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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原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一书中撰写的《丁、陈反党小集团案的内情》，披露了当年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经过和内情。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作为处理这个案子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有责任将内情公之于众，留给后世。”
１９５５年８月３日到９月４日，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批判斗争，参加会议的７０多人都是由周扬点的名。会后，会议结果被以作协党组的名义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此报告要先报中宣部，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再报中央。
时任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李之琏在部务会议上看到这个报告后甚觉惊疑：一是当时全国都在开展“肃反”，为什么作协党组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呢？二是，丁玲１９３３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段周折后投奔陕北，人们虽对她有些议论，但抗战中她组织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参战；解放战争中她深入农村参加土改，并写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等职。周扬长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对丁玲的情况是了解的，也曾称赞过她，怎么突然间变成“反党小集团”了呢？而且《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的，并代中央起草了“批语”。特别是李之琏觉得报告内容笼统，不能说明问题。
李之琏看到，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两人的“托派嫌疑”，因此党组决定开除二人党籍（其实二人已由公安机关“隔离审查”）。而对丁玲的处理，报告则说要看丁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李之琏想，既然“丁陈反党小集团”是反党的，为何不着重揭露其反党事实；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首犯，为何只开除陈企霞和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还要看她的态度？
这次部务会后，中国作协总支受命作出“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并送到机关党委审批。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认为，在肃反运动中，对于政治还没弄清楚的党员急于开除党籍欠妥，故提出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共同讨论这个决定。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由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兼任，他同意李之琏的建议。讨论中大家认为，作为托派嫌疑而开除党籍不妥，因嫌疑不是肯定的；如果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而作为“小集团”首犯的丁玲尚未处理，就先开除陈企霞党籍不适当，因为报告中陈的反党事实不具体。“反党小集团”成员原来是三人，另一人因承认了“错误”并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变成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因而领导“赦免”了他。这说明“反党”或“不反党”完全由领导个人意志决定，很不严肃。而李又然不属“小集团”成员。最后联席会议决定，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决定根据不充分退回重写。
尽管被要求改写的决定最终没有送来，但随着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央批发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决定开除陈、李的党籍），因而开除陈、李二人党籍也就成了既成事实。
１９５６年５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过有关部门审查被否定。５月２２日，二人恢复了自由，陈随即要求申诉。５月２４日，由李之琏主持，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代表一起听了陈的申述。陈将他与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陈述，其中包括政治、学术、思想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陈认为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没有事实根据，是对他的“政治迫害”。之后，陈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到机关党委。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崔毅主持接待。李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之间的分歧。后据崔毅反映，李与周的分歧错不在李又然。
但对陈、李的党籍处理问题，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和中宣部部务会已通过的决议以及中央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中宣部部务会议不得不再次讨论。６月２８日，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决定：关于丁、陈等问题的处理，由张际春主持，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及党总支部分同志参加，查清事实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拿出处理意见。
为落实此事，机关党委决定“由杨再民、郭小川、阮章竟、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在一个半月时间完成。汇报时由张际春主持，吸收周扬、熊复、刘伯羽、林默涵、李之琏、崔毅、张海参加。
根据调查结果，不久作协党组起草了《关于陈企霞同志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结论认为陈企霞在主持《文艺报》工作期间（《文艺报》主编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三人担任）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陈企霞同志因此骄傲自满，因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在陈企霞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他们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性质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作为反党小集团论”。这个结论由邵荃麟等送到部长审阅后，又找陈企霞征求意见。但陈根本不接受，并要求“彻底平反”。
遭批判后，丁玲被安排到颐和园独自“闭门思过”。１９５６年夏，中宣部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专门小组由张际春、周扬、刘伯羽、李之琏和作协党总支一位同志组成。在关于审查丁玲历史的问题上，周恩来当时特意出面指示：“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张际春认真执行周恩来指示，专门小组找丁玲谈话时都没让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许多调查工作，翻遍国民党留下档案，寻找大量相关证人，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判变或自首、变节、投敌等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陈述是一致的。专门小组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对丁玲被捕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她到陕北根据地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专门小组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小组内始终意见不一致。以周扬等人坚持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李之琏等则认为没有根据不能成立。最后改为犯有“政治错误”结论才得以通过。当李之琏等受命将通过的结论送达丁玲见面时，丁玲对否定“自首”一点感到满意，但对“有变节性行为”的结论不能接受，于是写出声明。李之琏将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连同结论一起报告中央审批。
此后，中宣部又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处理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小组成员由张际春、周扬、刘伯羽、林默涵和李之琏组成。对于小组如何开展工作？小组内部又争论起来。周扬等人认为，１９５５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定案处理；李之琏等则认为，１９５５年作协党组的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调查核实，也需要听听本人意见。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张同意李之琏等的意见。于是审查小组下设的工作组根据此精神，按作协党组报告揭发的问题逐项调查核实。而丁玲本人也写了一批申辩材料，认为对她的批判许多不是事实。此外，她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在上送这些材料时，丁玲还附了一封信。李之琏将这些材料和信同其他调查材料一并印发给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审查小组成员。
