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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窗外是一片白云，“下面或许是俄罗斯吧，”挪威老人蒂娜·尼尔森盘算着，再过6个小时，这架北欧航空公司的客机将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机突然遇到气流一阵颠簸，因长途飞行早已疲惫不堪的乘客们大多在闭目养神，懒得动弹，只有蒂娜感到一阵胸闷，赶紧抓了一张纸巾挡住嘴咳嗽了起来。
空姐闻声走了过来，看到蒂娜脸涨得通红，“需要帮助吗？”她轻柔地问。“没事，”蒂娜把纸巾团成团捏在手心，“谢谢。”她不想让别人看到纸上的血。在奥斯陆火车站、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候机厅，她两次咳血，现在，在万米高空，她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到中国去，那里能治好我的病。”
但等待她的却是又一次绝望。
免费医疗也会拒绝为患者买单
Europeiska是北欧地区最大的跨国医疗保险公司，负责赴海外工作人员及游客在其他国家的医疗服务。所以当北京SOS急救中心接到蒂娜在首都国际机场打来的求助电话后，一面安排救护车，一面赶紧通知Europeiska，请他们协助调查蒂娜过去的病历，同时做好治疗付费的准备。
当急救医生赶到T3机场医务室时，蒂娜突然抓住他的手臂，大喊：“中药，我要用中药治疗，我是肺癌晚期！”参与此次急救的一位医生回忆说，当时蒂娜呼吸急促，但经过初步检查，并非癌症发作的症状，只是情绪激动所致。
蒂娜很快被送到北京医疗条件最好的外资医院，但就当外科医生做好了检查，准备进行手术时，Europeiska中心打来了电话：“请不要对她进行手术，我们不会为她的治疗付费。”
挪威、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被誉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居民在国内看病，只需要支付挂号费等很少的一部分费用，其他全部由国家医保基金支付。此外，还有像Europeiska这样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其公民在海外就医提供保障，可谓面面俱到。就在今年元旦期间，一位5岁的外籍男童在河北境内滑雪时受伤导致脾破裂，Europeiska支付了近20万元人民币，租用直升机把伤者运送到北京，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直升机转运病人。
那为什么这次它不愿意“买单”？
Europeiska在中国的业务外包给了一家名叫欧尚的医疗服务中介，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已有数十家这样的呼叫中心，它们就像医院和外国保险公司之间的桥梁：为不熟悉中国医疗情况的保险公司推荐医院和医生，将各种治疗方案报给保险公司以供选择，为病人在中国医院治疗预先垫款支付。欧尚公司负责这宗业务的王小姐告诉《世界博览》记者，Europeiska的工作人员听到蒂娜的病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怀疑她是专门到中国治病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会支付费用的。”
因为蒂娜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她在奥斯陆出生长大，在她35岁那年，即1967年，挪威通过了《全民保险法》，随后还通过了《医院法》和医院发展计划，通过这些法规建立起了一套惠及全民的免费医疗制度。挪威人一年的医药费超过1610克朗（约2000元人民币）的部分，由国家全额报销，住院手术费用全免。
挪威的医疗报销经费由国家保险计划（NIS）支付，和需要自己缴纳保险金的中国式医保不同，挪威的国家保险计划资金全部来自税收，不需要公民另行支付。
为了优化医疗系统，挪威规定每位公民要选择自己的私人医生，私人医生类似社区医院的医生，负责简单的诊断和治疗，无论得了什么病，必须先到私人医生处诊断。如果需要手术，则由私人医生推荐到专科医院。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挪威每千人拥有4位私人医生，是世界医疗资源最充足的国家之一。
但随着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建立，麻烦也来了。挪威的全国医疗总支出快速增加，看病却越来越难。蒂娜回忆，那时候看个感冒就要等上半个月，等排上了，病也好了。其他实行免费医疗的福利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一位5岁的英国小女孩申请做扁桃体手术，医院告诉她排队等候。她终于等到医院的手术通知单时，已经26岁了。
