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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天宝14载），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叛军陷洛阳，京师震动，玄宗奔蜀，太子李享走灵武，百官惊逃。王维逃得慢，不幸被叛军给捉住，送至洛阳，署以伪官。尽管是被迫的，王维最终还是接受了。同样接受伪职的还有储光羲、李华等文人，但以王维的名气为最大，也是安禄山“钦点”的。这个事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浪花一朵，但对于王维个人来讲，无疑是其为世人称颂的盖世才气诗风背后完整个性的一大缺失。王维的任伪职无论从当时还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都有悖于其不朽诗文中淡泊雅静之风骨，有悖于其诗内诗外所打造的佛性之高洁。然世人大多陶醉于他笔下超凡脱俗的诗情画意，而忘却了他曾经演绎的这段悲哀的生存悖论。当然，本着隐恶扬善的传统，后世的学者文人都以宽容之心待之，更何况是对于一位有“诗佛”之称的大诗人呢。
学术界一般认为王维精研佛理，奉佛虔诚，是一位地道的佛信徒。但是，我们透过安史之乱，透过他在这场闹剧中与其“禅”境不相符合的表现，看到王维身上的“佛性”实在是那样微不足道，“佛”只是他贵族生活中的一剂调料，是他标榜卓立不群的一个道具，当在大义面前正需要考验“佛性”的时候，这一切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果我们用一种客观而审慎的态度和眼光去看，也许，那时的王维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有几分仙气的神秘人物，而是一个在考验面前有些退缩、有几分世故的普通人，从而暴露出隐藏在他身上文人的某些个性弱点。
一、王维身上最足的是他的贵族气
闻一多先生曾说：“唐初诸家但有华丽而无秀雅，贵族但有其表，而灵魂就尽已。王维最后明星，……后世学盛唐，永无可效，诗与贵族烟消云散故也。杜可学，李有时可能，惟王不可能。”
说王维其人其诗皆是最后的贵族，恰如其分。王维一生未离仕宦，长期为官，熟谙为官之道，为人能屈能伸，难脱官场气，诗歌风格亦散发出贵族气，因此他的命运与同时代的李白杜甫大相径庭。李杜都是功名不就之人。李白跌宕不羁，恃才傲物，自诩太白仙人，虽在长安奋斗了三年，曾叫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终因开罪权贵而被赐金还山，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感慨；杜甫是一心向儒，可惜命运不济，在长安拼搏了十年，才得了个河西县尉的九品官衔，后又漂泊西南十多年，病死于湖南湘岳间的一条破船上。
相比之下，王维幸得权贵提携，求功名、入仕途要通过成功应举，可谓少年得意。
从结交权贵中尝到了甜头，使王维越发要写一些让那些王侯满意的诗文来，甚至把弟弟也带上，兄弟一起闯天下。《旧唐书》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佑、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侍之如师友。……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章，卿可进来。”能得到贵族集团乃至最高统治者赏识的诗，自然难免弥漫着贵族气。据说王维晚年曾将其诗十删其九，删的恐怕正是这些他自己看了也脸红的早年之作。
在一定程度上，王维的诗风与画风相通相融。正如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不过王维绘画的真迹早已失传，只有依据后人的记载略知一二。其画体现了雅逸清幽的佛般的境界，深得文人雅士的推崇。其个中原因莫过于画家和观画者心灵相遇罢了。能算得上知音，心境或相似或相补。北宋词人秦少游在汝南作官时曾患肠疾，他的朋友带着一卷王维的《辋川图》前来探望，秦少游在枕上细细观看，“恍然若与摩诘入辋川，度华子冈，经孟城坳，憩辋口庄，泊文杏馆，上斤竹岭，并木兰柴，……棋弈茗饮，或赋诗自娱。”真是一派贵族悠闲自得雅兴无量的气派。与王维如此投机的秦少游是北宋以后几百年来被世人称为第一流的正宗婉约词家。其词多以描写男女恋情和本人不幸身世为主，感伤色彩浓重，风格柔婉，金人元好问称之为女郎诗，近人王国维称他“古之伤心人也”。王维的画能引起疾病中秦观的共鸣与入画，大概是画中独特的佛境与豪华的贵族气派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贵族身上沾染的大都是人性的弱点。这不仅在王维的诗中有所反映，而且我们从他的仕途追求中更能看出政治强势下人性的孱弱和退忍。