周扬对把丁玲写的材料（其中有对他的意见）印发给有关人员十分恼火。他特意找到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要其出面制止。一次，在陆定一家谈话时，周扬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我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丁玲又写了些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但不再被印发了。
对丁玲等人所谓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６年冬。这件事在中国作协内部引起震动。人们原以为丁玲的问题早已定案，但此时又来调查说明还未定案。而现在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已由周扬改为张际春任组长，特别是作为托派嫌疑而被“隔离审查”的陈企霞和李又然已无条件释放。于是大家产生疑问，周扬在作协所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正确？周扬的“绝对权威”也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一些过去批判丁玲的积极分子纷纷要求更正过去所讲的。不得已，中宣部又出面一个一个找人谈话，对证过去的揭发是否属实。核实结果表明，作协党组１９５５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有关丁玲反党的事实，绝大部分子虚乌有。
调查结果与原来报告中所罗列事实不符，那么究竟是应该按照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根据落实的结果定性呢？审查小组于是向中宣部部务会请示。１９５６年１２月，陆定一主持部务会议听取了审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汇报。
在听到这样一个结果后，陆定一甚觉尴尬，并当场责怨周扬：“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而对此如何处理，他表示：“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当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争辩说，１９５５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的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还说：“我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李之琏对周的解释很是疑惑，既然批判丁玲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你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呢？而在此次会上这样说是什么目的呢？
这次部务会后，周扬极力找机会弥补原来所作的不足。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伯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几次开会研究修改对丁玲的结论。最后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二、丁玲同志和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错误和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很可惜，这个由周扬亲自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来得及拿到部务会上讨论，１９５７年５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
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陆定一决定把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６月６日，作协党组根据部长指示再次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会议一开始，周扬首先发言说：“１９５５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不应该的……”邵荃麟、刘伯羽也先后表态。邵说“丁、陈反党小集团和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刘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
周扬等人的如此表态，大改过去结论。但他们的讲话只承认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令人难以信服。因此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大家的发言矛头直指周扬，纷纷质问他，而且越提越尖锐，丁、陈也追问他：“是谁叫你这么搞的？”周扬回答不了，会议开了三天只好休会。
但刚过两天，即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在当天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不再交中宣部讨论，改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请示。一天，陆定一要李之琏陪同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在邓小平主持的这次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丁陈问题的处理情况，说中宣部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马上插话说：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陆定一没有正面回答，只含糊其词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的。”
李之琏当时深感意外，显见这样的汇报回避了周扬态度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１９５６年１２月的中宣部部务会由陆本人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重要事实。他又想，部长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们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参加这个会议呢？正疑惑间，邓小平表态了：“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讨论去好了。”邓态度冷静，语气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批评。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前，李之琏曾向他反映过周扬和丁玲之间的问题和看法。会后，安子文特意找到李之琏了解情况，李向他说明了张际春的态度，并说张的态度陆部长是了解并同意的，可现在他又不承认了！安子文表示：对丁玲问题处理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说将向彭真反映。
书记处会后不久，半年前周扬同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周扬突然不承认了。他向陆定一说：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于是将李之琏找去说明此意，要李把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一次。正是这次部务会所谓的讨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１９３３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这个新结论没有提出新的根据，也没有和本人见面。
１９５７年７月，反右斗争全面开展，陆定一提出，告诉作协党组赶快讨论丁玲等的问题。这时作协党组书记已由邵荃麟担任，但陆定一仍主张由周扬主持讨论，并要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再讲一次话。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周扬肯定１９５５年对丁、陈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说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指示进行的。他在讲话中暗示，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周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又定了新的调子，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原来说开会是讨论丁、陈问题如何处理，而他的讲话使会议变成了对丁、陈进一步“反击”的斗争会。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了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战场。于是丁玲此前在整风中追问１９５５年为何批判她的行为，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向党的猖狂进攻；她同陈企霞等人的个人联系和意见一致等行为也被说成是反党活动。一些同丁玲有关系或见解相同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被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如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
作协党组反击丁陈大会从７月２５日开始，直到９月１７日才结束，丁玲从此被批为“是一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而周扬的讲话，会后被“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上。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和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却开始了为期２２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尽了人间的悲哀。