因此国家福利在经历了二战后20多年的快速扩张期，纷纷开始改革。北欧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公立机构，负责向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如家庭医生等）付费，针对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采用各种各样“打包付费”。“其实，所谓付费，就是市场机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说，因为免费医疗会导致病人“败德”：也就是滥用公费医疗或医疗保险。病人“败德”不但会导致社会总支出增加，而且会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等待时间过长，耽误病情，没病的人享受过度医疗。
蒂娜被挪威医院拒之门外的原因就在于此。医生的诊断是：肺癌晚期，病人已经80岁，身体虚弱，无法手术或化疗，建议回家静养，服用止痛药物。
医生“败德”，而非“缺德”
2011年3月，挪威批准了欧洲议会的议案，允许本国居民在欧盟其他国家公费就医。但为了阻止像蒂娜这样的病人到政策较宽松的国家治病、浪费医保经费，挪威出台了堪称苛刻的两条限制措施：一、如果病人的疾病在挪威国内治疗不需要等待太长时间，禁止出国治疗；二、如果国外治疗费用高于挪威国内，医保将拒绝付款。
公费出国看病走不通，只好自费。北欧各国都有晚期癌症患者组成的团体，成员多数是被医疗保障机构和医院诊断为“不具备治疗价值”的晚期癌症患者，也有少数是实在等不及在国内做手术的人。他们在一起交流治疗经验，然后自费来中国或泰国治病。
“放弃”是一家总部设在丹麦的网站，首页上方有这样一张图片：背景是蔚蓝的天空，下面有一个箭头形状的指示路标，路标上有一面鲜艳的中国国旗，国旗右边用丹麦语写着一行字：“中国，7400公里。”这个网站成为北欧地区许多晚期癌症患者的希望。
这家网站一直在宣传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网站创始人蒙斯曾患晚期胰腺癌，当地医生认为他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了。这时一位来自中国的友人告诉他，“在中国医生绝不会放弃，一定会为你治疗到底。”到中国之后，他得到了医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并且神奇地痊愈了”，他号召其他病人，不要相信本国医生的诊断，到中国去，中国医生“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但当记者浏览这个网址时，发现网站最醒目的位置是数家中国民营肿瘤医院的广告，其中一些甚至是非法医疗机构，这家网站以及它所宣传的奇迹，也就值得怀疑了。
蒂娜就是受了这样的蛊惑。保险公司问她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时，她一会说自己的邻居是个中国人，一会又说自己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告诉她“中国许多病人比你严重得多，他们都能治得好”。后来保险公司拨通了她家的电话，他的丈夫说：“别理她，她看了那些网站之后就精神出问题了，我们全家都不同意她去中国，但她一个人就跑去了。我们没有钱供他在中国看病。”
来到中国不到10个小时，蒂娜的“梦想”破灭了。第二天，她被遣送回国。
在顾昕看来，这一案例极为典型地说明了“福利国家”的真正含义，即适可而止。即便是如挪威这样“慷慨而富有”的福利国家，福利支付也是有限度的。而依据所谓的“人情味”，那么或者导致希腊现在的情形，靠借债维持所谓的高福利，实际却催生了腐败和低效率；或者是中国的情形，看病靠人情，靠关系。
他认为，在中国讨论病人“败德”没有意义。在中国，更多的是医生“败德”：无论是全民免费医疗还是全民医疗保险，或者是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医疗保障体系（例如美国），医疗费用的主要付费者自然不是患者，而是医疗保障机构，西方国家一般直接称为“付费者”。而中国不论是否有医保，都需要患者先付费，然后医保机构才衡量是否报销，报销多少，对于医生的诊疗和处方没有约束，医生自然会按照上限安排检查项目，多开药，甚至在完全没有治疗效果的情况下坚持进行治疗。
同仁医院胸外科一位医生对记者说：“现在全世界的化疗药物基本都被中国人买走了，美国医疗专家看到中国成吨成吨地用化疗药，吓了一跳。”这就是典型的医生“败德”。
但败德不是缺德，它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任何行业都是逐利的，况且医疗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稀缺资源。如果不加限制地市场化运营，医药价格会让大多数人承受不起。
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国家，美国政府没有强制的医疗保险，医疗行业没有公益性质，这导致美国成为人均医疗支出最多的国家，每年每人平均要花掉近8000美元（1美元约合6.3元人民币），远高于第二名挪威的5350美元。
只要按照医疗账单的明细来付费，就无法遏制过度医疗。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与医德没有关系。言的少年李梦南走进了哈医大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办公室。之后的半分钟时间里，他挥舞着一把水果刀刺伤了四名医生，其中一人颈动脉出血致死。
事后，负责尸检的医生说他无法想象李梦南当时怀着多么大的仇恨——他的水果刀并不锋利，但他只用一刀，就割断了年轻医生王浩的喉咙和颈动脉。
