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Yann Martel，1963— ）凭借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获得英国文坛的至高荣誉布克奖。2016年，他的《葡萄牙的高山》付梓出版。马特尔自大学起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其内容跨越1904—1981年77年的时间，融汇了三个看似毫不相关实则复调重合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一场旅途中，20世纪的博物馆管理员托马斯、17世纪的神父乌利塞斯凭借一本日记进行着关于信仰的寻觅与思索；第二个故事围绕病理医师欧塞比奥与两位玛丽亚进行的对话展开，对话的主题是信仰与理性，其中充满了魔幻色彩；第三个故事讲述了加拿大议员彼得与黑猩猩奥多来到葡萄牙的高山区图伊泽洛共同生活的经历。
　　较之“展现了讲故事的伟大力量”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马特尔在《葡萄牙的高山》中用魔幻的笔触和寓言的手法展现了人类关于种族、信仰、血缘等与生命相关的问题的思考，复调的情节背后隐藏着汹涌澎湃的问询。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失去了家园的归属，陷入身份不确定的状态，但他们从未停止寻找与追问。

身份与家园

　　对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认为它处于不断的重复变化中，这种重复发生在不同文化协商碰撞的“间隙”（或称为文化的“疆界”），也就是两种文化碰撞产生的第三空间。

　　巴巴提出這一观点的目的，在于解构西方中心本位的二元话语体系。正如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萨义德指出的，“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可以说被驯化为——‘东方的’”。在《葡萄牙的高山》第三个故事中，猩猩奥多身上被人类烙印上“65”的代号，就暗示了西方以数字编码的形式异化东方，以此将东方纳入自己的叙事之内。这样的状态注定了被压制一方处于另一方的叙事逻辑内，因此不可能通过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来打破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于是处于动态和协商中的第三空间成为巴巴关注的重点，“他者”故而成为解构与重塑身份的关键。
　　《葡萄牙的高山》中，三位主人公都处于因不同力量对立而形成的第三空间：托马斯在面对信仰的虔诚与不屑两种态度中矛盾，欧塞比奥在信仰与理性两者的平衡中坚守，彼得在人类与动物的对立中寻觅。将三个故事的叙事脉络重叠，贯穿其中的“重建家园”的线索便浮出水面。处在第三空间的主人公们在塑造身份与建构家园的过程中，猩猩都作为“绝对的他者”出现：在托马斯和欧塞比奥的故事中，它是解构信仰与理性，从而使身在其中的人无家可归的根由；在彼得的故事中，它是重新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最终使身在其中的人重建身份与家园的关键。

现代文明家园与身份的破碎

　　第一个故事里，马特尔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一个殖民商人家中充满殖民色彩的装饰，动物的器官成为标榜殖民宗主国强盛与显赫的道具，而伊比利亚犀牛——一个“因人类的进步而注定消亡的物种”，则被一针见血地指为“民族怀旧情绪的承载者”，进而暴露出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对垒的实质，即文明通过野蛮的手段征服野蛮，最终导致原始家园遭到破坏，生活其中的人民无家可归。
　　当殖民地人民失去自己的家园时，自诩高贵的西方殖民者是否拥有家园的归属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殖民者家园归属的支撑是信仰与理性，并由此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堡垒。但在殖民地学者眼中，这一支撑是极其脆弱的。正如马特尔在《葡萄牙的高山》里从信仰与理性内部进行解构，从而消解现代文明用来建构家园的力量支撑，表现人们陷入身份不确定之中的迷惘。

　　信仰的无家可归：托马斯与乌利塞斯的旅途
　　托马斯最初便处于信仰的虔诚与不屑之间的第三空间，亲人的死亡使托马斯以血缘维系的家园破灭，在无法取下去世爱人手中的十字架后，托马斯认为上帝是摧毁家园的罪魁祸首，并且意识到“在信仰面前，只存在极端的态度，要么深信不疑，要么嗤之以鼻”。于是他决定挑衅上帝的权威，在阅读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之后，他驱车前往葡萄牙寻找能够否定上帝存在的猩猩十字架雕像。
　　在旅途中，乌利塞斯对于殖民与信仰的思索以日记形式呈现于我们眼前：他主动要求前往殖民地圣多美成为奴隶的神父，为的是献身于那些被人类视为草芥却未被上帝遗忘的灵魂。但当他与被关押地窖中的“黑猩猩”（黑奴）对视时，他发现自己不是仁爱的基督徒，而是残暴的罗马士兵。主教主张的“天堂的天使和地狱的罪人分等级，所以人世间也应有等级”令他惊醒，原来上帝的旨意已被人类当作殖民的遮羞布。于是他将十字架上受难耶稣的形象雕刻成猩猩，以此证明人类的堕落。乌利塞斯的这一行为不仅降格了上帝的权威，也从信仰内部解构了殖民的信仰支撑，而“生命之间的绝对平等”成为他构筑自己精神家园的力量支撑，于是他将这片土地称为“Esta é a minha casa”（“这就是家”）。

