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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感是民众对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所处环境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指数是对这一主观体验的度量。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主要有经济和非经济两种因素。民众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联系：幸福指数是区域各方面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是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理念的展现。提升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统一性，其提升路径：（一）着力解决好民众关切的重点民生问题;（二）建立起兼顾公平与效益的民生保障体系;（三）以民众幸福指数提升为导向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四）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建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培养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
关键词：幸福指数;和谐社会;民众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040-03
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对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决策者获得政策反馈的重要内容。民众幸福指数作为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民众幸福感的量化统计方式，通过全方位覆盖影响民众生活质量的诸因素，并将其进行科学统筹考量，能够较为合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中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现实依据，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民众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一、幸福指数的内涵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民众对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所处环境满意程度的一类主观感受，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也涵盖精神生活领域。幸福感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但是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体验则内在地包含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和谐状态。幸福指数是对这一主观体验的度量，将大部分民众主观幸福感受予以量化，由此揭示民众社会生活质量，并对相应的政策抉择给予支持。自不丹国王旺楚克于1972年首次提出幸福指数概念以来，“政策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下，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日渐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
（二）幸福指数的价值意义
幸福指数内在的价值意义甚为丰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社会当中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度量，通过合理构建指标体系，从而计算出幸福指数，政府能够对民众生活的满意度进行全面的把握，再进行相关静态比较则可以深入地分析出差异的内在原因，使得政策制定更加顺应民意，关注民生;其次，弥补了以往GDP指标衡量区域民众生活质量不全面的弊端，在衡量社会发展成效方面更为细致。一方面，幸福指数内在地包含了GDP指标，另一方面，幸福指数又将衡量范围进行了拓展与延伸;最后，幸福指数能够实现对社会运转的及时监测，和谐社会务求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能够达到动态的平衡，这就需要决策者能够实时地掌握社会运转的详实可靠信息，幸福指数无疑是不二之选。
二、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可将能够切实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因素大体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一）经济性因素
具体包括收入与贫富差距、就业、住房等。收入与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地区、行业三个方面，城乡、地区间囿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而行业的差异则导致企业融资上存在着失衡，导致收入差异巨大，制约了民众整体幸福指数的提升;就业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进程的日益深化，低质劳动供给闲置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缺口现象并存，就业问题日渐成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问题;住房方面，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的情況依然存在，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在部分大城市中，住房成为了许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群体的难题，严重影响到了民众的幸福感。
（二）非经济因素
具体包括教育、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健康等。教育方面，区域与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够合理，导致部分落后地区连最基本的教育资源也无法享受到，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在地域间的差异成为了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医疗方面，尚需理顺一系列体制机制关系，依然是城乡与区域间的医疗保障制度衔接需要进一步优化，异地就医的相关问题业已成为许多民众最为关切的内容，“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更遑论幸福感;生态环境与健康方面，部分城市的整洁度以及区域内污染型工业企业存在的数量亦会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需求是当前民众日益重视的关键点。
三、民众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联系
（一）幸福指数是区域各方面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
经济发展是民众获得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但却绝不唯一。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非经济因素在幸福体验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步提高，如对生活环境、健康状况、人际交往、婚姻关系、文娱活动等方面的幸福需求会大大增加。幸福指数在囊括所衡量区域诸经济因素指标的基础上，还包括了以往考察人民生活水准所忽视的非经济因素，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所处不同阶段对诸因素予以合宜的权重分配，幸福指数能够综合考量涉及民众幸福感的所有因素，并提供一个不论是在合理性亦或是准确性方面较之以往均更加科学的结果，集中体现所衡量区域各方面发展的成效。
（二）幸福指数是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理念的展现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即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幸福指数是对民众生活质量的综合反映，其从设计源头便体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这与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内在的共鸣，即二者均关注社会的发展能否切实地满足民众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现实需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幸福指数纳入到社会发展考量体系中来，即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充分展现，通过科学的指标配置，幸福指数能够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让决策落到实处。
（三）提升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统一性 构建和谐社会若仅仅侧重于定性层面的讨论，极易流于形式，定性的纲领仍需定量的实践加以支撑。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展了相关实践，如将幸福指数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以民众切实关注的民生问题为切入点，将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程度纳入到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中去，让民众的幸福感具体化、量化，从而使得民众的点滴小事共同汇聚成幸福指数的显著提升。因而，可以看到，提升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不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同时也是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四、构建和谐社会导向下的民众幸福指数提升路径探析
（一）着力解决好民众关切的重点民生问题
解决好基本民生问题，是显著增强民众幸福感，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从民众最为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四个基础性的方面入手开展相关工作：