悲剧的起因同过去几年中国成千上万起医患纠纷类似——患者支付了高额费用，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疗效。过去两年，为了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李梦南先后六次到哈医大求医，花费数万元，但他认为自己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还因为副作用感染了肺结核。
以下一组数据也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的医疗过度：中国抗生素使用率世界第一，剖腹产率世界第一，人均输液率世界第一，心脏手术中的支架使用率也是世界第一。
但对于“过度医疗”，医生们也有苦衷。去年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砍伤后，记者曾采访过同仁医院的六位医生，他们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医患纠纷与过度医疗是一个恶性循环：医患纠纷增多，医生为了少担责任，只能让病人尽量全面地做检查，这样将来一旦发生纠纷，一切都有据可查。而更多的检查、更贵的药物，只能让病人期待更高，也因此更容易对治疗效果不满意，引发纠纷。
“中國人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或者说老百姓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供方诱导的过度消费’，即医疗机构普遍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顾昕对记者表示，中国医疗的问题，就于第三方“付费者”的缺失。
他曾在多个学术会议和论坛上提出，只要付费者对大宗医疗费用采用北欧式的“打包付费”，例如一家医疗机构每年只给一个定额（总额预付制）、按人头付费或按病种付费，就不会有过度医疗。
“道理很简单，”他说，“既然是打包付费，医疗机构超支自理、节余归己，那么越过度医疗，医疗机构或医生就越亏。这样一来，医疗机构自然有内在的积极性去为患者挑选性价比高的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
这样会不会患者的病还没好，医院为了节省成本就将他赶出去？
对于这样的疑问，顾昕答道：“很简单，病人没有治好就被赶出去，如果他在30天内又到另一家医院住院了，那么政府就不给第一家医院付费。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做，有些国家把它落实到病种，第二次住院时的病要与第一次完全不相干，否则医保部门就不付费。”
挪威老太太蒂娜的的例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她是中国人，肯定能找到愿意为她治疗的医院——不论是否有效，至少能赚到这笔费用。而挪威的方式虽然看上去冷血，却保证了医保经费用在最有效的地方，限制了“败德”。
空姐闻声走了过来，看到蒂娜脸涨得通红，“需要帮助吗？”她轻柔地问。“没事，”蒂娜把纸巾团成团捏在手心，“谢谢。”她不想让别人看到纸上的血。在奥斯陆火车站、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候机厅，她两次咳血，现在，在万米高空，她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到中国去，那里能治好我的病。”
但等待她的却是又一次绝望。
免费医疗也会拒绝为患者买单
Europeiska是北欧地区最大的跨国医疗保险公司，负责赴海外工作人员及游客在其他国家的医疗服务。所以当北京SOS急救中心接到蒂娜在首都国际机场打来的求助电话后，一面安排救护车，一面赶紧通知Europeiska，请他们协助调查蒂娜过去的病历，同时做好治疗付费的准备。
当急救医生赶到T3机场医务室时，蒂娜突然抓住他的手臂，大喊：“中药，我要用中药治疗，我是肺癌晚期！”参与此次急救的一位医生回忆说，当时蒂娜呼吸急促，但经过初步检查，并非癌症发作的症状，只是情绪激动所致。
蒂娜很快被送到北京医疗条件最好的外资医院，但就当外科医生做好了检查，准备进行手术时，Europeiska中心打来了电话：“请不要对她进行手术，我们不会为她的治疗付费。”
挪威、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被誉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居民在国内看病，只需要支付挂号费等很少的一部分费用，其他全部由国家医保基金支付。此外，还有像Europeiska这样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其公民在海外就医提供保障，可谓面面俱到。就在今年元旦期间，一位5岁的外籍男童在河北境内滑雪时受伤导致脾破裂，Europeiska支付了近20万元人民币，租用直升机把伤者运送到北京，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直升机转运病人。
那为什么这次它不愿意“买单”？
