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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6000例。专家认为，凉山的艾滋儿童问题，要比河南严重得多
盘山公路从西昌市东部螺旋上升，从海拔1500米渐渐升至平均2300米的高地。气温渐渐有所降低，披着察尔瓦的、皮肤黝黑的男女陆续出现，昭觉县城快到了。
深蓝色、白色的察尔瓦给人留下的感觉是神秘和静谧。已经是11月了，地里的作物早已经收割完毕。大人们似乎已经清闲下来，围坐闲聊，随处可见小孩子们在路边玩耍，鸡、狗、牛都在闲荡。一条狗大模大样地躺在路中央。一名身披察尔瓦的老人站在河边默默注视着河水。群山环绕，白云飘渺。
与此不同的是，公路旁的土墙，民居的墙上，用石灰刷的大字“防艾滋，人人有责”等，比比皆是。原来在这片有着浓郁风情和曼妙歌声的土地上，毒品和艾滋正无声无息地四处肆虐。
作为彝族服饰之乡，水草丰茂的昭觉县是毒品和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2007年10月，昭觉县的HIV感染者有2038人，孤儿总数为1181人。
邻近的布拖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截至2007年底，全县HIV感染者达2215人，2452名孤儿占了布拖县城总人口的2%。
布拖被誉为火把之乡，早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每年7月的火把节，来到这里的游人、背包客络绎不绝，宾馆是早就住不下的。火把节过后，游客、外国人作鸟兽散，布拖县专门为火把节建立的高台空无一人。
布拖宾馆服务员经常警告客人，晚上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吸毒的人很多，他们抢劫，杀人，治安很乱。”
“同伴教育”
10天一次的集市。一大早，村民们把猪啊、牛啊、羊啊、马啊都从家里赶了过来。小孩子或者老太太怀里抱着一只鸡，等待着有人卖走。镇上熙熙攘攘的。
彝族人好酒，青年男子在路边端着酒瓶喝酒。有人聚在一起，赌些1-5块的小钱。盛装的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若是见到陌生人注视她们，便害羞地把头别过去，轻轻地笑。
据说，彝族人的婚前性行为十分自由。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几率也很高。阿芝则要教会同伴预防性病和使用避孕套。
19岁的阿芝是木渣洛村村长的女儿，她热情善良，汉语说得很好，是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当地一家NGO组织)的“同伴”教育者。每晚7点到9点，她和她召集起来的青年男女一起在一个大房子里度过。她通常是给他们发问卷，里面是关于性病和艾滋病的常识。然后大家一起做游戏，他们学会克服社交障碍，并且讲授毒品和艾滋的知识。
她说，如果你不能不吸毒，你一定不要打针；如果你不能不打针，一定不要共用针头；如果你不能不共用针头，就一定要消毒；如果你不会消毒……
一个19岁的赤着上身的少年与阿芝擦肩而过，他要到河边去洗头。阿芝说，那名少年父亲在外打工，吸毒后染上艾滋，感染了他的母亲。5个月前，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大概是觉得羞耻，不愿意提这样的事情，也不配合中心的同伴教育。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今年村子里打谷子的时候，一个月死了6个人，都是30岁左右的青壮年。
阿芝说，自己的父亲以前也吸毒，但是十几年前成功戒掉了，还因为组织村里人戒毒，当上了村长。她说，如果父亲不戒毒，也会死去。
阿果和四个孤儿
大部分的彝族人过的是彝年而不是春节。彝年大约在11月中下旬，具体日子由每个地方的毕摩用彝族历法算出。
11月21日，昭觉县竹核乡木渣洛村的村民开始过彝年。村民一大早爬起来，各家各户开始“打牲”，杀猪。猪被捆绑，放血，嘶叫了一会就没了声息，不一会就被开膛，白花花的大肠热腾腾地滚了出来。杀猪的人掏出猪胆，举起来，眯着眼看胆囊的形状，胆汁的多少。据说这样可以看出一年的运气。一会儿，他们还要拜祖先，吃坨坨肉，大口喝酒。
28岁的阿果和她的4个孩子却不打算过彝年了，因为家里没有“过年猪”。
屋子中央支着一口锅，里面有白菜和土豆。那已经是比较好的伙食了。已经很久没吃过肉。家里只有土豆，堆在昏暗的角落里。一只很小很小的猫走来走去。
4个小孩子里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出生一年，紧紧地抱着母亲。孩子们围着母亲嬉戏，阿果脸上不时泛起笑容。
4年前，他们的父亲已经感染艾滋病去世。年仅27岁。
他没有出去打过工。阿果甚至不清楚他是怎么感染上的。
