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阳光下，天津大学校园内，树木葱茏。宁静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坐落在一栋高大的深灰色建筑楼里。推开三楼他办公室虚掩着的门，高大魁伟的冯骥才站起身来：宽宽的额头，浓眉大眼，鬓角虽已发白，但目光炯炯有神。谈话间，声音平缓，透着知识分子的儒雅。
　　
　　像医生一样抢救民间文化
　　
　　2003年，由冯骥才倡议推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令这位作家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关注。尽管1000多项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已经完成，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还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抢救的速度还是远远赶不上消失的速度。“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两年多来，冯骥才跑遍了全国26个省、自治区、市，边指导志愿者进行田野普查，边进行民间文化抢救。在他眼里，民间文化有着无尽的魅力甚至充满着灵气。南乡三十六村、内丘神马、拜灯山、打树花、仁慈堂、屋顶秘藏古画版等等，这些散落民间的文化艺术携带着历史的、文化的气息，凝聚着先人的智慧。
　　河北的武强、天津的杨柳青、河南的朱仙镇等都是年画产地。“以前一张年画卖一两块、两三块钱，现在一些艺人的画已卖到几百元钱一张了。还建起了博物馆，出版了整套的书”，冯骥才欣慰地说。
　　“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冯骥才说，中国目前有2800多个县，1.9万多个镇，有几十万个村庄。相对地说，特色比较鲜明、保留比较完好、历史的记忆比较深厚、民俗和民间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村落至少有几千个。由于年轻人到城里打工，很多古村落人去楼空。加之开发商对古镇、乡村的不合理开发，“古村落内在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被抽空。”
　　为了摸清古村落的“家底”。冯骥才跑遍了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等7省的几十个村庄。他直接和镇长、村长“谈判”，在一系列的乡村文化论坛和研讨会上发表看法。“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古村落的现状和出路的文章。明年5月份，在江南的嘉兴召开全国古村落高峰论坛，请全国古村落负责人到那里去研讨。”
　　“我们就像医生一样，在抢救一个个生命。”冯骥才说。
　　
　　写小说，还是到民间
　　
　　冯骥才是作家，也是位画家。在他事业辉煌的时候，即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拿他的话说，现在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即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普查和认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古村落的调查与保护。如今，诸如中国木版年画、民间剪纸、唐卡等等，以及中国民俗志、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撰都已展开。
　　“我的这种转换是非常自然的。”他毫不迟疑地说。
　　 冯骥才讲了一个故事。10年前，一位法国女子在贵阳市租了一套商品房，花钱雇人到各村寨专门收集古老的服装与饰物，每过一阵子，就打包装箱运回法国，一干就是6年。“别人视为宝贝和值钱货，我们自己竟轻易地放弃。这是轻贱了我们自己的文化。”
　　对于老城，冯骥才有着特别的感情：1994年，他拿着稿费赶在天津老城拆迁之前记录下完整的老街；在他的奔走下，估衣街得以保留；天津总商会遗址被拆时，刚从法国回来的冯骥才站在废墟上落泪了，他哭“原汁原味的‘五四运动’的遗址”没有了……
　　“我们是讲责任的一代。当看到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文化出现不和谐时，看到我们的精神领域有这么多的困惑时，就会毫无疑问地守望我们的文化。”说到这里，冯骥才有些激动：“我现在是急于写我的散文，急于写我的小说，急于画我的画呢？还是急于到文化的第一线去，到田野里去，到民间去？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他提高了嗓音：“这个选择是完全凭自己的心，而不是太费劲的选择。”
　　
　　传承文化是大家的事
　　
　　冯骥才两次通过卖画筹集资金，成立基金会支持云南甲马、贵州民间美术遗产等调查。基金会还与中国民协合作，评选中国首届“民间守望者”奖。
　　“经费非常少，普查抢救民间文化非常艰苦，需要很强的奉献精神。许多文化工作者在第一线默默地工作着，一些很有名的老专家住着最普通的旅店，甚至住在老百姓家里，调查、研究、抢救，非常令人感动。”
　　60多岁的冯骥才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疲倦。但是，一旦有个电话打过来，说到一个好的街区或村落要被拆掉的时候，他再累也会跑去。
　　“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爱。它们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十字。我曾经说过这句话：民间文化要拨打120急救电话。”
　　“坦率地说，我有时候也非常悲观。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天津的很多老街区还是拆掉了。但是你还是要拼力去做。为了一种精神吧。”谈到这里，冯骥才深情地说：“我跟爱人都是画画、搞艺术的，她对我的想法很了解。她支持我，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传承文化是每一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独特的气质、独特的传统，才能传承下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