Europeiska在中国的业务外包给了一家名叫欧尚的医疗服务中介，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已有数十家这样的呼叫中心，它们就像医院和外国保险公司之间的桥梁：为不熟悉中国医疗情况的保险公司推荐医院和医生，将各种治疗方案报给保险公司以供选择，为病人在中国医院治疗预先垫款支付。欧尚公司负责这宗业务的王小姐告诉《世界博览》记者，Europeiska的工作人员听到蒂娜的病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怀疑她是专门到中国治病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会支付费用的。”
因为蒂娜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她在奥斯陆出生长大，在她35岁那年，即1967年，挪威通过了《全民保险法》，随后还通过了《医院法》和医院发展计划，通过这些法规建立起了一套惠及全民的免费医疗制度。挪威人一年的医药费超过1610克朗（约2000元人民币）的部分，由国家全额报销，住院手术费用全免。
挪威的医疗报销经费由国家保险计划（NIS）支付，和需要自己缴纳保险金的中国式医保不同，挪威的国家保险计划资金全部来自税收，不需要公民另行支付。
为了优化医疗系统，挪威规定每位公民要选择自己的私人医生，私人医生类似社区医院的医生，负责简单的诊断和治疗，无论得了什么病，必须先到私人医生处诊断。如果需要手术，则由私人医生推荐到专科医院。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挪威每千人拥有4位私人医生，是世界医疗资源最充足的国家之一。
但随着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建立，麻烦也来了。挪威的全国医疗总支出快速增加，看病却越来越难。蒂娜回忆，那时候看个感冒就要等上半个月，等排上了，病也好了。其他实行免费医疗的福利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一位5岁的英国小女孩申请做扁桃体手术，医院告诉她排队等候。她终于等到医院的手术通知单时，已经26岁了。
因此国家福利在经历了二战后20多年的快速扩张期，纷纷开始改革。北欧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公立机构，负责向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如家庭医生等）付费，针对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采用各种各样“打包付费”。“其实，所谓付费，就是市场机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说，因为免费医疗会导致病人“败德”：也就是滥用公费医疗或医疗保险。病人“败德”不但会导致社会总支出增加，而且会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等待时间过长，耽误病情，没病的人享受过度医疗。
蒂娜被挪威医院拒之门外的原因就在于此。医生的诊断是：肺癌晚期，病人已经80岁，身体虚弱，无法手术或化疗，建议回家静养，服用止痛药物。
医生“败德”，而非“缺德”
2011年3月，挪威批准了欧洲议会的议案，允许本国居民在欧盟其他国家公费就医。但为了阻止像蒂娜这样的病人到政策较宽松的国家治病、浪费医保经费，挪威出台了堪称苛刻的两条限制措施：一、如果病人的疾病在挪威国内治疗不需要等待太长时间，禁止出国治疗；二、如果国外治疗费用高于挪威国内，医保将拒绝付款。
公费出国看病走不通，只好自费。北欧各国都有晚期癌症患者组成的团体，成员多数是被医疗保障机构和医院诊断为“不具备治疗价值”的晚期癌症患者，也有少数是实在等不及在国内做手术的人。他们在一起交流治疗经验，然后自费来中国或泰国治病。
“放弃”是一家总部设在丹麦的网站，首页上方有这样一张图片：背景是蔚蓝的天空，下面有一个箭头形状的指示路标，路标上有一面鲜艳的中国国旗，国旗右边用丹麦语写着一行字：“中国，7400公里。”这个网站成为北欧地区许多晚期癌症患者的希望。
这家网站一直在宣传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网站创始人蒙斯曾患晚期胰腺癌，当地医生认为他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了。这时一位来自中国的友人告诉他，“在中国医生绝不会放弃，一定会为你治疗到底。”到中国之后，他得到了医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并且神奇地痊愈了”，他号召其他病人，不要相信本国医生的诊断，到中国去，中国医生“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但当记者浏览这个网址时，发现网站最醒目的位置是数家中国民营肿瘤医院的广告，其中一些甚至是非法医疗机构，这家网站以及它所宣传的奇迹，也就值得怀疑了。
蒂娜就是受了这样的蛊惑。保险公司问她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时，她一会说自己的邻居是个中国人，一会又说自己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告诉她“中国许多病人比你严重得多，他们都能治得好”。后来保险公司拨通了她家的电话，他的丈夫说：“别理她，她看了那些网站之后就精神出问题了，我们全家都不同意她去中国，但她一个人就跑去了。我们没有钱供他在中国看病。”
来到中国不到10个小时，蒂娜的“梦想”破灭了。第二天，她被遣送回国。