（据《党史纵横》）
１９５５年８月３日到９月４日，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批判斗争，参加会议的７０多人都是由周扬点的名。会后，会议结果被以作协党组的名义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此报告要先报中宣部，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再报中央。
时任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李之琏在部务会议上看到这个报告后甚觉惊疑：一是当时全国都在开展“肃反”，为什么作协党组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呢？二是，丁玲１９３３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段周折后投奔陕北，人们虽对她有些议论，但抗战中她组织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参战；解放战争中她深入农村参加土改，并写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等职。周扬长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对丁玲的情况是了解的，也曾称赞过她，怎么突然间变成“反党小集团”了呢？而且《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的，并代中央起草了“批语”。特别是李之琏觉得报告内容笼统，不能说明问题。
李之琏看到，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两人的“托派嫌疑”，因此党组决定开除二人党籍（其实二人已由公安机关“隔离审查”）。而对丁玲的处理，报告则说要看丁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李之琏想，既然“丁陈反党小集团”是反党的，为何不着重揭露其反党事实；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首犯，为何只开除陈企霞和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还要看她的态度？
这次部务会后，中国作协总支受命作出“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并送到机关党委审批。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认为，在肃反运动中，对于政治还没弄清楚的党员急于开除党籍欠妥，故提出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共同讨论这个决定。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由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兼任，他同意李之琏的建议。讨论中大家认为，作为托派嫌疑而开除党籍不妥，因嫌疑不是肯定的；如果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而作为“小集团”首犯的丁玲尚未处理，就先开除陈企霞党籍不适当，因为报告中陈的反党事实不具体。“反党小集团”成员原来是三人，另一人因承认了“错误”并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变成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因而领导“赦免”了他。这说明“反党”或“不反党”完全由领导个人意志决定，很不严肃。而李又然不属“小集团”成员。最后联席会议决定，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决定根据不充分退回重写。
尽管被要求改写的决定最终没有送来，但随着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央批发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决定开除陈、李的党籍），因而开除陈、李二人党籍也就成了既成事实。
１９５６年５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过有关部门审查被否定。５月２２日，二人恢复了自由，陈随即要求申诉。５月２４日，由李之琏主持，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代表一起听了陈的申述。陈将他与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陈述，其中包括政治、学术、思想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陈认为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没有事实根据，是对他的“政治迫害”。之后，陈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到机关党委。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崔毅主持接待。李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之间的分歧。后据崔毅反映，李与周的分歧错不在李又然。
但对陈、李的党籍处理问题，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和中宣部部务会已通过的决议以及中央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中宣部部务会议不得不再次讨论。６月２８日，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决定：关于丁、陈等问题的处理，由张际春主持，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及党总支部分同志参加，查清事实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拿出处理意见。
为落实此事，机关党委决定“由杨再民、郭小川、阮章竟、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在一个半月时间完成。汇报时由张际春主持，吸收周扬、熊复、刘伯羽、林默涵、李之琏、崔毅、张海参加。
根据调查结果，不久作协党组起草了《关于陈企霞同志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结论认为陈企霞在主持《文艺报》工作期间（《文艺报》主编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三人担任）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陈企霞同志因此骄傲自满，因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在陈企霞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他们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性质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作为反党小集团论”。这个结论由邵荃麟等送到部长审阅后，又找陈企霞征求意见。但陈根本不接受，并要求“彻底平反”。
遭批判后，丁玲被安排到颐和园独自“闭门思过”。１９５６年夏，中宣部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专门小组由张际春、周扬、刘伯羽、李之琏和作协党总支一位同志组成。在关于审查丁玲历史的问题上，周恩来当时特意出面指示：“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张际春认真执行周恩来指示，专门小组找丁玲谈话时都没让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许多调查工作，翻遍国民党留下档案，寻找大量相关证人，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判变或自首、变节、投敌等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陈述是一致的。专门小组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对丁玲被捕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她到陕北根据地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专门小组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小组内始终意见不一致。以周扬等人坚持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李之琏等则认为没有根据不能成立。最后改为犯有“政治错误”结论才得以通过。当李之琏等受命将通过的结论送达丁玲见面时，丁玲对否定“自首”一点感到满意，但对“有变节性行为”的结论不能接受，于是写出声明。李之琏将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连同结论一起报告中央审批。
此后，中宣部又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处理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小组成员由张际春、周扬、刘伯羽、林默涵和李之琏组成。对于小组如何开展工作？小组内部又争论起来。周扬等人认为，１９５５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定案处理；李之琏等则认为，１９５５年作协党组的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调查核实，也需要听听本人意见。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张同意李之琏等的意见。于是审查小组下设的工作组根据此精神，按作协党组报告揭发的问题逐项调查核实。而丁玲本人也写了一批申辩材料，认为对她的批判许多不是事实。此外，她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在上送这些材料时，丁玲还附了一封信。李之琏将这些材料和信同其他调查材料一并印发给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审查小组成员。