王维以其贵族气的高华秀雅得到了高层统治集团的认可，可惜官运并不亨通。举进士后，为大乐丞，随后因故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这时，他向当朝宰相张说献诗请求援引（见《上张令公诗》），虽说是附庸风雅，但却显得有点阿谀奉承。可是张令公没有领情，王维在济州于是呆了约6有年。升官无望后，王维便隐遁山林，隐逸于嵩山，有《归嵩山作》、《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若》等诗为证。王维隐居，在清静空茫中心又不甘。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作诗《献始兴公》，他后来被擢升为右拾遗。两年后张九龄罢相，王维又失去了政治依靠，他再次沉浸到佛家的虚空境界中去了。
王维的政治生命在进守与归退中交替轮回，他深知身在官场内外的辛酸与痛楚。他奉佛研佛也说明他大彻大悟宦海沉浮、人生无常之真谛。信佛，旨在修身养性。但浓烈的贵族气熏陶过的一介文人诗家，在面对安禄山叛军的威逼利诱时，没有作出大义凛然的惊人之举。他的反抗就是服药装哑，再假以“以诗明志”，以明哲保身。这种文人式的苍白无力的举动说明王维想反抗而又不敢公开反抗，不能展示大诗人在国破家亡时的傲骨与气概。它所暴露的恰恰是王维那种贵族环境所熏染出的软弱性。
二、诗佛也难掩其世俗气
唐代士大夫信佛的人不胜枚举，因为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本身就是佛教的鼎盛期,王维其实并不算特殊。为了了解士大夫崇佛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串文人以及其习经的体验。这些人的名气与地位均不逊于王维。白居易早年即“栖心释梵，通学小中大乘法”，据他的《与济法师书》、《华严经社石记》等诗自注，可知他读过的佛教典籍有《维摩经》、《首楞三昧经》、《法华经》、《法王经》等，他在《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表现了自己对佛典的高度娴熟程度。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的《晨诣超师院落读禅经》一诗，叙述了自己的读经活动，诗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青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从这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佛理的研究和探讨与王维难分伯仲。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难以找出一个对佛教知识一无所知的士大夫。即使对佛教持否定态度的人，他们对佛教理论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唐朝士大夫中，裴休最号为奉佛，退之（即韩愈）最号为毁佛。韩愈对毁佛可谓不余遗力，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韩愈力谏，差点掉了脑袋，经同僚多方营救，被贬潮州刺史。韩愈与佛势不两立，仍然大量地与僧人交往。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与他相知的僧人有景常、元惠、文畅、广宣等十余人。命运也有捉弄人的时候，韩愈因反佛而被贬潮州，到了潮州他却偏偏和大颠和尚很投缘。
唐代士大夫的崇佛说明佛已经走向了世俗化。信佛并不意味着脱俗出世，我们不能以信佛与否来评定信奉者的人品高洁，或者圣化之。王维的信佛比众多文人显得更虔诚，引起后人关注：他在生活上向佛门学习，即断荤血，食蔬菜，妻亡不续娶，焚香枯坐，坐禅诵经，诸如此类。倘若王维耐得住几十年如一日的清苦生活，怎么就抵制不住叛军一时的威逼利诱呢？佛常以四大皆空告诫我们节制欲望；佛点化众生，生即痛苦，而死才是彻底的解脱，才能在“涅”中永生。王维在他作的《能禅师碑》中写到“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则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见，见无可取，法则常如。世之至人，有证于此，得无漏不尽漏。”