她疑心自己也感染了艾滋。一年前她去乡里检查过，抽了两回血，但是乡里至今没告诉她检查结果。所以她每天担心自己和孩子。
但她认为，也许不知道比知道了要好。她深深地埋下头，轻声说，她也不抱什么希望。
石子和她的奶奶
石子说她已经11岁。但按照汉人的算法，她其实才10岁。她有着清秀的脸庞和狭长的眼睛。第一次看到她，她穿着校服在“福慧班”(一个加拿大慈善组织建立的孤儿班)上课。
她坐在第一排，手背在后面，认真地回答老师的问题。石子很喜欢学校，学校发给她校服，一套秋衣秋裤，过冬的棉衣，鞋子和书包，还有牙膏、袜子等生活用品，一个星期能吃两顿肉。为了能够进入福慧班，她还特意留了一级。她喜欢学习，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她和奶奶的家里。她刚从河边洗衣服回来。趁着阳光，她们在平地上晒苞谷，石子把洗干净的校服晾了起来。
石子的母亲5年前因为艾滋病死亡。她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而去年11月，父亲也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她已经开始代替奶奶劳动，挑水，喂猪，看家护院。
石子的奶奶67岁，个子很瘦小，窄窄的脸，指甲漆黑。她的左手，因为去炸鱼，被炸掉了三根手指。
“儿媳妇生病的时候，家里没钱治病，娘家把她接回去5天就死了，悄悄烧了。”
石子的父亲发病时，腹涨，身上长了很多脓包，积了很多腹水，只好请医生来抽，抽完了，肚子又涨起来。他痛得差点把家具烧了。
最多的一次，他抽了30多斤的腹水，最少的一次也有15斤。
由于天天请人来抽腹水，石子的奶奶都感到“不好意思”起来。石子的父亲对石子的奶奶说，你把我照顾好了，我女儿长大了，会报答你。还有，不要让石子结娃娃亲，怕将来没钱赔偿。石子的父亲终于在去年11月结束了所有的痛苦。
已经不是第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13年前，大儿子去成都，染上了毒瘾，找不到毒品，回家十几天，上吊自杀了，死的那年19岁。
凉山彝族有“死给”的传统，即通过自杀来表示愤怒、屈辱、抗议和报复。因服用毒品导致家庭纠纷和社会冲突，凉山的自杀人数约占死亡总数的10%。父母亲的自杀是导致产生孤儿的重要原因之一。
3年前，小儿子也是吸毒，被戒毒协会的人抓走了，在昭觉的戒毒所里关了4个月，忽然有一天，有人把他的骨灰送了回来，说是生病带去输液，用药过量昏死过去。石子奶奶至今不相信他们说的理由。
奶奶拿出了小儿子的照片，那是他生前最好的一张。照片中的青年戴着一顶红色的建筑工人的帽子，微笑着。他死的那年22岁。
石子是第一次听奶奶讲起父亲和叔伯们的故事。她的眉心渐渐蹙起来，露出一丝哀愁。
墙上挂着破的镜子，还剩下半个“喜”字。前年，一个外国阿姨给了石子一个相机，让她去拍照。后来，那个“外国阿姨”把相机带回了北京，在那里做了一次展览。
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一对一地资助石子，每个月给她寄来150元。不久前，女孩子来到石子家见到了她和奶奶。墙上挂着一个书包，便是那个女孩送给石子的，书包上的标签，石子没舍得撕下来。
在凉山州，90%的孤儿的父母死于由吸毒感染的艾滋病及相关疾病。石子是典型的父母双亡、隔代抚养的例子。按照彝族的传统，父母双亡的孩子应该由叔伯收养。但是由于叔伯也无力抚养孩子，只能由他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收养。
父母一方死亡的家庭比较多。这些儿童虽然还有父亲或母亲，但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大多数已经改嫁或者出走，不再管自己的小孩。
几年前，为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筹建“爱心班”一事，彝族姑娘吉洪阿敏在昭觉地区寻访孤儿，徒步走到11公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子，看见两个失去双亲的孩子住在潮湿、黑暗、狭小的土屋里，所有的粮食只有两串玉米，几个萝卜，挂在门前的核桃树上。更令她震惊的是：这样的孤儿在凉山遍地都是！
中心的金小姐进一步告诉记者，在凉山，因为毒品、艾滋等问题产生的孤儿有8000个，而能够得到救助的不足2000人。
在当地山寨，很多青壮年去世，剩下的往往是老人和孩子。
凉山毒品传播泛滥途径
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199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凉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多人；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0例。
