两个人头，这人头就是这小孩的父亲和叔伯。所以，沈从文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如果说沈从文给我们的是美背面的深层悲凉的话，汪曾祺展开的则是一幅和谐优美的风俗画。《受戒》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从自然风俗到人物都没有半点愁容，明海的出家，被作者淡化为作各种匠人一样简单。《大淖记事》中“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作者斩钉截铁地回答，乐观的态度昭然若揭。就连巧云失身这样的事，也被作者略略几笔带了过去。人世的悲欢离合，均被汪曾祺艺术地处理掉了。
汪曾祺的世界是热的。笔下就连神都是温暖而充满烟火气息的。如汪曾祺《水母》中的水母娘娘别具一番风韵：她的神座是一口水缸，上扣锅盖，她就盘腿用北方妇女坐炕的姿势坐在锅盖上，高高举着手臂梳头。“这‘造型’是很美的。这就是在华北农村到处可以看见的一个俊俊俏俏的小媳妇，完全不是什么‘神’!”在《跑警报》中，汪曾祺甚至能在张皇失措的“跑警报”中体悟出悠闲：“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寂寞与温暖》是写右派的，对于右派生涯，汪曾祺有许多切肤的屈辱体验，他信手拈来的一手就已经让沈沅几乎晕倒：她被画成一个只穿了乳罩和三角裤的少女，向蒋介石低头屈膝。但不要紧，她刚眼前一黑，老工人王栓便从后面扶定了她。“早稻田”，俊哥儿李夫妇都在暗暗安慰她，新来的赵所长更是雷厉风行地为她摘了帽。寂寞是暂时的，温暖才是永恒。就连反右都是温暖多过寂寞，在汪曾祺眼中，人生还有什么歉然?
汪曾祺曾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高邮的惯宝宝式的童年生活，馈赠给汪曾祺的不仅是快乐的童年，更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创作的情感底蕴。这是他在以后坎坷的人生路上及其创作生涯中的一笔无价财富。
三、远离尘嚣的孤绝与世俗温情的圆通
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曾祺、沈从文都有出世与人世的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
除了描写湘西古朴奇异的村风乡俗，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也对湘西社会历史的“常”与“变”作了真实生动的描写，如《柏子》、《牛》等。这些作品力图在“常”与“变”中揭示外来的政治经济压力是如何冲击湘西社会的宗法制度，导致原有经济结构解体、民风道德演变、人伦关系恶化以及下层人民的人生悲剧的。他的目标专注在刻画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牛》通过牛大伯想方设法耗尽钱财治好的牛最终被衙门强行征去的故事，反映了官府压迫掠夺给农民带来的灾难。《萧萧》反映的是童养媳现象。我们也能看出，沈从文对于国富民强不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国民族争生存的权利。沈从文所谓的文学改造社会的内容，主要是指对于人性的改造，即通过生命的智慧美、情感美和意志美的培养，促进“人格的自觉”，从而焕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求得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他把培养人性美的途径概括为“美和爱的新宗教”。他认为现实的“政治、哲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 推行”，“实需要一种爱的新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只有这样，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沦为一句空话。
同时，沈从文反对文艺与政治结缘，尤其是他的湘西题材小说在风格上充分体现了道家艺术精神，它有别于禅宗艺术精神，强调心游于物，随物赋形，想像指向心外之道，把自我消融在自然之中。沈从文有意要宣传他“乡下人”的义利取舍观点，较多地参与了现实生活的进程。但他这种参与跟儒家的入世精神相去甚远，即他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寻找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是从疏远现实而亲近自然的角度给现代文明病开出了一副清凉去火的药剂，“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有一种超拔尘俗的孤绝。
