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请友人在茶艺馆喝茶，后半程他的搭档急不可耐地找他有事，便也去了茶艺馆。
　　搭档是位40多岁的温州型男，穿艳色杰尼亚衬衫，执博柏利手包，经营钱庄。落座，两人切磋生意的事，也不避讳我。我悄然退场，离座买单时，被眼尖的温州人看到，一个箭步冲上来按住我正准备刷的卡。
　　一壶茶而已，他却急了：温州男人没有让女人买单的事！
　　有很多年了，温州是一种商性的标签，一种经营的范式，在世人的争议、矛盾、羡慕、嫉妒、恨中不断前行。温州人有股温州味，与杭嘉湖平原人士不同，他们是很容易被辨认的江浙群体，这也许与故乡三面依山、一面靠海的地貌有关。富一代的他们，第一桶金虽多来自鸡毛换糖的交易发迹史，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和乡土情怀，尊敬文化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是我的大学时代，隔壁寝室有个温州女孩，确切地说是瑞安女孩，她打电话回家时，流利的普通话瞬间转成类似闽北话、金乡话、畲族话的混合方言。如果语速慢，我还能隐约猜出几句：“打算几能界走归（准备什么时候回家？）”“样子訾那光景？真真不毛显（印象怎么样？确实挺不错）”……同室山东女孩每次都戏谑她：“你说的是什么呀？沪语苏白广东话还找得出规律，你这可真是鸟语啊！”那是我对温州的最初印象：温州话难懂。
　　每次从老家回来，她要翻山越岭10个小时的长途车。那时瑞安还未通铁路，温福、甬台温铁路在10年后才建成，温州在很长时间里还是铁路尽头站而非枢纽。那时她每次回来总不忘带一口印有“温州”两字的灰色旅行袋，塞满毛巾、发夹、浴帽、肥皂盒等杂物，主要目的是售卖给同学。这些是她从老家镇上批发来的，镇上又是从义乌批发来的，二三十块可装满一旅行袋。
　　俗话说“无商不活”，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识了温州人的商性和活力。
　　那时与她闲聊，我说：“温州很富啊，高楼大厦，温商云集。”她说：“你不知道，温州市里很富，乡下很穷的，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中文系毕业的瑞安女孩毕业一年后弃文从商，从卖花蛤、生蒜开始，到如今在温州市中心五马街拥有三间食肆，她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原始积累。
　　温州自古就是座开放的城市，南宋建都臨安，温州得以繁华。如今，它的城市名片上印着一溜头衔：中国鞋都、中国服装之城、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政府、商会、企业各司其职，组成了温州健康繁荣的市场经济。
　　温州人敢拼，有梦想，也愿花钱、肯享乐。温州的马路是很堵的，私车乱调头是经常的，大灯是基本不关的，“奔驰”“宝马”满城跑，“悍马”“保时捷”也不少，“法拉利”偶尔也能看到，开车是互不相让的。当然，这些高级轿车怕出租车，出租车怕公交车，公交车又怕人力三轮车。载着游客的人力三轮车真是飚得飒爽。
　　温州商品房的楼距很窄，客厅倒是很大。温州男人很看重面子，请吃饭必有大菜，请唱歌也必去VIP豪包。在一线城市闯荡的温州女商人，穿戴大牌居多。在温州本地见到的温州女人，也个个时髦。这座城市的服装小店、化妆品小店俯拾皆是，勤奋的美女们逛遍大街小巷而不言累。
　　温州人爱吃。吃食的名字也很有地方韵味，当我第一次听到“子梅鱼”“黄汕鱼”“白鲞”“泥蒜”“蝤蠓”这类名字时，像忽然跌入一个新奇的世外之城。温州人在吃上是很会混搭的，咖啡馆里有卖炒螺蛳，瓯江畔的意大利酒吧里有卖水煮鱼。
　　订婚酒、满月酒、周岁酒，考上学校要请吃酒，找到工作要请吃酒，出国了、回国了、当兵了、跳槽了……人生只要发生一点事情，他们都要摆酒与人分享，场所必是世尊、豪爵等有宏大名称的所在。他们既有开放的风采又有乡土的情怀，还有离经叛道的胆识，以及一点守旧的局限。
　　温州的老街至今尚存有近代海港城市的韵味，这座介于大陆与海之间的南方城市，始终荡漾着商业文明和世俗文化的波影。作为永嘉学派和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在吴越文化与八闽文化之间夹着的温州总让人感到氤氲徘徊的古瓯情结，以“瓯”命名的道路、宾馆、商铺在这座城市随处可见，温州人很为自己是善于制作陶器用以交换的原始瓯人的后代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