字词之间，把生死看得如此之透，为何却舍不掉这本无的“空”呢？人云一念之间即有佛性，那他在一念间接受伪职除了身不由己，又有何托辞呢？与王维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也是个信佛之人，他的许多书法作品都是与佛教相关的。但是面对安史之乱，颜真卿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安禄山叛乱时，颜为平原太守，他联合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奋起抵抗，河北一带十七郡纷纷响应，推他为盟主。他们的顽强抗争挫伤了叛军的锐气。到了唐德宗时，李希烈也发动叛乱，这时颜真卿已年近八旬，受朝廷指派，到许州去劝降。他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向李希烈晓以大义，企图说服他改恶从善，但没能奏效。李希烈将其拘留，声言要活埋他，他怡然自得，毫不畏惧，李又积薪沃油，他于是投身赴火，毫不犹豫。他宁死不屈，终被李缢杀。颜真卿大义凛然的气度与王维的装聋作哑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我们更能看清，王维的佛性在骇然剥离的瞬间他那颗跟普通人一样脆弱的灵魂。
三、王维仕伪职与个性的软弱
王维仕伪职，照理是要杀头的。他能够幸免，其诗作帮了大忙。他在伪职期间作过一首《凝壁池》的诗表明其心念旧恩。再者，有人甘愿充当替罪羊，保他不死。其弟王缙有战功愿削官替兄赎罪。王维死后王缙还把王维的诗整理成集并付印，王维也写过一些表达兄弟情深的诗篇，他还向肃宗上了篇《责躬荐弟表》，极力推荐王缙，说他有“五长”，王维临终之际，“以缙在凤阳，忽索笔作别缙书”。由此可见骨肉情深。不知是不是巧合，王缙也信佛。《旧唐书王缙传》载，王缙在代宗时贵为宰相，晚年奉佛尤盛。他和杜鸿渐都“舍财造寺无限极”。他的妻子死后，就舍道政城第宅造寺，度僧三十人住持。在地方官员入朝时，王缙请他们到寺中，“讽令施财，助己修缮，又令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贪猥之迹如市贾焉。”这是唐代士大夫中奉佛堪为贪鄙的典型，以舍财为出发点，以敛财为终极目的，与其说是崇奉佛教，无宁说是亵渎和玩弄佛教。情感深厚的兄弟是如此这般“信佛”。虽然我们不能以此类推就说王维与他有什么瓜葛（王维这时已去世），但这至少在王维信佛之纯洁性上投射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让世人迷惘。
从根本上讲，王维的入佛是他的思想逐步转变的结果，这种转变也几乎是中国大部分失意的文人都会碰到的问题。事实上，像王维这样一个贵族公子在优越的环境中长成，而又出仕顺利，名利兼收，对现实便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同时对理想破灭的承受能力也比较虚弱。一旦碰到不如意，多半不会是更积极的抗争，而是力求回避。佛正好给王维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给予他的心灵一个休整的港湾。从此，他一边做官，一边信佛，度过了余生。他不再有政治激情，也不因政治失意而悲天悯人了。他顺从了这个社会，半官半隐的王维变得世故起来。做官时他或装聋作哑绝不表态，或发言玄远不知所云，一副超脱尘世的姿态。这种谁也不得罪的“中庸之道”不仅避免了官场的倾轧，而且也不用担心权力的更迭，练就成这政坛之不倒翁。王维晚年的官越做越大，还以“待罪之身”而晋升为丞相，这可以说与他信佛（实质是委曲求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面，他的为官又为他的信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唐时官员的俸禄还是比较高的，王维能够在长安附近的辋川买一幢别墅，逍遥自在的吃斋念佛，全无衣食之忧，还博得了雅人的名号，闲余时还写一写不关时事的诗歌，抒发人生感悟，实乃生活之一大快乐！虽然他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似乎想让世人明白他是真的历尽人间苦难而看破红尘，不过他恐怕还是欲借所谓的彼岸世界而曲折地找到了此岸世界的平静与欢乐吧。