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在西南联大饱受现代派濡染，深究人性的善与恶。但是他更倾向于儒。他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源自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念，使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的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是孵小鸡的能手，孵小鸡对他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精神创造。《复仇》中的遗腹子原是要为父报仇，最后却与仇人一起凿岩。《虐猫》中几个小孩本想将猫扔下楼去，却因一小孩的爸爸跳楼而把猫放了。可见，人人皆有不忍之心，这便是“仁爱”之心。不仅如此，汪曾祺的小说也深刻体现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子把“自然之情”看成是人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汪曾祺的作品不讲章法，别具情味，在自然中透出灵性。无论写人、记物还是写景，他都用极为平常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但却赋予它们饶有情趣的美感。简单平常的事物在汪曾祺那里获得了审美意识，衍生出一种物我同在、生命与自然相和谐的美学境界。他的《葡萄月令》即以静穆之美呈现出了生命中最纯粹的东西：“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地窖里。”
表面上看来，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之间似乎有着不易逾越的鸿沟：一人世，一出世；一主弘毅，一倡心斋。但在汪曾祺那里，二者却是水乳交融的，儒家的重义轻利与道家的宁静淡泊，极为统一地闪耀着汪曾祺人格理想的人性光辉。像《岁寒三友》中的画家靳彝甫虽然是半饥半饱，却活得有滋有味，养花、放风筝、种荷花、养蟋蟀，对功名利禄的世俗之物看得非常轻淡，当邻居失火，从屋中抢出的只是他视若性命的三枚图章；《徙》中的谈甓渔广有财产、博学多识、秉性通达、飘逸若仙，“常常傍花随柳，信步所至，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他没有架子，没大小，无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一面治病救人，仗义疏财；一面面河垂钓，淡泊而超脱。这些人物形象显然从道家思想中获得了一种人生的随意，用散淡的眼光看待尘世的纷争。但是这些人物却没有道家“出世”的冷漠，他们对人世的情感有着真切的向往。在这里汪曾祺同样放弃了道家“虚静”中的孤寂，而具有人道主义的温暖。因此，汪曾祺在创作中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士大夫传统倾向。
具有师承关系的沈从文和汪曾祺，在乡土关切上融注了相同的审美视野，作品情趣浓郁，但由于各自人生经历和心灵史的差异，又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一脉相承的延续中，又包蕴别样的姿容。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诗意乡土；冷与热；远离尘嚣；世俗温情；沈从文；汪曾祺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5－0089－(04)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是不同时期许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写作库藏和关切焦点。20世纪20年代，台静农、王鲁彦、彭家煌、许杰等作家奉鲁迅为艺术宗师，形成了一种以批判和否定为基本立场的乡土写实派小说。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小说主潮中吴组缃、沙汀，东北流亡者作家群中的萧红等，亦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们着眼的是现实层面的乡土，以揭示乡土文化中的“野蛮”、“愚昧”和“国民劣根性”为主，充满现代性的审视和批判精神。而具有师生关系的沈从文、汪曾祺则显示出不同的视野，他们的乡土经验往往与一种审美情调相联系。他们“从赞扬故乡父老的人情美，逐渐到展示原始人性和民性，情调中更多一些世外桃源的文化景观”，他们的创作彰显着诗意观照乡土的师承性。但我们发现，在相同视野的乡土书写中，亦体现着他们各自独特的异质元素，本文在论述其承续性的基础上，重点对他们的差异性予以分析。
一、自然风俗与人性的纯净牧歌
作为乡土抒情作家，沈从文和汪曾祺对故乡自然风俗有着特殊的情感。沈从文在其作品中醉心于对湘西边地未被现代文明所侵扰的自然风物的描绘，展现出了一个清新而纯净的牧歌世界。沈从文的作品中，“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边城》即是这种“田园诗”小说的代表作。《边城》中的人，与塔，与狗，与小溪，与山峰，与翠竹，与白日喧嚣夜里安静的渡口一起，构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沈从文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湘西世界山清水秀的水墨画，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作为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秉承了其在自然风物上的抒写。