一名NGO的工作人员说，疾控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与艾滋病流行的实际情况尚存在差距。有数据说，拥有近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自治州，实际感染HIV人数不少于2万人。
有研究者认为，当地每个感染者后面，至少还有3个隐藏的感染者。志愿者吉洪阿敏有次访问她的表弟，一名艾滋感染者，惊讶地发现他身后还有13名共用针管的感染者。她完全不能估计感染者究竟有多少。
彝族学者马林英在《凉山毒品问题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中指出，早在1980年代末，凉山彝族自治州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中转地和集散地，许多大宗毒品都经四川与云南接壤的攀枝花、凉山、宜宾、泸州、甘孜等地进入，在成都、西昌等大、中城市中转，并对整个西南地区构成影响。
198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彝族青年开始背井离乡到成都、攀枝花、昆明等地打工。他们大多不懂汉语，有的捡垃圾，有的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往往干不上几个月。后来，不少彝族人在城市街角和郊区形成聚落，有人开始偷盗、抢劫，甚至铤而走险，贩卖毒品。
凉山女毒贩甚至将婴儿偷骗、拐卖，或直接利用婴儿来参与贩毒。大温泉村的阿牛夫妇在2002年携带他们1岁的儿子外出贩毒，至今未归。毒枭往往利用孕期妇女贩毒，甚至是还差一个月就生产的妇女，“警察没法抓她们，一抓就流产。”一名妇女为了贩毒连生了9个孩子。“这些人似乎对性命毫不在乎。收容所里太多了，只好遣送回乡，送都送不完，没得办法。”
贩毒者受到社会的歧视，承担的风险很高，精神高度紧张，为了缓解压力，他们也开始吸毒。
大约在1990年代前期，外流人员开始把当地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的海洛因带回凉山。一名吸毒的村民说，“那些在外打工的人，还有经常出差的干部把这些东西带回来，说可以治病。”
木渣洛村的长老说，“我也抽过海洛因，是因为咳嗽，有豌豆粒那么大，花了15元钱，吸完后脚酸手软。喝酒后这些症状被压下去了。”
彝族人的传统是为人慷慨大方，有了好东西，一定要和兄弟朋友一起分享，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在木渣洛村，记者发现，抽烟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不仅男子抽烟，中年妇女甚至少女也在旁若无人地抽烟，儿童吸烟也屡见不鲜。
昭觉县宣传部的一名汉族工作人员说，吸毒在当地一度很时尚，彝族人把毒品用来炫富，朋友到家里玩，请人吸一口毒品，是表示好客和有钱。许多年前，有家人的毒品丢失，还到公安局报了案，而公安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还积极配合查找。
海洛因因此而流行。“先是跟自己的兄弟吸，后来介绍给朋友吸。吸着吸着就上瘾了，没有钱买，就去找亲戚借，借不到，就开始偷家里的东西拿去卖……”
过去，凉山彝族并不注重敛财，也不讲究吃穿，以偷摸为耻，性交易对他们来说更是匪夷所思。而现代化的公路、电视，接着是毒品，改变了传统的观念。
艾滋病感染
伴随着毒品的流行，艾滋病疫情在凉山正向一般人群中扩散。艾滋孤儿也因此大范围出现。
当地彝族早婚早育，在民族政策的允许下，每个家庭普遍生育2-4个孩子。感染艾滋病的生育妇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儿童感染，使得母婴传播在当地比较普遍。有专家认为，凉山因为毒品、艾滋病造成的孤儿和艾滋儿童的问题，要比河南等地严重得多。
在木渣洛村，记者看见一个婴儿在劳作的母亲背上号啕大哭。几个月前，该妇女的丈夫因艾滋病去世，而她也因为感染艾滋病不能为孩子晡乳，又没有钱买奶粉，婴儿因此哭闹不止。
有一名在爱心班就读的孤儿，父亲消失了10年，如果外人问起父亲，他会说，我恨他。忽然有一天，父亲给他寄来了100块钱。而当工作人员问他父亲目前在哪里时，他会缄口不言，或者说不知道。金小姐说，他心里还是会保护自己的父亲。
木渣洛村的9岁孤儿阿黑，父亲早就不知去向，“阿黑”是母亲取的名字。她生下他5个月后，就改嫁到了山西。阿黑6岁时，山西传来消息，说他的母亲也因感染艾滋病去世。他的外祖母说，阿黑聪明伶俐，去山西奔丧，见到母亲现任的丈夫就立刻叫“爸爸”，对方家人均十分感动。
阿黑在木村的“福慧班”(NGO组织为凉山孤儿设立的班)上小学。他坐在倒数第二排的角落位置，神情专注。那天，老师在上数学课，记者看到穿着红色校服、带着时髦鸭舌帽的阿黑也积极回答问题，并且到黑板前做加减法运算。