在顾昕看来，这一案例极为典型地说明了“福利国家”的真正含义，即适可而止。即便是如挪威这样“慷慨而富有”的福利国家，福利支付也是有限度的。而依据所谓的“人情味”，那么或者导致希腊现在的情形，靠借债维持所谓的高福利，实际却催生了腐败和低效率；或者是中国的情形，看病靠人情，靠关系。
他认为，在中国讨论病人“败德”没有意义。在中国，更多的是医生“败德”：无论是全民免费医疗还是全民医疗保险，或者是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医疗保障体系（例如美国），医疗费用的主要付费者自然不是患者，而是医疗保障机构，西方国家一般直接称为“付费者”。而中国不论是否有医保，都需要患者先付费，然后医保机构才衡量是否报销，报销多少，对于医生的诊疗和处方没有约束，医生自然会按照上限安排检查项目，多开药，甚至在完全没有治疗效果的情况下坚持进行治疗。
同仁医院胸外科一位医生对记者说：“现在全世界的化疗药物基本都被中国人买走了，美国医疗专家看到中国成吨成吨地用化疗药，吓了一跳。”这就是典型的医生“败德”。
但败德不是缺德，它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任何行业都是逐利的，况且医疗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稀缺资源。如果不加限制地市场化运营，医药价格会让大多数人承受不起。
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国家，美国政府没有强制的医疗保险，医疗行业没有公益性质，这导致美国成为人均医疗支出最多的国家，每年每人平均要花掉近8000美元（1美元约合6.3元人民币），远高于第二名挪威的5350美元。
只要按照医疗账单的明细来付费，就无法遏制过度医疗。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与医德没有关系。言的少年李梦南走进了哈医大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办公室。之后的半分钟时间里，他挥舞着一把水果刀刺伤了四名医生，其中一人颈动脉出血致死。
事后，负责尸检的医生说他无法想象李梦南当时怀着多么大的仇恨——他的水果刀并不锋利，但他只用一刀，就割断了年轻医生王浩的喉咙和颈动脉。
悲剧的起因同过去几年中国成千上万起医患纠纷类似——患者支付了高额费用，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疗效。过去两年，为了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李梦南先后六次到哈医大求医，花费数万元，但他认为自己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还因为副作用感染了肺结核。
以下一组数据也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的医疗过度：中国抗生素使用率世界第一，剖腹产率世界第一，人均输液率世界第一，心脏手术中的支架使用率也是世界第一。
但对于“过度医疗”，医生们也有苦衷。去年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砍伤后，记者曾采访过同仁医院的六位医生，他们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医患纠纷与过度医疗是一个恶性循环：医患纠纷增多，医生为了少担责任，只能让病人尽量全面地做检查，这样将来一旦发生纠纷，一切都有据可查。而更多的检查、更贵的药物，只能让病人期待更高，也因此更容易对治疗效果不满意，引发纠纷。
“中國人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或者说老百姓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供方诱导的过度消费’，即医疗机构普遍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顾昕对记者表示，中国医疗的问题，就于第三方“付费者”的缺失。
他曾在多个学术会议和论坛上提出，只要付费者对大宗医疗费用采用北欧式的“打包付费”，例如一家医疗机构每年只给一个定额（总额预付制）、按人头付费或按病种付费，就不会有过度医疗。
“道理很简单，”他说，“既然是打包付费，医疗机构超支自理、节余归己，那么越过度医疗，医疗机构或医生就越亏。这样一来，医疗机构自然有内在的积极性去为患者挑选性价比高的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
这样会不会患者的病还没好，医院为了节省成本就将他赶出去？
对于这样的疑问，顾昕答道：“很简单，病人没有治好就被赶出去，如果他在30天内又到另一家医院住院了，那么政府就不给第一家医院付费。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做，有些国家把它落实到病种，第二次住院时的病要与第一次完全不相干，否则医保部门就不付费。”
挪威老太太蒂娜的的例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她是中国人，肯定能找到愿意为她治疗的医院——不论是否有效，至少能赚到这笔费用。而挪威的方式虽然看上去冷血，却保证了医保经费用在最有效的地方，限制了“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