“汪曾祺还使‘自然’回到了小说中，在他的小说里，自然既是物质化的，是人物生长的环境，又是精神化的。”他在《受戒》中写道：“这一片就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描写的小英子家就像一个小岛，三面环水，独门独户，有树有花，有猪有牛，有鸡有鸭，“瓜豆蔬菜，四时不缺”。《受戒》所描写的，显然也是一个诗化了的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可以说，在沈从文和汪曾祺关于故乡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渗透着这种宁静、纯净之美，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一种脱俗之美，使读者如同呼吸雨后泥土之淳香。大自然本真的、未被污染的原始美由此在沈从文、汪曾祺师徒两人的笔下得到了传神的摹写。
在现代作家中，大量叙写风俗而且赋予其特别审美意义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是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赛龙舟、情歌求爱等湘西边地的风俗。《龙朱》写了郎家苗族族长的儿子龙朱，一个财富、智慧、容貌、美德皆首屈一指的年青人，为求得真爱而勇于挑战的故事。作品重点写了情歌求爱这一当地风俗，尤其是龙朱与黄牛寨寨主的女儿对歌场景的描写更是绝妙：“这歌是用顶纯粹的言语，自顶纯粹的一颗心中摇着，从一个顶甜蜜的口中喊出，成为顶热情的音调。这样一来所有一切声音仿佛全哑了。一切鸟声与一切远处的歌声，全成了这王子歌时和拍的一种碎音。对山的女人，从此沉默了。”《边城》也同样写了大老与二老用唱情歌来向翠翠表白心意的风俗。《丈夫》中写当地农村妇女因生活所迫做妓女的故事：“她们从乡下来，从那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轻而强健的丈夫，跟随了一个同乡熟人，就来这船上做生意了。……到了城市，能够把从城市里每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是极其平常的事。”这些风俗在沈从文笔下不仅呈现出画意。而且已经成了湘西边地的一部分，浸透了那里古朴而正直、热情而善良、平和而强壮的精神。
而作为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将沈从文对于风俗画的描绘推向了极致。汪曾祺对写风俗极感兴趣，并且认为很有意义。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隋诗。他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关于风俗的描绘。《受戒》中明子出家，在常人眼中本是很伤悲、很无奈的事。但文章却写道：“他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杀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可见，在庵赵庄，当和尚是一种常事，就像是一种职业，并且‘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在《大淖记事》中，作者花了大半的笔墨写当地的风俗，写当地与众不同的爱情观、婚姻观。汪曾祺的有些小说，如《故里杂记》、《异秉》、《故里三陈》，都很难分清是在讲故事还是在写风俗，并且他写人的时候亦是在写风俗，与人有关的风俗他不惜笔墨大量抒写，而与此无关的则惜墨如金；说风俗亦是在写人、讲故事，这在汪曾祺，已成为一种风格特色。
因此，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美好人性的赞颂是他们写作的共同主题。沈从文和汪曾祺因表现诗化之人，挖掘故乡的人性美、人情美而著称于文坛。沈从文曾言要建立自己的“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则是“美好而健康的人性”。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师从沈从文，沈从文在创作中这种高扬和讴歌美好人性的特点，对汪曾祺的影响非常大。深受这种影响，汪曾祺在创作上有意识地表达出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以及对美好人性的展现。．在中国的文化中，女性与美、和谐、温情、诗意天然交融在一起。因此，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笔下，具有诗意的光彩亮丽形象大多是女性。翠翠天生就与自然交融在一起，其名则因“住处两山多竹篁，翠色逼人而来”，“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遇有陌生人“作出随时都可以举步入深山的神气”，活脱脱的一个自然的精灵。甚至妓女，在沈从文的笔下也被诗化了，“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妓女率真、主动、热情，对于情爱执着忠贞，虽然有时“重利轻义”却又“能守信自约”，其发乎天性而不顾尘世俗念。
