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我青春时代的最爱，大约十七八岁开始，我有好多年独自与郁达夫的心灵对话，今天翻开他的文集，依然能唤起早年的记忆。他的精神气质是忧郁的、灰色的，可是他的情绪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心灵为何如此富有感染力？二十多年后，思来想去，觉得大概是因为他那不做作、不虚伪、大胆直白、毫无忌讳、来去无牵挂的姿态吧。
　　
　　一个在新旧文化之间漂泊的人
　　
　　郁达夫对我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还在于他一生的命运几乎都在漂泊。他忽南忽北，最后想在杭州安顿下来，然而等到属于自己的“风雨茅庐”建成，他也未能停下漂泊的脚步。他的漂泊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他的心灵一直在新旧文化之间漂泊、游荡，他一手写新小说、白话散文，另一手没有停止过旧体诗的写作，他一手拿线装书，一手读原版外文书。作为一个定格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人物，郁达夫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介于新旧之间的文化典型。他生在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次年，变法维新的浪潮已然兴起，他在偏远的江南小城或许也能呼吸到时代变化的气息，他生活的时代，旧文化已渐趋衰微，新文化嫩叶初绽。他是如此热爱传承了几千年的旧文化，这种热爱不光停留在他对旧体诗的早熟、他对古老文化自然而然的接近；同时，他贪婪地汲取了英国、德国、俄罗斯及世界各国文学中的异质营养，他自述在日本读经济学期间，大多数时间泡在外国文学上面，几年至少读了上千种小说。因为英文版小说中常夹着法文，他无师自通，懂得一点法文。
　　在他的旧体诗中还有典型的文人情怀、文人心态，带有很深的传统烙印。他爱喝酒、抽烟，甚至不避讳逛妓院的事。在日本留学时，读小说有空，就去咖啡馆找女孩子喝酒。他自称“零余者”，常常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他是新文学开山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之所以打动了那么多年轻的读者，还是因为他终究已开始挣脱旧文化、旧文学的桎梏，呼吸到了新时代的空气。他是文化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一个可以不断解剖的标本。他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在更深的层次上，要比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重要。他的灵魂在新、旧之间游荡、漂泊，仿佛没有找到最后的归依，新、旧的矛盾、挣扎，使他身上总是萦绕着一种难以挥去的伤感、痛苦，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同时代万千青年的共鸣。
　　从他的教育背景来看，他7岁进私塾、9岁入书院，奠定了旧学的根基。但当他少年时代新学已经勃兴，从11岁起，他就进入了富阳当地的新学堂（富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开始学习英文、算学、地理、体操、图画。以后，他在嘉兴府中学、杭州府中学、之江大学预科、杭州蕙兰中学就读，接受的都是新教育，18岁起留学日本近10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的是经济专业，懂英文、德文、日文，还懂一点法文。在他“风雨茅庐”的藏书中，有大量各种文字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有大量的线装书。中学阶段和日本留学期间，他读古书的兴致始终没有泯灭，喜欢晚明小品《西青散记》之类，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成年之后一有钱就喜欢跑旧书铺，把买柴米油盐的钱换了旧书。他最早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就是他的旧体诗，那时他还不到20岁。在日本异国文化的氛围中，他不断地以旧体诗这种形式表达内心的各种情感。在他心灵深处，他还没有走出旧体诗代表的文化时空，但在现实的巨变中，他已经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难以把握的世界，而且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这个新世界的创造和建设。他借助新的文学方式，用新的笔调喊出了转型时代的声音。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旧融合、亦新亦旧、旧中有新、新中有旧。也许这是他的幸运，正是这一特征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文学事业，同时也使他在生活中常常陷入矛盾。
　　郁达夫在评价苏曼殊时说，他的译诗比他自己写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及由此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我以为，作为人的郁达夫，也要比他的小说、散文、旧体诗更加丰富，更为生动，有着更大的魅力。
　　郁达夫在评价“五四”文学的历史意义时说过两句话，一是融入世界文学的洪流中，二是自我的发现。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准确地抓住了新文学的内核，也是判断他本人价值的关键。
　　个人、个性、自我、自我价值，这都是旧文化所不具备的。郁达夫有幸遇到了“五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才最终确立了文化的独立价值，包括文学、科学、艺术等，在旧文化体系中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这一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家、学者、画家、科学家，从“五四”时代起，开始正式登上社会舞台，显示自己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从此，社会舆论渐渐不再把做官当作读书的唯一出路，一个多元的近代文明社会渐露头角。
