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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通过研究税收背后的政治,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结合我国历史背景,分析为何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逐渐增长,社会不平等却在不断扩大。
关键词:财政收入;民主;政治;不平等
一、税收与政治、民主的内在联系
从西方近代民主的起源来看,近现代民主的直接实践开始于税收,即税收民主直接推动着近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税收是公共品的价格,对纳税人而言,税收是其享有公共产品使用权所支付的价格,对政府而言,税收则是其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经济来源。国家的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向公民征税来维持,而公民主要通过纳税来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以保证其公民权利的实施。民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问题,特别是一个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民主的起源与本质是抽签,民主是透明的,民主是公开的,民主是一系列确保人民自由,平等,尊严等权利的制度及机制。而政治则是人们为了获得决策权,利益等运用权术进行斗争的过程。税收不等于民主,因为如果税收等于民主,那么不纳税的那部分人的民主则无法表达。
但税收却是一种政治活动。纳税人为了获得权利,通过纳税与政府谈判,使得征税过程成为纳税人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不参政则不纳税,纳税则必须参政,税收最终成为社会力量参政的工具。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无非是公共品买卖的关系,其中买卖对价就是税收。没有税收政府与公民将无任何交集,一切关系将不复存在。根据公民的纳税情况可以将国家划分为:封建国家、自产国家、租金国家和税收国家。对于封建国家和自产国家而言,公民是不纳税的,国家基本与社会无任何关系。对于租金国家而言,公民只是通过交地租与国家产生一些交集,国家几乎不与社会打交道。而对于税收国家来说,公民则通过纳税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政治决策的过程。
二、财政收入增长与社会不平等扩大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带来的并不是社会公平显著提高,而是社会不平等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十年来,人们物质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是精神的满足感却在降低。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的幸福感不断降低。那么,财政收入的增长为何带来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首先,不同利益集團占有不同的原始资本量,使得各阶级在政治决策中拥有不同的权利。世界上先存在着社会的基本形态,通过生产和交换产生了贸易以及剩余产品的分配不均,使得一部分人拥有较多的产品,一部分人却拥有较少的产品。而有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决策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从而确立了国家以及政权。而国家为了维持其权力的稳定,开始进行财政活动,开始对社会公民征税。根据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及资源占有量确立了不同社会阶层,而各个阶级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便参与到税收决策中。如何征税以及对谁征税,最终取决于各阶层博弈的结果。因为社会各阶层的谈判能力决定了社会公平与财税政策,而各级阶层所持有的资本量直接决定了其在谈判过程中的话语权,所以资本占有量多的阶级话语权更大,其在税收政策的制定的斗争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使得税收政策更加偏向于拥有资本的上层阶级,而忽略了穷人的利益诉求,导致了税收的最终负担相对地主要由穷人承担,结果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社会不平等逐渐加大。
其次,财政收入的再分配直接决定了贫富差距的变化。财政收入如何分配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即钱投向谁的问题。公共财政的目的是满足公共需要,而公共需要则代表了两类不同阶层的利益:资本的公共需求还是底层穷人的公共需求。资本的公共需求是逐利,而底层的公共需求则是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基于满足不同的需求,便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政府。一种是“哈耶克政府”即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作用无限小,但是这种政府却使得社会上更倾向于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比如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生产过剩,但穷人的需求却无法满足。资本家有剩余的牛奶面包扔掉而穷人却被饿死。在该种制度下,社会的公共服务由市场,由企业提供,而穷人因为无钱支付,所以买不到任何的服务,使得穷人连最基本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与之相反的是“凯恩斯型政府”。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穷人不需要花很多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买到大量的公共服务,例如医疗,教育等。
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很多国有企业私营化,市场化。由于效率与公平本生就是矛盾的,所以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效率提高了,这使得我国财政收入不断的增加,但是社会不公平却在扩大。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严重的忽视了穷人的需求。例如许多医疗事业的市场化,使得看病更贵,穷人的医疗需求更加无法满,所以有人便说“中国社会失去了社会”。
富人用其资本生产政府期待的GDP,与政府就其征税额讨价还价,从而减少其税款,而有时政府还以各种财政补贴机制来吸引富人投资生产GDP,富人得到的转移支付增加,所纳税款减少,而穷人转移支付减少,所纳税款却增多。导致贫富差距更进一步加大。