①《唐代士大夫与佛教》，郭绍林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汉唐文学的嬗变》，葛晓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儒佛道与传统文化》，《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最后的贵族:从闻一多论王维谈起》，载于《文学评论》1999年青年学者号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⑥《佛经文学粹编》，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⑦《王摩诘全集笺注》，[清]赵松谷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学术界一般认为王维精研佛理，奉佛虔诚，是一位地道的佛信徒。但是，我们透过安史之乱，透过他在这场闹剧中与其“禅”境不相符合的表现，看到王维身上的“佛性”实在是那样微不足道，“佛”只是他贵族生活中的一剂调料，是他标榜卓立不群的一个道具，当在大义面前正需要考验“佛性”的时候，这一切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果我们用一种客观而审慎的态度和眼光去看，也许，那时的王维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有几分仙气的神秘人物，而是一个在考验面前有些退缩、有几分世故的普通人，从而暴露出隐藏在他身上文人的某些个性弱点。
一、王维身上最足的是他的贵族气
闻一多先生曾说：“唐初诸家但有华丽而无秀雅，贵族但有其表，而灵魂就尽已。王维最后明星，……后世学盛唐，永无可效，诗与贵族烟消云散故也。杜可学，李有时可能，惟王不可能。”
说王维其人其诗皆是最后的贵族，恰如其分。王维一生未离仕宦，长期为官，熟谙为官之道，为人能屈能伸，难脱官场气，诗歌风格亦散发出贵族气，因此他的命运与同时代的李白杜甫大相径庭。李杜都是功名不就之人。李白跌宕不羁，恃才傲物，自诩太白仙人，虽在长安奋斗了三年，曾叫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终因开罪权贵而被赐金还山，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感慨；杜甫是一心向儒，可惜命运不济，在长安拼搏了十年，才得了个河西县尉的九品官衔，后又漂泊西南十多年，病死于湖南湘岳间的一条破船上。
相比之下，王维幸得权贵提携，求功名、入仕途要通过成功应举，可谓少年得意。
从结交权贵中尝到了甜头，使王维越发要写一些让那些王侯满意的诗文来，甚至把弟弟也带上，兄弟一起闯天下。《旧唐书》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佑、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侍之如师友。……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章，卿可进来。”能得到贵族集团乃至最高统治者赏识的诗，自然难免弥漫着贵族气。据说王维晚年曾将其诗十删其九，删的恐怕正是这些他自己看了也脸红的早年之作。
在一定程度上，王维的诗风与画风相通相融。正如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不过王维绘画的真迹早已失传，只有依据后人的记载略知一二。其画体现了雅逸清幽的佛般的境界，深得文人雅士的推崇。其个中原因莫过于画家和观画者心灵相遇罢了。能算得上知音，心境或相似或相补。北宋词人秦少游在汝南作官时曾患肠疾，他的朋友带着一卷王维的《辋川图》前来探望，秦少游在枕上细细观看，“恍然若与摩诘入辋川，度华子冈，经孟城坳，憩辋口庄，泊文杏馆，上斤竹岭，并木兰柴，……棋弈茗饮，或赋诗自娱。”真是一派贵族悠闲自得雅兴无量的气派。与王维如此投机的秦少游是北宋以后几百年来被世人称为第一流的正宗婉约词家。其词多以描写男女恋情和本人不幸身世为主，感伤色彩浓重，风格柔婉，金人元好问称之为女郎诗，近人王国维称他“古之伤心人也”。王维的画能引起疾病中秦观的共鸣与入画，大概是画中独特的佛境与豪华的贵族气派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贵族身上沾染的大都是人性的弱点。这不仅在王维的诗中有所反映，而且我们从他的仕途追求中更能看出政治强势下人性的孱弱和退忍。