汪曾祺与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有内在的相似 性。《受戒》中的小英子，俨然是另一个“翠翠”，就连汪曾祺本人也承认，三三、天天、翠翠，是推动他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潜在因素。借小英子这一形象，汪曾祺创造出一个“诗意”而“健康”的世界。而《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则更多地沾有了沈从文笔下“妓女”的精神气质，她对十一子的爱情所表现出来的执着与倾心，与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如出一辙，都是一种诗化了的爱情追求。
二、空灵乡土抒情中的“冷”与“热”
沈从文、汪曾祺师徒二人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随情感波动而流动。他们用看似极为平淡的文字和语调，从故乡这一侧面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细细品味他们的作品，字字句句渗透着作家的情感，但却有不同的情感基调，沈从文充盈的是一种坚硬的冷，深深的厚重悲凉，而汪曾祺则流淌的是平和温润的乐观精神。
沈从文家境中衰，其祖母系苗人，他从小目睹了苗汉纷争的民族悲剧，长大后从军辗转，亲眼目睹了各种血腥的杀戮，这些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这种由童年而培养的悲剧意识，在他走进大都市后更加浓郁。一直以来，沈从文都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曾说过：“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的‘乡巴佬’的性情。”可见，沈从文自己是很难融入城市文化之中的。因此，他用一个“乡下人”执拗的心，在作品中构筑着自己的世外桃源。这种悲在作品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开来。最为常见的便是，他在作品中对被城市文明慢慢侵蚀的湘西边地的悲叹。现实世界是冷的，沈从文的作品也是冷的。在对田园诗意般生活的描述的最后，具有“人性美”的主人公们，在最后也还是逃不出厄运。《边城》的结局，老船夫忧郁而死，顺顺丧子，天保溺水而亡，傩送远走他乡，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守在渡口。“也许那个人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我们分明感到了翠翠的无望和沈从文的悲观。《菜园》中，玉家母子风度多么优雅，多么受人尊重，莳弄菜园的生活又是多么的恬静，好像还不够似的，儿子又带回一位美丽得让人揪心的媳妇。但所有的宁静、优美似乎只是为了增加儿子夫妇被戮后的死寂：“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老妇人最后上吊惨死，留下的是秋风中供绅士们观赏的菊花，给读者的感觉又是何等悲凉。
《旅店》中青年守寡的店主野猫，在一个虫声和星光都仿佛为露水所湿的美丽清晨，突然渴望一个男子享受她结实光滑的身体，长长的手臂，健全多感的心。随后，野猫和大鼻子旅客在户外成就了一番好事。但这些生命力的绽放和勃发只换来这个结尾：大鼻子得急症死去，留下一只小黑猫；即便是《柏子》这样生命力如地泉喷涌、让人感到生命的热、力和美的篇章，细细悟来却也潜隐着凄凉。沈从文称他们为生物，给他们取名四狗、花狗、牛保，说他们“各按本分生存下去，是因为他洞察在时间大地上这些生命，纷纷开且落的循环。他们成批成批地出生，又成批成批地死去，就像麦子一茬茬地生长，又被一茬茬地收割。”难怪沈从文写水手为激流所攫，写清乡，写一个十二三岁小孩，挑着两个人头，这人头就是这小孩的父亲和叔伯。所以，沈从文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如果说沈从文给我们的是美背面的深层悲凉的话，汪曾祺展开的则是一幅和谐优美的风俗画。《受戒》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从自然风俗到人物都没有半点愁容，明海的出家，被作者淡化为作各种匠人一样简单。《大淖记事》中“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作者斩钉截铁地回答，乐观的态度昭然若揭。就连巧云失身这样的事，也被作者略略几笔带了过去。人世的悲欢离合，均被汪曾祺艺术地处理掉了。
汪曾祺的世界是热的。笔下就连神都是温暖而充满烟火气息的。如汪曾祺《水母》中的水母娘娘别具一番风韵：她的神座是一口水缸，上扣锅盖，她就盘腿用北方妇女坐炕的姿势坐在锅盖上，高高举着手臂梳头。“这‘造型’是很美的。这就是在华北农村到处可以看见的一个俊俊俏俏的小媳妇，完全不是什么‘神’!”在《跑警报》中，汪曾祺甚至能在张皇失措的“跑警报”中体悟出悠闲：“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寂寞与温暖》是写右派的，对于右派生涯，汪曾祺有许多切肤的屈辱体验，他信手拈来的一手就已经让沈沅几乎晕倒：她被画成一个只穿了乳罩和三角裤的少女，向蒋介石低头屈膝。但不要紧，她刚眼前一黑，老工人王栓便从后面扶定了她。“早稻田”，俊哥儿李夫妇都在暗暗安慰她，新来的赵所长更是雷厉风行地为她摘了帽。寂寞是暂时的，温暖才是永恒。就连反右都是温暖多过寂寞，在汪曾祺眼中，人生还有什么歉然?