周扬对把丁玲写的材料（其中有对他的意见）印发给有关人员十分恼火。他特意找到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要其出面制止。一次，在陆定一家谈话时，周扬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我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丁玲又写了些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但不再被印发了。
对丁玲等人所谓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６年冬。这件事在中国作协内部引起震动。人们原以为丁玲的问题早已定案，但此时又来调查说明还未定案。而现在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已由周扬改为张际春任组长，特别是作为托派嫌疑而被“隔离审查”的陈企霞和李又然已无条件释放。于是大家产生疑问，周扬在作协所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正确？周扬的“绝对权威”也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一些过去批判丁玲的积极分子纷纷要求更正过去所讲的。不得已，中宣部又出面一个一个找人谈话，对证过去的揭发是否属实。核实结果表明，作协党组１９５５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有关丁玲反党的事实，绝大部分子虚乌有。
调查结果与原来报告中所罗列事实不符，那么究竟是应该按照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根据落实的结果定性呢？审查小组于是向中宣部部务会请示。１９５６年１２月，陆定一主持部务会议听取了审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汇报。
在听到这样一个结果后，陆定一甚觉尴尬，并当场责怨周扬：“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而对此如何处理，他表示：“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当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争辩说，１９５５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的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还说：“我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李之琏对周的解释很是疑惑，既然批判丁玲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你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呢？而在此次会上这样说是什么目的呢？
这次部务会后，周扬极力找机会弥补原来所作的不足。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伯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几次开会研究修改对丁玲的结论。最后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二、丁玲同志和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错误和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很可惜，这个由周扬亲自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来得及拿到部务会上讨论，１９５７年５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
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陆定一决定把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６月６日，作协党组根据部长指示再次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会议一开始，周扬首先发言说：“１９５５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不应该的……”邵荃麟、刘伯羽也先后表态。邵说“丁、陈反党小集团和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刘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
周扬等人的如此表态，大改过去结论。但他们的讲话只承认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令人难以信服。因此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大家的发言矛头直指周扬，纷纷质问他，而且越提越尖锐，丁、陈也追问他：“是谁叫你这么搞的？”周扬回答不了，会议开了三天只好休会。
但刚过两天，即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在当天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不再交中宣部讨论，改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请示。一天，陆定一要李之琏陪同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在邓小平主持的这次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丁陈问题的处理情况，说中宣部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马上插话说：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陆定一没有正面回答，只含糊其词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的。”
李之琏当时深感意外，显见这样的汇报回避了周扬态度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１９５６年１２月的中宣部部务会由陆本人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重要事实。他又想，部长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们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参加这个会议呢？正疑惑间，邓小平表态了：“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讨论去好了。”邓态度冷静，语气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批评。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前，李之琏曾向他反映过周扬和丁玲之间的问题和看法。会后，安子文特意找到李之琏了解情况，李向他说明了张际春的态度，并说张的态度陆部长是了解并同意的，可现在他又不承认了！安子文表示：对丁玲问题处理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说将向彭真反映。
书记处会后不久，半年前周扬同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周扬突然不承认了。他向陆定一说：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于是将李之琏找去说明此意，要李把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一次。正是这次部务会所谓的讨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１９３３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这个新结论没有提出新的根据，也没有和本人见面。
１９５７年７月，反右斗争全面开展，陆定一提出，告诉作协党组赶快讨论丁玲等的问题。这时作协党组书记已由邵荃麟担任，但陆定一仍主张由周扬主持讨论，并要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再讲一次话。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周扬肯定１９５５年对丁、陈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说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指示进行的。他在讲话中暗示，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周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又定了新的调子，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原来说开会是讨论丁、陈问题如何处理，而他的讲话使会议变成了对丁、陈进一步“反击”的斗争会。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了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战场。于是丁玲此前在整风中追问１９５５年为何批判她的行为，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向党的猖狂进攻；她同陈企霞等人的个人联系和意见一致等行为也被说成是反党活动。一些同丁玲有关系或见解相同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被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如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
作协党组反击丁陈大会从７月２５日开始，直到９月１７日才结束，丁玲从此被批为“是一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而周扬的讲话，会后被“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上。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和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却开始了为期２２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尽了人间的悲哀。
（据《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