1.扩大就业。就业是民众幸福指数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深刻转型的社会现实，政府需要着力解决好大量低质劳动供给与高素质劳动需求之间的矛盾，建立健全职业培训制度，加快低质劳动力向优质技能人才的转化，契合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让民众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就业之道。另外，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创新创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创业促就业，往往事半功倍。
2.破解住房困境。“有恒产者有恒心”，安居方能乐业，解决好民众的住房问题，是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方式。为此，政府应继续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土地供应结构进行不断优化，打击房产投机行为，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再者，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部分民众，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渠道的支持力度应当加大，并注重此类住房建设的质量控制，力求为民众提供经济优质的住房供给。
3.解决好“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医疗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长期以来掣肘民众幸福指数提升的一大难题。基于此，一是要进一步地完善国家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实现城乡之间、异地之间医疗保障相关制度的高效衔接，建立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格局。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补贴力度，确保医疗用药的价格处在合理区间，不断优化公里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让民众在有保障的医疗环境中切实提升幸福感。
4.深化教育领域改革。近年来，我国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规模逐步扩大，2019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4.04%，虽然已有较大发展，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数据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此外，还需要解决与民众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的教育公平性问题，不同地域间教育资源分配悬殊的问题亟待解决，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机制应逐步建立起来。解决好教育公平性的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保障。
（二）建立起兼顾公平与效益的民生保障体系
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依靠，故而开展相关工作时需要在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注重民生保障体系公平性的彰显，让民众在有所依靠中增强自身的幸福感。首先，需要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把基本生活保障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其次，重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为其生存提供充分的支持，保障其基本生活;最后，需要注重对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具体可依托所在社区管理部门，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指数。
（三）以民众幸福指数提升为导向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
提升民众幸福指数，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需要理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民众整体素质逐步提升的背景下，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需求日益迫切，如何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政府积极推进自身改革，以服务群众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表现为：一是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简化民众办事流程，提高其办事效率，从而提升其对政府的好感，进而促进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二是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让民众广泛参与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决策过程中来，群策群力，强化民众政治意识，丰富其政治生活;三是要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依法而行，治理依法而治，同时自觉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让民众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中提升幸福感。
（四）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建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幸福指数的提升不仅来自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还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加以支撑。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文化产业的建设，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从政策、资源、财政等各个方面鼓励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让更多极具中国特色又有着现代化展现方式的文創产品大量涌现出来，滋养当代民众的心灵，使得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出生机，民众在优质文化产品的熏陶中实现知识储备的积淀与精神素养的升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培养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
生态环境是社会民众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优美的生态环境既可以保障居民的健康，也可以陶冶其情操，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故而，应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侧重发展绿色经济，逐步淘汰高污染的产业，并以健全的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以保障。与此同时，积极促进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的养成，引导民众形成健康、向上、奋斗的良好品格，并大力培养民众的健康意识，投身到全民健身的进程中去，塑造坚实的体魄，助力其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拥有来自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稳固支撑。
结语
社会发展的成效需要由身处其中民众的现实生活质量来衡量，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包括以民众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应当引起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注重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以对该指数的科学运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悦.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幸福指数的研究[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2）.
[2]李玉毛，于志远.赤峰市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
[3]吴晨旸，陈思玉，毛海阳，等.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人民幸福指数研究[J].现代商业，2019（29）.
[4]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街道辰宇社区.当好为民办事服务员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指数[J].民心，2019（6）.
[5]陈向国.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村民幸福指数——陈家桥村美化村环境经验访谈[J].节能与环保，2018（11）.
[6]杨若辰.十九大背景下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探讨[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刊），2018（3）.
[7]张荣山，刘英魁.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J].前沿，2012（19）.
[8]陈欣.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J].中国商界（上），2010（4）.
[9]罗新阳.幸福指数：和谐社会的新追求[J].桂海论丛，2006（6）.
[10]郑方辉，冯淇，卢扬帆.基于幸福感与满意度的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2）.
