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的被骂有道理吗？
　　经济学家因言论被骂已不新鲜。
　　始自三年前的“郎顾之争”，让中国几乎所有出名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民意面前遭遇了 “滑铁卢”。其后经济学家面对的公共发言环境变得愈发严峻。
　　


　　今年6月，在上海出席某论坛的吴敬琏说，“我知道我说这个话一定要挨骂，中国的电力能源价格偏低，涨价是必然的。”在一片声讨电力和石油等垄断巨头以行政之力推高公共品价格的时候，吴敬琏此言很容易被再次戴上“垄断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上一回，是他在两会上发言被人曲解为春运涨价合理时。
　　而被形容为“背负长达25年骂名”的张维迎更是经济学家中遭遇非议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他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中的一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引来各种“口诛笔伐”之声，至今不歇。
　　最近的一次争论又集中在茅于轼身上。7月底，他的一篇名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遭遇学者薛涌《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的质疑和批判，由此，点燃了今年经济学界最热门的一场“贫富之争”。
　　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被骂似乎完全有理由。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不管结果是否有效，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打算这样做，他们甚至还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面貌的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论。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现实矛盾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有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的现象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激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谁说的？
　　此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和日益升起的对市场、对改革的怀疑之间就产生了更多的碰撞普通群众把看不到改革预期结果的失望情绪一股脑洒在经济学家身上。
　　然而，正如时评作者笑蜀上述所说，现在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些凌驾于市场体系之上无处不在、难以约束的畸形权力是造成罪恶的根源。
　　聚焦“经济学家挨骂”这一独特现象，我们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认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