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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道弘先生是我熟悉的一位经验丰富、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编辑大家。他的敬业精神和编辑艺术，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后辈很好地学习和发扬光大。
勇攀高峰的敬业精神
1950年春天，吴道弘先生以上海诚明文学院中文系学生的身份，考取了上海三联书店编审室的工作，就从这里起步，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1950年年底，三联书店并人人民出版社，他也随同调入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工作。在人民出版社的几十年间，吴道弘先生先后在总编室、中国历史编辑室、外国历史编辑室、翻译书籍编辑室等多个部门工作过。从一个普通编辑，到副主任、主任，直至担任副总编辑。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克服困难、挑战自我的过程中，他终于百炼成钢，从一名普通编辑，成长为一个大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编辑家和“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也是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选委员会评委和“中国韬奋出版奖”第四届评奖委员会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出版科研所特约研究员。
在总编室工作时，无论是制订出版计划、宣传方针，草拟出版合同一类具有方向性、政策性的工作，还是比较具体琐碎的通联、编务、稿酬等事务性工作，吴道弘先生都拿得起放得下，成为领导们普遍欣赏的好秘书、好参谋。在中国历史编辑室工作期间，为了能够尽快胜任新的工作，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份学习中国历史的计划，从唐代史人手，边干边学、边学边问，用几年时间，系统地掌握了中国历史的主要知识。他先后责编了《国史旧闻》《太平天国前后的反清运动》等著作以及《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等多部史学问题论集。他用自己所学的中国历史知识，充实和完善了所责编的书稿。同时，也丰富了自己、提高了自己。
在刚刚熟悉了中国历史编辑室的工作之后，吴道弘先生又被调入了外国历史编辑室。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国历史编辑室的工作主要是编辑出版苏联的译著。必须掌握俄文才行。不巧的是，吴道弘先生此前所学乃是英语，他还从未接触过俄文。为了能够做好新的工作，他决心从头学起，再次开始刻苦的进修。于是，他就像初中生一样，找来了全套教材和《俄汉词典》，边看书稿，边查词典，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随时向老同志请教。就这样，他以顽强的奋斗精神，没用太长的时间，就攻下了俄文关。几年之后，他的俄文程度达到了能够阅读原著的水平，处理苏联译著稿件已经不成问题。但是，吴道弘先生并没有就此止步。为了在不断提高俄文水平的同时，学术研究方面也能有所积累与突破，使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能够更多一些学术水准，他又勇敢地把苏联史和国际共运史列入了自己的学习、研究计划。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刻苦攻读、努力钻研，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
“文化大革命”过后，吴道弘先生到了翻译书籍编辑室。在审读苏联早期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中译本时，他找来俄文原著的新旧版本，反复对照研究。终于发现，旧版中原有一段关于沙俄侵略史实的文字，在新版中已经被删除。于是，在编辑加工的时候，他便在此处增添了相应的注文。经过吴老的编辑加工，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重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几十年间，吴道弘先生编辑的书稿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也有外国历史方面的。其中，尤以近代史、苏联史、外国史学理论译丛和理论著述以及国际政治等门类的图书为多。为了做好编辑工作，为了让每一部书稿都能以最佳质量走向读者，吴道弘先生广泛阅读了多种理论和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著作。这40多年，是吴道弘先生不断学习、不断历练、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修养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成长和提高的过程。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做编辑工作要“有心”，没有窍门可言。不下工夫不行。只有边学边干、不断积累，工作方能称职，才能渐入佳境。
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好学不倦的奋进精神，使吴道弘先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因此，在制订出版规划，设计图书选题，审定各种门类的著作、译作时，他才能够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同时，这也是他在工作中能够屡创佳绩、备受好评的根本所在。几十年孜孜不倦、勤奋忘我地学习与工作，使他成了一位编辑出版行业的专家和大家，成了一位著作家和书评家。
炉火纯青的编辑艺术
