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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时期的文学和思想有着一个母题——“人的发现”，而“女性的发现”作为这个母题的一个子题也成为了诸多作家文学创作的主题。本文以鲁迅的《祝福》和《伤逝》作为研究文本，以此辨析鲁迅的视野之下关于“人”和“女性”的探索。
关键词：鲁迅；人；女性
五四时期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从不同角度提出过人的发现与觉醒。而在一个“人的发现”的社会中，“女性的发现”是衡量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和主题的延伸。鲁迅对于“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理论的提出，同时也在于他以文学家的身份进行的文学创作给这两个发现带来的深刻思考。
第一节
鲁迅早在留日期间的文章中就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立人”在鲁迅的思想中占据着首要地位，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人生亦或是为生存，“立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鲁迅对于人的这一发现不仅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甚至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的进展可以准确地由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 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因为“人的发现”是“女性的发现”的母题，“女性的发现”是“人的发现”的深化和具体化，两者可以在相互比较、观照、审视中看到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
鲁迅在其小说创作中以犀利的目光、独特的视角、深邃的思想看到了“人”和“女性”，同时也看到了这两者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并不以个人的年龄、身份、生活环境为转移，而是在历史社会这个大熔炉中普遍存在。本文就以鲁迅的《祝福》和《伤逝》这两篇小说具体解析鲁迅视角下的“人”和“女性”。
第二节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乡村妇女形象，封建思想对人的压迫特别是对妇女的毒害在她的身上都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祥林嫂的命运是不幸的，她经历了丈夫去世、被婆婆卖掉、再嫁的丈夫病死、儿子阿毛被狼叼走多重打击之后，只能把与家人相见的希望寄托在了死后。为了不被阎罗大王锯开分为两半，她到土地庙里去捐门槛赎罪，但周围的人却并不承认。她终于被摧毁，受尽煎熬的祥林嫂在“天地众圣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时候走完一生。
祥林嫂作为一个封建思想的乡村妇女，她的抗争注定徒劳无功。一方面，她虽暂时逃出了夫家，但在这个以“夫权”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奴役所有人的社会环境中，她逃不脱婆婆的掌控。祥林嫂在以“夫权”为枢纽的社会关系中已经失去了人的基本权利，而成为了一件货物——婆婆可以把她随意卖给别人做老婆。在“夫权”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对“人权”的剥夺是被所有人承认的，即便是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也不能置言。而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封建文化中，“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她便节得愈好”；而“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侮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是抗拒被杀，都无不可”。 祥林嫂在封建文化对“人权”的压迫下，只有这么几条路可走：要么是做一个死了的贞洁烈女；要么永生不嫁，失去一个正常女性应该拥有的幸福；要么成为物品，被婆婆卖掉。而对于最后一条路，有着更为恐怖的“神权”作为惩罚——死后被阎罗大王锯为两半。这样一来，作为女性的祥林嫂在这个“人权”被压迫的封建社会中所有通向幸福的道路都被堵死了。
祥林嫂受到的所有苦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封建思想对“人”的蒙蔽和压迫，在一个“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中，作为女性的祥林嫂应该享有的“女性的权利”只能成为镜花水月，甚至祥林嫂的女性身份也成为了她的“原罪”，成为不幸和苦难的源泉。
第三节
如果说祥林嫂是被封建思想迫害从而自我独立人格被完全剥夺的农村女性形象，那么《伤逝》中的子君就是表面好像在新思想的浪潮下实现了“人”的初步觉醒，但是最终依旧在“人”和“女性”的生存困境中走到绝路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
子君最初在涓生谈话时“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对涓生的感情更多的是孩童稚气的好奇和依从。之后的子君在涓生眼中的表现是——“她却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权威崇拜了，而是子君在爱情构筑的意识中丧失了自我，将被自己“神化”的爱情供奉在“神庙”之中，自己在其中宣读“神谕”。所以，子君发出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不能完全看作是子君人格独立的宣言。因为在和之后子君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联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子君并没有完全完成自己人格的独立，而是在好奇和崇拜的感情中被另一种思想权威所蛊惑和控制之后发出了顺从的呓语。
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同一件事，子君和涓生有着完全相反的表现。 涓生在表白的事后就已忘了是怎样将他的爱表示给子君，只因为一条腿跪下而羞愧，但是子君“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涓生“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而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涓生在感慨“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之后却发现自己的书案上堆满了“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从未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而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当涓生否定子君的操劳时，便是否定了子君的全部意义也是唯一意义，使得子君神色凄然含有怨色却还是那样操劳。这个时候子君已经完全成为了涓生的附庸，她的存在和意义仅仅是为了涓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子君作为一个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她遇到的女性问题依旧是人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实现了人格独立的问题，是“立人”与否的问题。
第四节
在鲁迅的眼中，“女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同时也是由每一个人所构成的社会的问题。鲁迅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说过：“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在这个社会秩序中，婆婆可以压迫媳妇，所以女性既可以是受害者，同时也可以是施害者；丈夫可以将生活的重负归咎于妻子，所以女性的积极意义被瓦解，而性别成为她们的“原罪”。所以，女性的解放需要的不仅是女性自我的解放，还需要每一个男性的自我解放，需要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共同解放，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先“立人”而后“凡是举”。而若想“立人”，则必须“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注释：
鲁迅：《鲁迅文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39，1095—1096，30，1115，1115—1118，63，37，886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4