我们知道政府实现公平,经济实现效率。因为市场只会注重效率而不会考虑公平,所以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公平。政府应该永远站在公平的那边,不应该将钱用于再投资,而是将其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民生,从而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关键词:财政收入;民主;政治;不平等
一、税收与政治、民主的内在联系
从西方近代民主的起源来看,近现代民主的直接实践开始于税收,即税收民主直接推动着近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税收是公共品的价格,对纳税人而言,税收是其享有公共产品使用权所支付的价格,对政府而言,税收则是其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经济来源。国家的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向公民征税来维持,而公民主要通过纳税来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以保证其公民权利的实施。民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问题,特别是一个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民主的起源与本质是抽签,民主是透明的,民主是公开的,民主是一系列确保人民自由,平等,尊严等权利的制度及机制。而政治则是人们为了获得决策权,利益等运用权术进行斗争的过程。税收不等于民主,因为如果税收等于民主,那么不纳税的那部分人的民主则无法表达。
但税收却是一种政治活动。纳税人为了获得权利,通过纳税与政府谈判,使得征税过程成为纳税人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不参政则不纳税,纳税则必须参政,税收最终成为社会力量参政的工具。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无非是公共品买卖的关系,其中买卖对价就是税收。没有税收政府与公民将无任何交集,一切关系将不复存在。根据公民的纳税情况可以将国家划分为:封建国家、自产国家、租金国家和税收国家。对于封建国家和自产国家而言,公民是不纳税的,国家基本与社会无任何关系。对于租金国家而言,公民只是通过交地租与国家产生一些交集,国家几乎不与社会打交道。而对于税收国家来说,公民则通过纳税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政治决策的过程。
二、财政收入增长与社会不平等扩大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带来的并不是社会公平显著提高,而是社会不平等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十年来,人们物质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是精神的满足感却在降低。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的幸福感不断降低。那么,财政收入的增长为何带来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首先,不同利益集團占有不同的原始资本量,使得各阶级在政治决策中拥有不同的权利。世界上先存在着社会的基本形态,通过生产和交换产生了贸易以及剩余产品的分配不均,使得一部分人拥有较多的产品,一部分人却拥有较少的产品。而有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决策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从而确立了国家以及政权。而国家为了维持其权力的稳定,开始进行财政活动,开始对社会公民征税。根据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及资源占有量确立了不同社会阶层,而各个阶级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便参与到税收决策中。如何征税以及对谁征税,最终取决于各阶层博弈的结果。因为社会各阶层的谈判能力决定了社会公平与财税政策,而各级阶层所持有的资本量直接决定了其在谈判过程中的话语权,所以资本占有量多的阶级话语权更大,其在税收政策的制定的斗争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使得税收政策更加偏向于拥有资本的上层阶级,而忽略了穷人的利益诉求,导致了税收的最终负担相对地主要由穷人承担,结果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社会不平等逐渐加大。
其次,财政收入的再分配直接决定了贫富差距的变化。财政收入如何分配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即钱投向谁的问题。公共财政的目的是满足公共需要,而公共需要则代表了两类不同阶层的利益:资本的公共需求还是底层穷人的公共需求。资本的公共需求是逐利,而底层的公共需求则是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基于满足不同的需求,便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政府。一种是“哈耶克政府”即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作用无限小,但是这种政府却使得社会上更倾向于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比如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生产过剩,但穷人的需求却无法满足。资本家有剩余的牛奶面包扔掉而穷人却被饿死。在该种制度下,社会的公共服务由市场,由企业提供,而穷人因为无钱支付,所以买不到任何的服务,使得穷人连最基本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与之相反的是“凯恩斯型政府”。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穷人不需要花很多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买到大量的公共服务,例如医疗,教育等。
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很多国有企业私营化,市场化。由于效率与公平本生就是矛盾的,所以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效率提高了,这使得我国财政收入不断的增加,但是社会不公平却在扩大。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严重的忽视了穷人的需求。例如许多医疗事业的市场化,使得看病更贵,穷人的医疗需求更加无法满,所以有人便说“中国社会失去了社会”。
富人用其资本生产政府期待的GDP,与政府就其征税额讨价还价,从而减少其税款,而有时政府还以各种财政补贴机制来吸引富人投资生产GDP,富人得到的转移支付增加,所纳税款减少,而穷人转移支付减少,所纳税款却增多。导致贫富差距更进一步加大。
我们知道政府实现公平,经济实现效率。因为市场只会注重效率而不会考虑公平,所以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公平。政府应该永远站在公平的那边,不应该将钱用于再投资,而是将其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民生,从而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