作为编辑家，吴道弘先生参与编辑了《列宁家书》《中国出版百科全书》，责编了《编辑工作20讲》《人民出版社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并担任过《中国出版史料》(8卷15册)的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编委和编辑学部分的副主编、《中国出版年鉴》副主编、《出版词典》编委和撰稿人。吴道弘先生参与编辑的图书有不少属于开创性的工作，难度很大。但是，凭借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和一种顽强奋斗的精神，他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只有《出版史料》的编辑工作才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吴老的编辑艺术。
吴道弘先生在人民出版社做了44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然而，让他引以为憾的是其问“从没有接触过期刊编辑工作”。1995年6月，从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之后，吴老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编辑学研究转移到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上来。此前，作为《出版史料》的热心读者和重要作者，吴老不仅为该刊撰写了《编史工作第一步》等文章，还协助宋原放主编编辑了10卷本的《中国出版史料》等图书。因而，当《出版史料》于停刊8年后在北京复刊的时候，吴道弘先生就成为该刊执行主编的不二人选，义不容辞地走上了这个新的岗位。吴老心中那份没编过期刊的遗憾，也终于得到了弥补。
《出版史料》杂志是一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近现代出版业界文献资料为主打的史料性文学季刊。1983年创刊于上海，由著名出版家宋原放、赵家璧两位出版界元老任主编。在连续出版10年之后，至1993年停刊，共计出刊32期。在初期这10年中，该刊从重要文献资料的发掘，到抢救性的回忆文字，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为后世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举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图书期刊、编辑出版人物以及组织机构等重要史料的整理、研究情况，从中均有反映，为编辑出版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接手《出版史料》之后，吴道弘先生作为该刊执行主编，首先注意到了刊物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问题。他决心坚持资料性与研究性的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路，努力使刊物能够积极、公正地反映我国出版历史的丰富实践和优良传统。同时，他明确提出了为积累出版史料、传播出版史知识，为出版史研究服务的办刊方向。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宗旨，刊物在吴道弘先生主持下，一如既 往地发挥了史料发掘与发表的作用，在栏目设置、作者队伍建设和选稿原则等方面，不断有新的思路，很快就使复刊后的《出版史料》，成为一份为业界所熟知的、受欢迎的品牌期刊。
在重视知识的普及性、信息性和可读性的思想指导下，《出版史料》的栏目设置，包括“往事寻踪”“名家书信”“文化自述”“人物写真”“书之史”“旧文重刊”“国外出版网络”等。其中，“文化自述”栏目的设置，意在提倡编辑家、出版家撰写自述性的回忆文章。为能引起读者重视，该栏目每期只选登一篇文章。迄今在该栏目发表过自述文章的有王益、王仿子、丁景唐、郑效洵、曹健飞、徐柏容、白化文、方厚枢、傅璇琮、胡企林、史晓风、牛汉、赵洛、田耕、何启治、章宏伟、胡德培等多位编辑家和出版家。从2005年第2期以后，该刊又增添了“青年文稿”“百家书话”和“随笔”等几个栏目。为了增强刊物的知识性，每期的“卷首语”和中间彩色插页的“补白文字”，均刊用一些知识性的短文。为使读者了解出版信息，同时引起对图书序跋的重视，刊物还设置了“走进序跋”栏目。
作为《出版史料》执行主编，吴道弘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和编辑艺术。他把自己的工作方法概括为八个字，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设计每期选题的时候，他总能够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来安排次序——此乃“大处着眼”；而对每一篇稿件的认真通读，从材料到观点，从文句到标点，要都能够注意到，力求不出差错——此所谓“小处着手”。
吴道弘先生的“编辑艺术”，则主要体现在刊物的选题规划、组稿、审稿和编稿工作中。他说：“选题与组稿是刊物主编应该时刻牢记的工作，有时还必须亲自去做。这就要求敏感与勤奋。”他认为，改稿问题“其实是对编辑学识水平、文字功底以及理解能力的考验”。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谨慎，不要为改稿而改稿……二是编辑要尊重作者的思路、文风和表达方法，力求做到帮助作者表达清楚、有逻辑性；切忌任意删改……”他认为，图文并茂是刊物普遍的要求，“更是史料性刊物的编辑准则。图片、实物(书影、社址等)也是历史的形象资料”。他给《出版史料》作出一条规定：“在审稿的同时就考虑配图工作，包括审读作者提供的图片稿，或从稿件文字中发现适合的配图，及时跟作者联系等。同时重视配图的大小、摆放位置和清晰度，还要写好文字说明，特别是人物照片的文字说明”。在吴道弘先生身体力行和精心运作下，《出版史料》不仅每期的内容都很充实，而且每期刊物的版面格式也如诗如画。版面安排既流畅又能体现栏目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整体与局部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有机的联系。每期刊物，都像一桌为读者精心准备的筵席。每一期《出版史料》，从稿件内容到排版格式，以至封面设计等等，都生动地体现了吴道弘先生的工作方法与编辑艺术。其中，既有高瞻远瞩，又能细致入微。他能够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巧妙地加以驾驭和运用，从而很好地创造并保持了刊物严肃、朴素、庄重、大方的特性。