参考文献：
[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关键词：鲁迅；人；女性
五四时期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从不同角度提出过人的发现与觉醒。而在一个“人的发现”的社会中，“女性的发现”是衡量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和主题的延伸。鲁迅对于“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理论的提出，同时也在于他以文学家的身份进行的文学创作给这两个发现带来的深刻思考。
第一节
鲁迅早在留日期间的文章中就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立人”在鲁迅的思想中占据着首要地位，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人生亦或是为生存，“立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鲁迅对于人的这一发现不仅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甚至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的进展可以准确地由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 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因为“人的发现”是“女性的发现”的母题，“女性的发现”是“人的发现”的深化和具体化，两者可以在相互比较、观照、审视中看到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
鲁迅在其小说创作中以犀利的目光、独特的视角、深邃的思想看到了“人”和“女性”，同时也看到了这两者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并不以个人的年龄、身份、生活环境为转移，而是在历史社会这个大熔炉中普遍存在。本文就以鲁迅的《祝福》和《伤逝》这两篇小说具体解析鲁迅视角下的“人”和“女性”。
第二节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乡村妇女形象，封建思想对人的压迫特别是对妇女的毒害在她的身上都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祥林嫂的命运是不幸的，她经历了丈夫去世、被婆婆卖掉、再嫁的丈夫病死、儿子阿毛被狼叼走多重打击之后，只能把与家人相见的希望寄托在了死后。为了不被阎罗大王锯开分为两半，她到土地庙里去捐门槛赎罪，但周围的人却并不承认。她终于被摧毁，受尽煎熬的祥林嫂在“天地众圣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时候走完一生。
祥林嫂作为一个封建思想的乡村妇女，她的抗争注定徒劳无功。一方面，她虽暂时逃出了夫家，但在这个以“夫权”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奴役所有人的社会环境中，她逃不脱婆婆的掌控。祥林嫂在以“夫权”为枢纽的社会关系中已经失去了人的基本权利，而成为了一件货物——婆婆可以把她随意卖给别人做老婆。在“夫权”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对“人权”的剥夺是被所有人承认的，即便是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也不能置言。而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封建文化中，“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她便节得愈好”；而“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侮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是抗拒被杀，都无不可”。 祥林嫂在封建文化对“人权”的压迫下，只有这么几条路可走：要么是做一个死了的贞洁烈女；要么永生不嫁，失去一个正常女性应该拥有的幸福；要么成为物品，被婆婆卖掉。而对于最后一条路，有着更为恐怖的“神权”作为惩罚——死后被阎罗大王锯为两半。这样一来，作为女性的祥林嫂在这个“人权”被压迫的封建社会中所有通向幸福的道路都被堵死了。
祥林嫂受到的所有苦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封建思想对“人”的蒙蔽和压迫，在一个“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中，作为女性的祥林嫂应该享有的“女性的权利”只能成为镜花水月，甚至祥林嫂的女性身份也成为了她的“原罪”，成为不幸和苦难的源泉。
第三节
如果说祥林嫂是被封建思想迫害从而自我独立人格被完全剥夺的农村女性形象，那么《伤逝》中的子君就是表面好像在新思想的浪潮下实现了“人”的初步觉醒，但是最终依旧在“人”和“女性”的生存困境中走到绝路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
子君最初在涓生谈话时“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对涓生的感情更多的是孩童稚气的好奇和依从。之后的子君在涓生眼中的表现是——“她却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权威崇拜了，而是子君在爱情构筑的意识中丧失了自我，将被自己“神化”的爱情供奉在“神庙”之中，自己在其中宣读“神谕”。所以，子君发出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不能完全看作是子君人格独立的宣言。因为在和之后子君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联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子君并没有完全完成自己人格的独立，而是在好奇和崇拜的感情中被另一种思想权威所蛊惑和控制之后发出了顺从的呓语。
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同一件事，子君和涓生有着完全相反的表现。 涓生在表白的事后就已忘了是怎样将他的爱表示给子君，只因为一条腿跪下而羞愧，但是子君“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涓生“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而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涓生在感慨“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之后却发现自己的书案上堆满了“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从未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而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当涓生否定子君的操劳时，便是否定了子君的全部意义也是唯一意义，使得子君神色凄然含有怨色却还是那样操劳。这个时候子君已经完全成为了涓生的附庸，她的存在和意义仅仅是为了涓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子君作为一个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她遇到的女性问题依旧是人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实现了人格独立的问题，是“立人”与否的问题。
第四节
在鲁迅的眼中，“女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同时也是由每一个人所构成的社会的问题。鲁迅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说过：“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在这个社会秩序中，婆婆可以压迫媳妇，所以女性既可以是受害者，同时也可以是施害者；丈夫可以将生活的重负归咎于妻子，所以女性的积极意义被瓦解，而性别成为她们的“原罪”。所以，女性的解放需要的不仅是女性自我的解放，还需要每一个男性的自我解放，需要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共同解放，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先“立人”而后“凡是举”。而若想“立人”，则必须“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注释：
鲁迅：《鲁迅文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39，1095—1096，30，1115，1115—1118，63，37，886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4
参考文献：
[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