王维以其贵族气的高华秀雅得到了高层统治集团的认可，可惜官运并不亨通。举进士后，为大乐丞，随后因故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这时，他向当朝宰相张说献诗请求援引（见《上张令公诗》），虽说是附庸风雅，但却显得有点阿谀奉承。可是张令公没有领情，王维在济州于是呆了约6有年。升官无望后，王维便隐遁山林，隐逸于嵩山，有《归嵩山作》、《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若》等诗为证。王维隐居，在清静空茫中心又不甘。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作诗《献始兴公》，他后来被擢升为右拾遗。两年后张九龄罢相，王维又失去了政治依靠，他再次沉浸到佛家的虚空境界中去了。
王维的政治生命在进守与归退中交替轮回，他深知身在官场内外的辛酸与痛楚。他奉佛研佛也说明他大彻大悟宦海沉浮、人生无常之真谛。信佛，旨在修身养性。但浓烈的贵族气熏陶过的一介文人诗家，在面对安禄山叛军的威逼利诱时，没有作出大义凛然的惊人之举。他的反抗就是服药装哑，再假以“以诗明志”，以明哲保身。这种文人式的苍白无力的举动说明王维想反抗而又不敢公开反抗，不能展示大诗人在国破家亡时的傲骨与气概。它所暴露的恰恰是王维那种贵族环境所熏染出的软弱性。
二、诗佛也难掩其世俗气
唐代士大夫信佛的人不胜枚举，因为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本身就是佛教的鼎盛期,王维其实并不算特殊。为了了解士大夫崇佛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串文人以及其习经的体验。这些人的名气与地位均不逊于王维。白居易早年即“栖心释梵，通学小中大乘法”，据他的《与济法师书》、《华严经社石记》等诗自注，可知他读过的佛教典籍有《维摩经》、《首楞三昧经》、《法华经》、《法王经》等，他在《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表现了自己对佛典的高度娴熟程度。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的《晨诣超师院落读禅经》一诗，叙述了自己的读经活动，诗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青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从这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佛理的研究和探讨与王维难分伯仲。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难以找出一个对佛教知识一无所知的士大夫。即使对佛教持否定态度的人，他们对佛教理论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唐朝士大夫中，裴休最号为奉佛，退之（即韩愈）最号为毁佛。韩愈对毁佛可谓不余遗力，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韩愈力谏，差点掉了脑袋，经同僚多方营救，被贬潮州刺史。韩愈与佛势不两立，仍然大量地与僧人交往。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与他相知的僧人有景常、元惠、文畅、广宣等十余人。命运也有捉弄人的时候，韩愈因反佛而被贬潮州，到了潮州他却偏偏和大颠和尚很投缘。
唐代士大夫的崇佛说明佛已经走向了世俗化。信佛并不意味着脱俗出世，我们不能以信佛与否来评定信奉者的人品高洁，或者圣化之。王维的信佛比众多文人显得更虔诚，引起后人关注：他在生活上向佛门学习，即断荤血，食蔬菜，妻亡不续娶，焚香枯坐，坐禅诵经，诸如此类。倘若王维耐得住几十年如一日的清苦生活，怎么就抵制不住叛军一时的威逼利诱呢？佛常以四大皆空告诫我们节制欲望；佛点化众生，生即痛苦，而死才是彻底的解脱，才能在“涅”中永生。王维在他作的《能禅师碑》中写到“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则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见，见无可取，法则常如。世之至人，有证于此，得无漏不尽漏。”字词之间，把生死看得如此之透，为何却舍不掉这本无的“空”呢？人云一念之间即有佛性，那他在一念间接受伪职除了身不由己，又有何托辞呢？与王维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也是个信佛之人，他的许多书法作品都是与佛教相关的。但是面对安史之乱，颜真卿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安禄山叛乱时，颜为平原太守，他联合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奋起抵抗，河北一带十七郡纷纷响应，推他为盟主。