　　“五四”的新浪潮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从这一崭新的生活方式而言，郁达夫已经完全属于新文化的怀抱，彻底告别了传统的旧文化。他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创造社乃是“五四”时代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而包括创造社在内的“五四”社团已经是现代自主社会空间出现的标志。
　　
　　“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
　　
　　
　　1931年，日本人增田涉第一次见到的郁达夫——“带着腼腆的微笑，很瘦，给人一种纤细柔弱的感觉。谈吐举止都很温柔，是个文人的样子”。他本来就是一介文人，但他与旧式的吟风弄月、醇酒妇人的文人也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旧文人往往是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独善其身、玩弄诗词文章、苟全性命于乱世和治世之间，对于社会没有发言权，也不大会公开站出来批评社会的不公、不义，更不敢批评朝廷的是非。身为“五四”一代作家，郁达夫的一生与他生存的时代一再构成冲突，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评的对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复言说的那种苦闷、感伤和病态，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社会批判的一种特殊方式。他自己在谈到《沉沦》时说过，“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沉沦》由此产生，那是一种“哀鸣”，也是一种反抗。
　　1930年，他对林语堂、徐志摩等人表示自己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叫他去撒传单，他是不会去做的。1933年，在宋庆龄家里，他对美国红色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然而，在他的一生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傲骨嶙峋的一面。
　　1921年，他还在日本留学，听被誉为“宪政之神”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演讲时，听到尾崎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称做“清国”，并对当时军阀当道的中国说了些不友好的话，他当场站起来打断演讲，堂堂正正予以反驳。尾崎只好承认错误，当场道歉。他并不认同武夫当国，回国后曾在北京平民大学的课堂上痛骂北洋军阀，公开对学生说：军阀统治，社会混乱，读死书是一点意义没有的。在学生张友鸾的记忆里，那一次，他把一堂文学课变成了政治课。他在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里甚至激愤地说，与其读书、从事写作，还不如去做强盗、做小偷。
　　正是因为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他才满怀热情地跑到广州，结果很是失望。他的《广州事情》一文，就是和国民党冲突的公开。他愤慨地说：“什么是党派？什么是争斗？更什么是感情？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点金钱、权力而已，旁的话都是骗人的器具，狐鬼的画皮！”1927年4月28日，离“四一二”不过半个多月，他撰文直接谴责蒋介石是“新军阀”，随后在日本的左翼文艺刊物上发表，差一点被逮捕。当军警在5月29日搜查创造社出版部时，他恰巧去了杭州，才得幸免。创造社的同人责怪他惹祸，他因此公开声明退出这个自己参与创立的团体。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的内心始终是压抑的。他曾多次因文字得罪当道，离开上海避祸。但他还是坚持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1927年 9月创刊的《民众》旬刊是他发起和主编的，他执笔的发刊词如此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更不想争地盘，剥民财，所以可痛骂新旧的自私自利的军人，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一年后，他又和朋友办了个《白华》半月刊，他指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还要讲乐观，还要讲理论，还要讲文学，实在是不通的事情，尤其当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的现在。”1931年，他因奔走营救创造社的朋友，受到当局警告，去故乡避难，但还是忍不住要讽刺“中央帝党”玩秦始皇玩过的把戏。
　　1933年，他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要求当局释放被捕作家丁玲等的联名通电。当杨杏佛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他在杭州愤然写下了沉痛的旧诗，“生死无由问伯仁”。熟悉他的钟敬文说，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这个有骨气的文人，最终客死南洋，千秋饮恨，然而至死坚守气节。
　　2006年11月28日杭州
　　
　　（作者系知名文化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