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短期任中学教师后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主要研究解析数论，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 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本文是陈景润先生生前特别为本刊撰写的.
　　
　　我在中小学读书阶段，从成绩上看，并不显得特别好.但我总是踏踏实实地学好基础知识，从不计较分数.有一次考数学，我只把考题的答案写在考卷上，没有将演算过程列进去，按理说应算不及格，但当时教我的数学老师想，陈景润这个学生不会弄虚作假，还是当面问个明白再说.于是数学老师就找我谈，查问结果，果然我是运用了好几种方法来演算这几道题目，只因草稿纸上算得太多了，所以没有交上去.当时我的数学老师十分欣慰，高兴地对我说：“以后你算题目时，请一定要交上演算稿，懂吗？今天不给你100分，只给你95分！”听罢我点点头，微笑着向老师道了谢.
　　我在中小学时是我们班上的有名的“Booker”（福州学生称“书呆子”或“读书迷”）.同学们倒也十分佩服我这个“读书迷”背诵书本的本领.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把他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成：“静默观察，烂熟于心，然后神凝结想，一挥而就.”当时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真是所见略同！当时我能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定律一一装在自己脑海里，随时拈来应用.有一次，化学老师要同学们把一本书背起来，同学们都感到很困难，但我却觉得：“这一点点儿很容易，多花点工夫就可以记下来，怕什么？”果然，没几天我就把全书背熟记牢了.当时我认为，我们年青人知识面有限，理解力较差，但记忆力特别强，背诵许多知识，将来使用时就会左右逢源，一呼百应，更加得心应手了.
　　我在中小学读书时娴静少言，不善于交往，但这不妨碍我的勤学好问.为了深入探求知识，我常常主动接近老师，请教问题或借阅参考书.我知道时间是最宝贵的，所以不愿意浪费老师的时间，常常趁下课后老师散步时或者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跟随老师一起走，边走边请教老师数学问题.每当谈论数学的时候，我就滔滔不绝，不再沉默寡言.
　　我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学校分文、理两科，理科班侧重数、理、化，文科班侧重文、史、地.我很喜欢数学，可当时我偏偏选读文科班，因为文科班数、理、化都比理科班浅，这样我就可以在不留级的前提下，集中最大精力去攻读高深的数学方面的书籍.我并不是单纯地跟在数学老师后面跑，而善于奇取.当时我经常到英华中学图书馆借书，其中有大学丛书《微积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以及《赫克士大代数学》等.
　　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大学的书本是又大又厚，携带阅读十分不便.我曾把我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拆成一页一页的，随身带，随时阅读.我坐着读，站着读，躺着读，蹲着也读，一直读到“书尸烂床边”的程度.
　　我念中学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班上许多同学为了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被反动派残酷迫害.没有他们的奋斗，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回想起我念中学时的情况，我觉得现在中学教师的经济情况不知改善了多少倍，现在同学们的经济情况也比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得多.现在我们中学的图书设备、房屋条件等，都比我中学时代的好太多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同学们是很幸福的.我希望同学们爱惜宝贵的时间，在老师们的指导帮助下，努力学好数、理、化以及其他各种知识，练好身体，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