作者简介：高悦（1990—），女，汉族，四川达州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教育心理学。
陈春燕（1980—），女，水族，贵州三都人，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研究方向为学校管理、学前教育。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民众幸福指数的研究”（编号：2020ZC115）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幸福指数;和谐社会;民众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040-03
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对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决策者获得政策反馈的重要内容。民众幸福指数作为社会生活中大部分民众幸福感的量化统计方式，通过全方位覆盖影响民众生活质量的诸因素，并将其进行科学统筹考量，能够较为合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中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现实依据，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民众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一、幸福指数的内涵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民众对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所处环境满意程度的一类主观感受，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也涵盖精神生活领域。幸福感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但是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体验则内在地包含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和谐状态。幸福指数是对这一主观体验的度量，将大部分民众主观幸福感受予以量化，由此揭示民众社会生活质量，并对相应的政策抉择给予支持。自不丹国王旺楚克于1972年首次提出幸福指数概念以来，“政策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下，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日渐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
（二）幸福指数的价值意义
幸福指数内在的价值意义甚为丰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社会当中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度量，通过合理构建指标体系，从而计算出幸福指数，政府能够对民众生活的满意度进行全面的把握，再进行相关静态比较则可以深入地分析出差异的内在原因，使得政策制定更加顺应民意，关注民生;其次，弥补了以往GDP指标衡量区域民众生活质量不全面的弊端，在衡量社会发展成效方面更为细致。一方面，幸福指数内在地包含了GDP指标，另一方面，幸福指数又将衡量范围进行了拓展与延伸;最后，幸福指数能够实现对社会运转的及时监测，和谐社会务求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能够达到动态的平衡，这就需要决策者能够实时地掌握社会运转的详实可靠信息，幸福指数无疑是不二之选。
二、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可将能够切实影响民众幸福指数的因素大体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一）经济性因素
具体包括收入与贫富差距、就业、住房等。收入与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地区、行业三个方面，城乡、地区间囿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而行业的差异则导致企业融资上存在着失衡，导致收入差异巨大，制约了民众整体幸福指数的提升;就业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进程的日益深化，低质劳动供给闲置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缺口现象并存，就业问题日渐成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问题;住房方面，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的情況依然存在，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在部分大城市中，住房成为了许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群体的难题，严重影响到了民众的幸福感。
（二）非经济因素
具体包括教育、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健康等。教育方面，区域与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够合理，导致部分落后地区连最基本的教育资源也无法享受到，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在地域间的差异成为了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医疗方面，尚需理顺一系列体制机制关系，依然是城乡与区域间的医疗保障制度衔接需要进一步优化，异地就医的相关问题业已成为许多民众最为关切的内容，“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更遑论幸福感;生态环境与健康方面，部分城市的整洁度以及区域内污染型工业企业存在的数量亦会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需求是当前民众日益重视的关键点。
三、民众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联系
（一）幸福指数是区域各方面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
经济发展是民众获得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但却绝不唯一。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非经济因素在幸福体验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步提高，如对生活环境、健康状况、人际交往、婚姻关系、文娱活动等方面的幸福需求会大大增加。幸福指数在囊括所衡量区域诸经济因素指标的基础上，还包括了以往考察人民生活水准所忽视的非经济因素，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所处不同阶段对诸因素予以合宜的权重分配，幸福指数能够综合考量涉及民众幸福感的所有因素，并提供一个不论是在合理性亦或是准确性方面较之以往均更加科学的结果，集中体现所衡量区域各方面发展的成效。
（二）幸福指数是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理念的展现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即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幸福指数是对民众生活质量的综合反映，其从设计源头便体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这与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内在的共鸣，即二者均关注社会的发展能否切实地满足民众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现实需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幸福指数纳入到社会发展考量体系中来，即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充分展现，通过科学的指标配置，幸福指数能够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让决策落到实处。
（三）提升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统一性 构建和谐社会若仅仅侧重于定性层面的讨论，极易流于形式，定性的纲领仍需定量的实践加以支撑。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展了相关实践，如将幸福指数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以民众切实关注的民生问题为切入点，将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程度纳入到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中去，让民众的幸福感具体化、量化，从而使得民众的点滴小事共同汇聚成幸福指数的显著提升。因而，可以看到，提升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不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同时也是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四、构建和谐社会导向下的民众幸福指数提升路径探析
（一）着力解决好民众关切的重点民生问题
解决好基本民生问题，是显著增强民众幸福感，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从民众最为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四个基础性的方面入手开展相关工作：
1.扩大就业。就业是民众幸福指数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深刻转型的社会现实，政府需要着力解决好大量低质劳动供给与高素质劳动需求之间的矛盾，建立健全职业培训制度，加快低质劳动力向优质技能人才的转化，契合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让民众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就业之道。另外，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创新创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创业促就业，往往事半功倍。