在最近的20多年里，出版界和出版史研究与教学领域中，涌现出不少新人。《出版史料》本着“不忘老作者，发现新作者”的精神，逐步建立起了一支高素质的作者队伍。在吴道弘先生带动和影响下，编辑部的同志们普遍保持了虚心学习、追求真理的学风，朴素平实的文风和真诚待人的作风。从而营造出一种编辑与作者彼此尊重、互相信任的和谐关系，使刊物工作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改进和提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为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和文化积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而今刊物林立、竞争激烈的年代，《出版史料》能够以其高雅的形式、高质量的文章，赢得读者的欢迎，逐渐形成并始终坚持了一种严肃纯正的风格，这是与吴道弘先生炉火纯青的编辑艺术和编辑们的辛勤耕耘分不开的。
大家风范 编辑楷模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出版家，吴道弘先生对出版工作之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庆祝《出版史料》1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吴老曾深情地说：出版工作作为社会文化工作的一部分，直接关联着社会学术文化、科学事业的兴衰和发展。出版史研究则是社会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一项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础，都只能是史料。在吴道弘先生看来，“出版史料”乃是一座富矿。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使其获得了藏量极高的矿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对这座富矿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是出版界、史学界和学术文化界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工作和义务。
吴道弘先生不仅是一位编辑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书评理论家和实践者，是一位对催生、发展出版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书评家。评论百家书，是吴道弘先生书评的一个鲜明特点。长期的编辑生涯，练就了吴道弘先生一双火眼金睛。几十年来，他以职业的敏感、高度的责任心和鉴赏力，撰写了大量书评文章。经他评论过的图书，约有60种之多；专论图书的书评90余篇，近18万字。其中有20篇，约4万字，是写于50年代。仅80年代以后所写书评，就结集出版了《书评例话》《书旅集》等几个集子。
在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中，吴道弘先生不仅编辑了大量重要的典籍与图书奉献社会，还先后创作、出版了多部个人专著。其中包括：书评专著《书评例话》(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散文集《寸心集》《书旅集》《浪花集》，编辑学专著《编辑实践与编辑学思考》以及中国近代出版史札记《星空集》等。
为了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为了60年来与读者和作者结下的一份情缘，吴道弘先生虽然已届古稀之年，却至今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飘零的白发，只记录了时间的老去，却不会改变一个人勇往直前的壮志豪情。一个痴迷于人民进步事业的人，一定能够青春常驻，永不衰老。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勇攀高峰的敬业精神
1950年春天，吴道弘先生以上海诚明文学院中文系学生的身份，考取了上海三联书店编审室的工作，就从这里起步，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1950年年底，三联书店并人人民出版社，他也随同调入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工作。在人民出版社的几十年间，吴道弘先生先后在总编室、中国历史编辑室、外国历史编辑室、翻译书籍编辑室等多个部门工作过。从一个普通编辑，到副主任、主任，直至担任副总编辑。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克服困难、挑战自我的过程中，他终于百炼成钢，从一名普通编辑，成长为一个大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编辑家和“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也是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选委员会评委和“中国韬奋出版奖”第四届评奖委员会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出版科研所特约研究员。
在总编室工作时，无论是制订出版计划、宣传方针，草拟出版合同一类具有方向性、政策性的工作，还是比较具体琐碎的通联、编务、稿酬等事务性工作，吴道弘先生都拿得起放得下，成为领导们普遍欣赏的好秘书、好参谋。在中国历史编辑室工作期间，为了能够尽快胜任新的工作，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份学习中国历史的计划，从唐代史人手，边干边学、边学边问，用几年时间，系统地掌握了中国历史的主要知识。他先后责编了《国史旧闻》《太平天国前后的反清运动》等著作以及《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等多部史学问题论集。他用自己所学的中国历史知识，充实和完善了所责编的书稿。同时，也丰富了自己、提高了自己。
在刚刚熟悉了中国历史编辑室的工作之后，吴道弘先生又被调入了外国历史编辑室。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国历史编辑室的工作主要是编辑出版苏联的译著。必须掌握俄文才行。不巧的是，吴道弘先生此前所学乃是英语，他还从未接触过俄文。为了能够做好新的工作，他决心从头学起，再次开始刻苦的进修。于是，他就像初中生一样，找来了全套教材和《俄汉词典》，边看书稿，边查词典，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随时向老同志请教。就这样，他以顽强的奋斗精神，没用太长的时间，就攻下了俄文关。几年之后，他的俄文程度达到了能够阅读原著的水平，处理苏联译著稿件已经不成问题。但是，吴道弘先生并没有就此止步。为了在不断提高俄文水平的同时，学术研究方面也能有所积累与突破，使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能够更多一些学术水准，他又勇敢地把苏联史和国际共运史列入了自己的学习、研究计划。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刻苦攻读、努力钻研，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