　　乌利塞斯的经历令托马斯对“这就是家”产生了极大的渴望，也暗示了托马斯寻找十字架上的猩猩并不仅仅是为了挑衅上帝，而是渴望家园的归属。他认为乌利塞斯是通过否定上帝从而找到了家园，但却不明了猩猩十字架所象征的“生命平等”才是家园的真谛。当猩猩完成了对信仰的消解时，托马斯明白了“我们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动物……我们与上帝之间并不存在更神圣的联系”。然而，他却撞死了一个孩子，从“受难者”变成了“施暴者”，因此不得不呼唤神父寻求慰藉，以排遣谋杀他人的负罪感。于是，当猩猩瓦解了信仰的神圣，而罪恶又不得不寻求信仰的救赎时，托马斯深陷否定信仰与接受信仰的矛盾之中，游离于第三空间，最终无家可归。
　　理性的永恒归途：欧塞比奥与两位玛丽亚的对话
　　第二个故事中的欧塞比奥有着病理医师与基督教徒的双重身份，医师的身份象征着理性，信徒的身份意味着信仰。欧塞比奥坚守着信仰的神圣，也不愿放弃理性的科学，于是陷入了信仰与理性对立的第三空间，正如他的妻子（第一位玛丽亚）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最持久的挑战不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吗？”
　　这个难题，玛丽亚找到了答案。她比较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福音书，从而发现无论是侦探小说还是耶稣寓言，它们的世界都“充满了身体的苦难，灵魂的苦难”。玛丽亚的死亡为欧塞比奥提供了平衡信仰与理性的杠杆：解剖尸体的过程不仅是为了寻找致死原因，关键在于通过解剖的方式发现耶稣与自己同在，信仰与理性因而得以融合成为构建精神家园的力量，身在其中的欧塞比奥也得以确立自己的身份。
　　然而另外一位玛丽亚的到来，则消解了这份力量。与主张禁欲的父母不同，玛丽亚享受性欲带给她和丈夫拉斐尔的愉悦。这种愉悦违背了基督教的禁欲思想，是对信仰的蔑视和对自我存在的身份肯定，可以说人本能的欲望化解了信仰。欧塞比奥在解剖拉斐爾尸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拉斐尔生前的物品，最为魔幻的是在尸体腹中躺着一只黑猩猩和一只小熊崽。在欧塞比奥看来，解剖的意义在于寻找死因以证明医学的科学性，但在拉斐尔身上却充满了非理性的神秘与魔幻，这无疑给了医学一记响亮的耳光，理性的力量也随之消解。欧塞比奥“无家”状态的根源同样是信仰与理性的崩塌，因此他不得不忍受从坚守的信念中被强行剥离的痛苦。而他试图通过平衡二者来建造精神家园的想法也成为一纸空谈，欧塞比奥只能继续流浪。
　　生命家园与身份的重新建构
　　在彼得的故事开篇，马特尔通过对彼得成功的职业状态和完美家庭生活的描绘，勾勒出一幅和谐美好的家园图景。但笔锋一转，这种温馨与和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彼得对人类社会血缘关系的疲惫以及对政治工作的厌恶——他凭借职业身份与血缘关系构建的家园如同镜花水月，并不是真正的家园。
　　但他遇到了重建家园的转机——黑猩猩奥多。在踏入奥多的铁笼时，彼得本能地感到恐惧。法国作家弗朗兹·法农将白人对黑人的矛盾态度描绘为“黑人是白人世界里必不可少的欲求对象和替罪羊”，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不同肤色，也适用于不同种族。彼得最初对奥多的态度也是如此：奥多的力量与身材使彼得感到恐惧，但与奥多的对视又使彼得感到愉悦与放松。于是彼得开始用“他”替代“它”来称呼奥多，并意识到“这个生命不是一件物品”。一个原本应服从于彼得的宠物猩猩，却给予他无法从人类世界获得的真挚和温暖，于是彼得愿意跟奥多握手和交谈，并最终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这无疑是将奥多提升到与人类平等的位置上。这种亲密关系建立的基础在于彼得与奥多的完全平等，在这方面，马特尔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彼得（自我）与奥多（他者）的对话上。
　　奥多于彼得而言是毫无疑问的他者、一个被征服的对象，但是彼得放弃了暴力的手段，而是用友善的、平等的态度同奥多进行交流。彼得与奥多的对话体现了他将奥多视作独立生命体的意识：他询问奥多为何砸碎餐馆中的杯子，并根据奥多“啊哦呜”的回答解读出了9种答案；他将奥多的11种行为理解为奥多对他的奖赏并心怀感激地接受。彼得还在奥多身上体会到了时间的此在性：奥多乐于享受独自休憩的时光，拒绝任何人的打扰。在这一时间场域里，彼得深刻地感受到他和奥多都拥有“绝对的自由”；奥多并非某个人的所有物，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可以交流、相处甚至共度余生的伙伴。于是，在期待奥多给予自己回应的过程中，彼得意识到“这就是家”，与奥多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家。

　　彼得与奥多的相处为我们提供了自我与他者相处的样本，其背后的实质是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共存共生。彼得对奥多有着包括恐惧在内的多重情感，这不仅因为他将奥多视作生命伙伴，更暗示了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本能的感情，即对自然纯真生活状态的憧憬，以及无法破解一切自然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畏惧。正是这种感情让彼得意识到自己活在当下的真实——摆脱了人类的傲慢与沉浸回忆的哀伤。尽管奥多在彼得的怀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结，但却让人心生莫名的宽慰，因为爱与生命的力量会融入时间之流，只要家园依旧在，爱与生命便会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托马斯“无家可归”，欧塞比奥处于“归途”，彼得最终回归“家园”。如果说前两个故事的重点在于解构现代文明通过信仰与理性所构建的脆弱精神家园以及不稳定的身份确立，那么彼得的故事则象征着人类通过重新处理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建构了全新的家园，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西方重新审视并反思殖民历史，东方也在努力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而矛盾与冲突只会两败俱伤。西方与东方、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如何相处，如何构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家园，身在其中的人类又该处于何种位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葡萄牙的高山》虽然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正如作者马特尔所说：“生命的基调就是关于接受‘他者’——你以外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