他们的顽强抗争挫伤了叛军的锐气。到了唐德宗时，李希烈也发动叛乱，这时颜真卿已年近八旬，受朝廷指派，到许州去劝降。他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向李希烈晓以大义，企图说服他改恶从善，但没能奏效。李希烈将其拘留，声言要活埋他，他怡然自得，毫不畏惧，李又积薪沃油，他于是投身赴火，毫不犹豫。他宁死不屈，终被李缢杀。颜真卿大义凛然的气度与王维的装聋作哑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我们更能看清，王维的佛性在骇然剥离的瞬间他那颗跟普通人一样脆弱的灵魂。
三、王维仕伪职与个性的软弱
王维仕伪职，照理是要杀头的。他能够幸免，其诗作帮了大忙。他在伪职期间作过一首《凝壁池》的诗表明其心念旧恩。再者，有人甘愿充当替罪羊，保他不死。其弟王缙有战功愿削官替兄赎罪。王维死后王缙还把王维的诗整理成集并付印，王维也写过一些表达兄弟情深的诗篇，他还向肃宗上了篇《责躬荐弟表》，极力推荐王缙，说他有“五长”，王维临终之际，“以缙在凤阳，忽索笔作别缙书”。由此可见骨肉情深。不知是不是巧合，王缙也信佛。《旧唐书王缙传》载，王缙在代宗时贵为宰相，晚年奉佛尤盛。他和杜鸿渐都“舍财造寺无限极”。他的妻子死后，就舍道政城第宅造寺，度僧三十人住持。在地方官员入朝时，王缙请他们到寺中，“讽令施财，助己修缮，又令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贪猥之迹如市贾焉。”这是唐代士大夫中奉佛堪为贪鄙的典型，以舍财为出发点，以敛财为终极目的，与其说是崇奉佛教，无宁说是亵渎和玩弄佛教。情感深厚的兄弟是如此这般“信佛”。虽然我们不能以此类推就说王维与他有什么瓜葛（王维这时已去世），但这至少在王维信佛之纯洁性上投射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让世人迷惘。
从根本上讲，王维的入佛是他的思想逐步转变的结果，这种转变也几乎是中国大部分失意的文人都会碰到的问题。事实上，像王维这样一个贵族公子在优越的环境中长成，而又出仕顺利，名利兼收，对现实便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同时对理想破灭的承受能力也比较虚弱。一旦碰到不如意，多半不会是更积极的抗争，而是力求回避。佛正好给王维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给予他的心灵一个休整的港湾。从此，他一边做官，一边信佛，度过了余生。他不再有政治激情，也不因政治失意而悲天悯人了。他顺从了这个社会，半官半隐的王维变得世故起来。做官时他或装聋作哑绝不表态，或发言玄远不知所云，一副超脱尘世的姿态。这种谁也不得罪的“中庸之道”不仅避免了官场的倾轧，而且也不用担心权力的更迭，练就成这政坛之不倒翁。王维晚年的官越做越大，还以“待罪之身”而晋升为丞相，这可以说与他信佛（实质是委曲求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面，他的为官又为他的信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唐时官员的俸禄还是比较高的，王维能够在长安附近的辋川买一幢别墅，逍遥自在的吃斋念佛，全无衣食之忧，还博得了雅人的名号，闲余时还写一写不关时事的诗歌，抒发人生感悟，实乃生活之一大快乐！虽然他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似乎想让世人明白他是真的历尽人间苦难而看破红尘，不过他恐怕还是欲借所谓的彼岸世界而曲折地找到了此岸世界的平静与欢乐吧。
①《唐代士大夫与佛教》，郭绍林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汉唐文学的嬗变》，葛晓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儒佛道与传统文化》，《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最后的贵族:从闻一多论王维谈起》，载于《文学评论》1999年青年学者号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⑥《佛经文学粹编》，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⑦《王摩诘全集笺注》，[清]赵松谷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