汪曾祺曾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高邮的惯宝宝式的童年生活，馈赠给汪曾祺的不仅是快乐的童年，更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创作的情感底蕴。这是他在以后坎坷的人生路上及其创作生涯中的一笔无价财富。
三、远离尘嚣的孤绝与世俗温情的圆通
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曾祺、沈从文都有出世与人世的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
除了描写湘西古朴奇异的村风乡俗，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也对湘西社会历史的“常”与“变”作了真实生动的描写，如《柏子》、《牛》等。这些作品力图在“常”与“变”中揭示外来的政治经济压力是如何冲击湘西社会的宗法制度，导致原有经济结构解体、民风道德演变、人伦关系恶化以及下层人民的人生悲剧的。他的目标专注在刻画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牛》通过牛大伯想方设法耗尽钱财治好的牛最终被衙门强行征去的故事，反映了官府压迫掠夺给农民带来的灾难。《萧萧》反映的是童养媳现象。我们也能看出，沈从文对于国富民强不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国民族争生存的权利。沈从文所谓的文学改造社会的内容，主要是指对于人性的改造，即通过生命的智慧美、情感美和意志美的培养，促进“人格的自觉”，从而焕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求得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他把培养人性美的途径概括为“美和爱的新宗教”。他认为现实的“政治、哲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 推行”，“实需要一种爱的新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只有这样，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沦为一句空话。
同时，沈从文反对文艺与政治结缘，尤其是他的湘西题材小说在风格上充分体现了道家艺术精神，它有别于禅宗艺术精神，强调心游于物，随物赋形，想像指向心外之道，把自我消融在自然之中。沈从文有意要宣传他“乡下人”的义利取舍观点，较多地参与了现实生活的进程。但他这种参与跟儒家的入世精神相去甚远，即他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寻找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是从疏远现实而亲近自然的角度给现代文明病开出了一副清凉去火的药剂，“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有一种超拔尘俗的孤绝。
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在西南联大饱受现代派濡染，深究人性的善与恶。但是他更倾向于儒。他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源自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念，使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的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是孵小鸡的能手，孵小鸡对他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精神创造。《复仇》中的遗腹子原是要为父报仇，最后却与仇人一起凿岩。《虐猫》中几个小孩本想将猫扔下楼去，却因一小孩的爸爸跳楼而把猫放了。可见，人人皆有不忍之心，这便是“仁爱”之心。不仅如此，汪曾祺的小说也深刻体现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子把“自然之情”看成是人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汪曾祺的作品不讲章法，别具情味，在自然中透出灵性。无论写人、记物还是写景，他都用极为平常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但却赋予它们饶有情趣的美感。简单平常的事物在汪曾祺那里获得了审美意识，衍生出一种物我同在、生命与自然相和谐的美学境界。他的《葡萄月令》即以静穆之美呈现出了生命中最纯粹的东西：“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地窖里。”
表面上看来，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之间似乎有着不易逾越的鸿沟：一人世，一出世；一主弘毅，一倡心斋。但在汪曾祺那里，二者却是水乳交融的，儒家的重义轻利与道家的宁静淡泊，极为统一地闪耀着汪曾祺人格理想的人性光辉。像《岁寒三友》中的画家靳彝甫虽然是半饥半饱，却活得有滋有味，养花、放风筝、种荷花、养蟋蟀，对功名利禄的世俗之物看得非常轻淡，当邻居失火，从屋中抢出的只是他视若性命的三枚图章；《徙》中的谈甓渔广有财产、博学多识、秉性通达、飘逸若仙，“常常傍花随柳，信步所至，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他没有架子，没大小，无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一面治病救人，仗义疏财；一面面河垂钓，淡泊而超脱。这些人物形象显然从道家思想中获得了一种人生的随意，用散淡的眼光看待尘世的纷争。但是这些人物却没有道家“出世”的冷漠，他们对人世的情感有着真切的向往。在这里汪曾祺同样放弃了道家“虚静”中的孤寂，而具有人道主义的温暖。因此，汪曾祺在创作中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士大夫传统倾向。
具有师承关系的沈从文和汪曾祺，在乡土关切上融注了相同的审美视野，作品情趣浓郁，但由于各自人生经历和心灵史的差异，又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一脉相承的延续中，又包蕴别样的姿容。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