“文化大革命”过后，吴道弘先生到了翻译书籍编辑室。在审读苏联早期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中译本时，他找来俄文原著的新旧版本，反复对照研究。终于发现，旧版中原有一段关于沙俄侵略史实的文字，在新版中已经被删除。于是，在编辑加工的时候，他便在此处增添了相应的注文。经过吴老的编辑加工，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重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几十年间，吴道弘先生编辑的书稿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也有外国历史方面的。其中，尤以近代史、苏联史、外国史学理论译丛和理论著述以及国际政治等门类的图书为多。为了做好编辑工作，为了让每一部书稿都能以最佳质量走向读者，吴道弘先生广泛阅读了多种理论和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著作。这40多年，是吴道弘先生不断学习、不断历练、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修养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成长和提高的过程。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做编辑工作要“有心”，没有窍门可言。不下工夫不行。只有边学边干、不断积累，工作方能称职，才能渐入佳境。
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好学不倦的奋进精神，使吴道弘先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因此，在制订出版规划，设计图书选题，审定各种门类的著作、译作时，他才能够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同时，这也是他在工作中能够屡创佳绩、备受好评的根本所在。几十年孜孜不倦、勤奋忘我地学习与工作，使他成了一位编辑出版行业的专家和大家，成了一位著作家和书评家。
炉火纯青的编辑艺术
作为编辑家，吴道弘先生参与编辑了《列宁家书》《中国出版百科全书》，责编了《编辑工作20讲》《人民出版社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并担任过《中国出版史料》(8卷15册)的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编委和编辑学部分的副主编、《中国出版年鉴》副主编、《出版词典》编委和撰稿人。吴道弘先生参与编辑的图书有不少属于开创性的工作，难度很大。但是，凭借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和一种顽强奋斗的精神，他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只有《出版史料》的编辑工作才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吴老的编辑艺术。
吴道弘先生在人民出版社做了44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然而，让他引以为憾的是其问“从没有接触过期刊编辑工作”。1995年6月，从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之后，吴老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编辑学研究转移到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上来。此前，作为《出版史料》的热心读者和重要作者，吴老不仅为该刊撰写了《编史工作第一步》等文章，还协助宋原放主编编辑了10卷本的《中国出版史料》等图书。因而，当《出版史料》于停刊8年后在北京复刊的时候，吴道弘先生就成为该刊执行主编的不二人选，义不容辞地走上了这个新的岗位。吴老心中那份没编过期刊的遗憾，也终于得到了弥补。
《出版史料》杂志是一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近现代出版业界文献资料为主打的史料性文学季刊。1983年创刊于上海，由著名出版家宋原放、赵家璧两位出版界元老任主编。在连续出版10年之后，至1993年停刊，共计出刊32期。在初期这10年中，该刊从重要文献资料的发掘，到抢救性的回忆文字，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为后世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举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图书期刊、编辑出版人物以及组织机构等重要史料的整理、研究情况，从中均有反映，为编辑出版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接手《出版史料》之后，吴道弘先生作为该刊执行主编，首先注意到了刊物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问题。他决心坚持资料性与研究性的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路，努力使刊物能够积极、公正地反映我国出版历史的丰富实践和优良传统。同时，他明确提出了为积累出版史料、传播出版史知识，为出版史研究服务的办刊方向。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宗旨，刊物在吴道弘先生主持下，一如既 往地发挥了史料发掘与发表的作用，在栏目设置、作者队伍建设和选稿原则等方面，不断有新的思路，很快就使复刊后的《出版史料》，成为一份为业界所熟知的、受欢迎的品牌期刊。
在重视知识的普及性、信息性和可读性的思想指导下，《出版史料》的栏目设置，包括“往事寻踪”“名家书信”“文化自述”“人物写真”“书之史”“旧文重刊”“国外出版网络”等。其中，“文化自述”栏目的设置，意在提倡编辑家、出版家撰写自述性的回忆文章。为能引起读者重视，该栏目每期只选登一篇文章。迄今在该栏目发表过自述文章的有王益、王仿子、丁景唐、郑效洵、曹健飞、徐柏容、白化文、方厚枢、傅璇琮、胡企林、史晓风、牛汉、赵洛、田耕、何启治、章宏伟、胡德培等多位编辑家和出版家。从2005年第2期以后，该刊又增添了“青年文稿”“百家书话”和“随笔”等几个栏目。为了增强刊物的知识性，每期的“卷首语”和中间彩色插页的“补白文字”，均刊用一些知识性的短文。为使读者了解出版信息，同时引起对图书序跋的重视，刊物还设置了“走进序跋”栏目。
