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个政治概念。1861年清朝被逼全面开放，被拖入洋人的世界，不仅接受外国公使驻京，而且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洋人眼里的外交部，于是，也就有了五口和三口通商大臣的官制。后来，三口通商大臣改北洋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改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两个地位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后来名头甚响的北洋，就来自这个直隶总督兼任的北洋大臣。
　　北洋事业是中国革新的一条主线
　　北洋之所以成为后来的北洋，有几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中外通商时代到来。没有这个时代，也不会有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制度设置，以及地方重镇与通商大臣的连接。
　　第二，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洋大臣之所以能压倒南洋大臣，很关键的一点，是因为天津靠近北京，离权力中心比较近。担任北洋大臣的人，如果地位比较高，还可以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而总理衙门自打成立之后，管的事儿越来越多，简直成了第二个管理全国政务的权力中心。
　　第三，最重要的是两个大人物的出现。晚清担任直隶总督的人很多，但做的时间最长的，却是李鸿章和袁世凯，一个前后干了将近四十年，一个也干了将近十年。正是这两个人，成就了北洋的事业。
　　后来一说起北洋，就是北洋军阀，其实，当年的北洋事业，是中国革新的一条主线。在李鸿章时代，是洋务，在袁世凯时代，则是新政。在办洋务的时代，李鸿章的洋务，是办得最好的。无论是同期的曾国藩、左宗棠，和后期的张之洞，都没法跟他相比。洋务企业中，能够赢利的几个，都在他的麾下。也就是在他的庇护下，像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这样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就是私企，只不过戴了一顶官方的红帽子而已。著名的汉阳铁厂，说是张之洞办的，但也就是在交给李鸿章门下的盛宣怀和郑观应之后，才真正开办了起来。在新政时期，袁世凯办新政，也是当年公认的翘楚。不仅中央的各项改革都有袁世凯的份儿，他直接治理下的直隶，所有的改革，都走在全国的前面。从产业兴殖，到地方自治、司法改革，连警察的兴办，也是全国最早和最好的。预备立宪之后，尽管袁世凯已经升任军机大臣，但在他的影响下，直隶谘议局堪称全国最活跃的谘议局之一，被选入资政院的直隶议员，也是资政院里最活跃的议员。在士绅势力远不及南方的北方，能出现这样的奇迹，绝对跟袁世凯有直接的关系。
　　北洋军阀源于晚清的军事现代化
　　民国时期的军人政权也的确跟北洋，跟李鸿章和袁世凯有关。后世说北洋军阀，向上可以追溯到淮军，淮军在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国家军队。而北洋军阀直接的创办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六镇新军，国家军队的色彩就更浓。
　　辛亥鼎革之后，中国很快进入了军人政权时代，民国的北洋时期，实际上是以军人专权和军人割据为特征的。北洋时代之所以为人诟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军阀体征。但是，就当时而言，军人政权的出现，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在历史上，每个朝代更迭的过渡时期，都会出现军人政权。
　　骤然进入共和体制的中国，新的制度，一时很难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大国，突然之间没有了皇帝，以三纲五常为特征的伦理道德，都开始摇晃。不仅仅民间的第三社会抬头，动荡加剧，统治体系中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维系体系运转的道德。总统对于下面的各省都督、将军，没有权威，即使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也每每不听话。即便在军队里，一个大一点的军事单位的长官，如果不兼任下面单位的负责人，就有可能被人赶走。
　　袁世凯通过重建帝制树立权威的尝试失败之后，军人割据的态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此后不仅是军人政权，而且是割据状态的军人政权。在这样的状态下，国家力量之孱弱，大小军人政权之间的混战，势必成为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的表征。给人印象之差，毋庸置疑。同时，由于中央政府无法管控，各地军人政权良莠不齐，难免有军人无法无天，横征暴敛，滥种鸦片，甚至包娼包赌。再经过文化人的文学夸张，更加重了人们对于军人不良的刻板印象。在当时，就有人将这个时期，比之为五代十国。
　　其实，当时的军人，跟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当时割据的军阀，实际上都源于晚清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很多的军人首领，都是国内外军校毕业的精英。受晚清以来整个上流社会追求文明的风气习染，他们的行为，要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人文明得多。在割据之地乱来的军头，从来不是主流，而且每每被淘汰掉。多数的军头，在其割据之地，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建设，办企业，办学校，甚至办大学。军阀之间的混战，其烈度多半不高，而且对战区百姓的扰害，也没有像当年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厉害，很少烧杀抢掠。应该说，比较起来，这些军阀的军队，比晚清之前的绿营，纪律要好得多。有些军队，比如直系吴佩孚和冯玉祥的部队，在民众中的口碑相当好。
　　不辱“共和”的北洋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北洋时期，除了最后一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之外，其他的军头，对于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则，大体都是能尊重的。虽然皖系段祺瑞麾下的徐树铮，对选举有操控，直系曹锟搞过贿选，但他们都知道维护国会，维护基本的程序，也大体尊重选举。某些地方军头，比如湖南的赵恒惕和广东的陈炯明，还尝试进行了联省自治的地方试验，积累了可贵的经验。言论和学术的自由，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批评政府，批评军阀，都基本没有问题。学校，包括大学的自治，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即使在张作霖控制北京时期，也只是粗暴地杀了两个记者，派人到北大做校长，并没有实质性地管控大学。五四运动期间，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几乎把段祺瑞逼进了死角，但无论北京还是其它地方，凡是被逮捕的学生，几乎都是违法在先，比如捣毁买卖日货的店铺，抓老板游街。在北洋时期，从晚清开始的法律和司法改革，并没有止步，司法的独立审判，也大体能得到军人政权的承认。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刚刚获胜，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但北京地方法院，却于此时把他的两个马仔以此前组织公民团干扰国会议事的罪名给判了，段祺瑞只能徒呼奈何。
　　北洋的起源和发展，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但是，它却没能带给这个国家富强。在整个北洋当家的16年中，国家能力之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转型的困境，也是北洋的困境，但北洋并没有辱没“共和”这个称号。
　　（摘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