2.破解住房困境。“有恒产者有恒心”，安居方能乐业，解决好民众的住房问题，是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方式。为此，政府应继续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土地供应结构进行不断优化，打击房产投机行为，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再者，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部分民众，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渠道的支持力度应当加大，并注重此类住房建设的质量控制，力求为民众提供经济优质的住房供给。
3.解决好“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医疗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长期以来掣肘民众幸福指数提升的一大难题。基于此，一是要进一步地完善国家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实现城乡之间、异地之间医疗保障相关制度的高效衔接，建立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格局。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补贴力度，确保医疗用药的价格处在合理区间，不断优化公里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让民众在有保障的医疗环境中切实提升幸福感。
4.深化教育领域改革。近年来，我国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规模逐步扩大，2019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4.04%，虽然已有较大发展，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数据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此外，还需要解决与民众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的教育公平性问题，不同地域间教育资源分配悬殊的问题亟待解决，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机制应逐步建立起来。解决好教育公平性的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保障。
（二）建立起兼顾公平与效益的民生保障体系
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依靠，故而开展相关工作时需要在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注重民生保障体系公平性的彰显，让民众在有所依靠中增强自身的幸福感。首先，需要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把基本生活保障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其次，重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为其生存提供充分的支持，保障其基本生活;最后，需要注重对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具体可依托所在社区管理部门，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指数。
（三）以民众幸福指数提升为导向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
提升民众幸福指数，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需要理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民众整体素质逐步提升的背景下，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需求日益迫切，如何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政府积极推进自身改革，以服务群众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表现为：一是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简化民众办事流程，提高其办事效率，从而提升其对政府的好感，进而促进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二是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让民众广泛参与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决策过程中来，群策群力，强化民众政治意识，丰富其政治生活;三是要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依法而行，治理依法而治，同时自觉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让民众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中提升幸福感。
（四）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建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幸福指数的提升不仅来自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还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加以支撑。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文化产业的建设，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从政策、资源、财政等各个方面鼓励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让更多极具中国特色又有着现代化展现方式的文創产品大量涌现出来，滋养当代民众的心灵，使得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出生机，民众在优质文化产品的熏陶中实现知识储备的积淀与精神素养的升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培养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
生态环境是社会民众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优美的生态环境既可以保障居民的健康，也可以陶冶其情操，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故而，应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侧重发展绿色经济，逐步淘汰高污染的产业，并以健全的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以保障。与此同时，积极促进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康意识的养成，引导民众形成健康、向上、奋斗的良好品格，并大力培养民众的健康意识，投身到全民健身的进程中去，塑造坚实的体魄，助力其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拥有来自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稳固支撑。
结语
社会发展的成效需要由身处其中民众的现实生活质量来衡量，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包括以民众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应当引起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注重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以对该指数的科学运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悦.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幸福指数的研究[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2）.
[2]李玉毛，于志远.赤峰市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
[3]吴晨旸，陈思玉，毛海阳，等.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人民幸福指数研究[J].现代商业，2019（29）.
[4]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街道辰宇社区.当好为民办事服务员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指数[J].民心，2019（6）.
[5]陈向国.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村民幸福指数——陈家桥村美化村环境经验访谈[J].节能与环保，2018（11）.
[6]杨若辰.十九大背景下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探讨[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刊），2018（3）.
[7]张荣山，刘英魁.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J].前沿，2012（19）.
[8]陈欣.幸福指数与构建和谐社会[J].中国商界（上），2010（4）.
[9]罗新阳.幸福指数：和谐社会的新追求[J].桂海论丛，2006（6）.
[10]郑方辉，冯淇，卢扬帆.基于幸福感与满意度的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2）.
作者简介：高悦（1990—），女，汉族，四川达州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教育心理学。
陈春燕（1980—），女，水族，贵州三都人，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研究方向为学校管理、学前教育。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民众幸福指数的研究”（编号：2020ZC1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