作为《出版史料》执行主编，吴道弘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和编辑艺术。他把自己的工作方法概括为八个字，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设计每期选题的时候，他总能够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来安排次序——此乃“大处着眼”；而对每一篇稿件的认真通读，从材料到观点，从文句到标点，要都能够注意到，力求不出差错——此所谓“小处着手”。
吴道弘先生的“编辑艺术”，则主要体现在刊物的选题规划、组稿、审稿和编稿工作中。他说：“选题与组稿是刊物主编应该时刻牢记的工作，有时还必须亲自去做。这就要求敏感与勤奋。”他认为，改稿问题“其实是对编辑学识水平、文字功底以及理解能力的考验”。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谨慎，不要为改稿而改稿……二是编辑要尊重作者的思路、文风和表达方法，力求做到帮助作者表达清楚、有逻辑性；切忌任意删改……”他认为，图文并茂是刊物普遍的要求，“更是史料性刊物的编辑准则。图片、实物(书影、社址等)也是历史的形象资料”。他给《出版史料》作出一条规定：“在审稿的同时就考虑配图工作，包括审读作者提供的图片稿，或从稿件文字中发现适合的配图，及时跟作者联系等。同时重视配图的大小、摆放位置和清晰度，还要写好文字说明，特别是人物照片的文字说明”。在吴道弘先生身体力行和精心运作下，《出版史料》不仅每期的内容都很充实，而且每期刊物的版面格式也如诗如画。版面安排既流畅又能体现栏目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整体与局部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有机的联系。每期刊物，都像一桌为读者精心准备的筵席。每一期《出版史料》，从稿件内容到排版格式，以至封面设计等等，都生动地体现了吴道弘先生的工作方法与编辑艺术。其中，既有高瞻远瞩，又能细致入微。他能够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巧妙地加以驾驭和运用，从而很好地创造并保持了刊物严肃、朴素、庄重、大方的特性。
在最近的20多年里，出版界和出版史研究与教学领域中，涌现出不少新人。《出版史料》本着“不忘老作者，发现新作者”的精神，逐步建立起了一支高素质的作者队伍。在吴道弘先生带动和影响下，编辑部的同志们普遍保持了虚心学习、追求真理的学风，朴素平实的文风和真诚待人的作风。从而营造出一种编辑与作者彼此尊重、互相信任的和谐关系，使刊物工作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改进和提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为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和文化积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而今刊物林立、竞争激烈的年代，《出版史料》能够以其高雅的形式、高质量的文章，赢得读者的欢迎，逐渐形成并始终坚持了一种严肃纯正的风格，这是与吴道弘先生炉火纯青的编辑艺术和编辑们的辛勤耕耘分不开的。
大家风范 编辑楷模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出版家，吴道弘先生对出版工作之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庆祝《出版史料》1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吴老曾深情地说：出版工作作为社会文化工作的一部分，直接关联着社会学术文化、科学事业的兴衰和发展。出版史研究则是社会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一项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础，都只能是史料。在吴道弘先生看来，“出版史料”乃是一座富矿。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使其获得了藏量极高的矿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对这座富矿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是出版界、史学界和学术文化界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工作和义务。
吴道弘先生不仅是一位编辑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书评理论家和实践者，是一位对催生、发展出版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书评家。评论百家书，是吴道弘先生书评的一个鲜明特点。长期的编辑生涯，练就了吴道弘先生一双火眼金睛。几十年来，他以职业的敏感、高度的责任心和鉴赏力，撰写了大量书评文章。经他评论过的图书，约有60种之多；专论图书的书评90余篇，近18万字。其中有20篇，约4万字，是写于50年代。仅80年代以后所写书评，就结集出版了《书评例话》《书旅集》等几个集子。
在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中，吴道弘先生不仅编辑了大量重要的典籍与图书奉献社会，还先后创作、出版了多部个人专著。其中包括：书评专著《书评例话》(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散文集《寸心集》《书旅集》《浪花集》，编辑学专著《编辑实践与编辑学思考》以及中国近代出版史札记《星空集》等。
为了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为了60年来与读者和作者结下的一份情缘，吴道弘先生虽然已届古稀之年，却至今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飘零的白发，只记录了时间的老去，却不会改变一个人勇往直前的壮志豪情。一个痴迷于人民进步事业的人，一定能够青春常驻，永不衰老。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