传统的彝族人是不会嫁给汉人的。但由于近年来村里吸毒的彝族青年太多，少女们开始选择远嫁汉区，如嫁往绵阳、内江、山西等。而就算已经结婚，丈夫失踪或者死亡的妇女也会选择遗弃孩子，远嫁她乡。阿黑的母亲便是其中一例。
外祖母提起病故的女儿就忍不住掉眼泪。她说，虽然女儿和朋友一起吸毒，感染了艾滋病，但非常孝顺，每次回家都会主动帮她做家务。她非常怀念这样的女儿。
研究凉山艾滋病问题的中央民族大学侯远高教授说，在凉山，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高于其他人群。艾滋病感染者基数很大，吸毒人员性伴侣比较多，婚前性自由等都是原因。彝族社会没有对艾滋病感染者回避或隔离的意识。他们娶妻生子，性生活中很少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其配偶、子女和性伴的感染几率较高。
“死亡”是凉山的常见词汇。我们走访的人家里，死人是司空见惯的。而他们谈起此事，似乎也十分习惯，态度温和，语气轻柔。死生事大，在这里却变得轻易。
一个彝族女孩对记者说，那是彝族人对死亡的态度比较超脱。她的男友直言不讳地说，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孤儿的困境和民族自救
毒品和艾滋病影响下的孩子，基本生存无法保障，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有些孩子住在即将倒塌的危房中。大量的
孤儿失学在家，女童尤甚。
疾病时常侵扰儿童，却无钱医治。而且他们过早承担家庭重担，7、8岁的儿童就开始负责照顾弟弟妹妹；10岁的儿童就开始干活：背肥、砍柴、放牛、打猪草、饲养牲畜等等。由于处境特殊，孤儿的心理容易孤僻、敏感、自闭、早熟。
有的甚至开始涉毒。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张丽华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有些孤儿从小在吸毒父母的影响下接触毒品，有的在7、8岁的时候就已经熟练地使用注射器吸毒。在成都、西昌等城市的街头，有的流浪儿童在街头乞讨、捡破烂、盗窃甚至是抢劫，参与毒品交易。”
“我14岁时由于感冒，母亲给我吸了一点海洛因，还告诉我吸了后感冒自然会好，但我吸了后并没好转，后来我自己到街上买了10片去痛片吃，才彻底好转。之后母亲叫我贩毒，让我带着毒品趁晚上时到乡上去卖，从此，我开始偷母亲放在家里的毒品吸。”一个吸毒者自述吸毒史时说。
这几年，凉山民政局和妇联为救助凉山孤儿作出了极大努力。昭觉县从2002年起，采用“借猪还猪”的办法进行救助，即“每户一只小母猪，每个孩子两只母鸡”。仅2006年，昭觉县妇联就对尼木祝黑等两个乡的22名艾滋病感染者及特困孤儿家庭发放了价值1万元的母猪和母鸡。
截至2006年末，虽然凉山州民政局已对近2000名孤儿进行救济，但仍有更多孤儿尚需救助。妇联的一名同志说，“我们非常想多开展一些救助项目，但每年拨给我们的经费只有1万多元。
NGO成了政府的有力助手。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于2005年创建“爱心班”，中心为40名孤儿购置了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发给每人每月40元生活补贴。今后3年，中心不仅提供生活费，还提供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包括床、被褥、衣物、文具等等。几年来，“爱心班”的模式得到了更大的认可，更多的慈善基金和NGO组织参与了进来。
一名NGO的工作人员表达了她的疑虑：“爱心班”、“福慧班”能够资助的孤儿有限，一个又一个的NGO组织来了又回，项目结束后，凉山还在那里，孤儿还在那里，新的孤儿也会产生，他们必然会在成长过程里成为社会的“另类”，他们未来怎么办？
“必须民族自救。”NGO工作人员、彝族青年罗洪木果说。他原来是新华网凉山站的记者，几年前到凉山做社会调查，为他见到的孤儿遭遇所震惊。他辞了职，与女友一起投身于凉山孤儿的救助中。他说，“要看这个民族有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了。”
我们离开凉山的时候，天黑了，整个村寨几乎看不到灯火，落入一片黑暗之中。
在这片安静的土地上，死亡像一个无处不在的阴影。
披着察尔瓦的、忧郁又羞涩的、住在高山之上的、有着无比美妙的歌声的民族。
留下将近8000个失去父母、内心幽闭的孤儿。
盘山公路从西昌市东部螺旋上升，从海拔1500米渐渐升至平均2300米的高地。气温渐渐有所降低，披着察尔瓦的、皮肤黝黑的男女陆续出现，昭觉县城快到了。
深蓝色、白色的察尔瓦给人留下的感觉是神秘和静谧。已经是11月了，地里的作物早已经收割完毕。大人们似乎已经清闲下来，围坐闲聊，随处可见小孩子们在路边玩耍，鸡、狗、牛都在闲荡。一条狗大模大样地躺在路中央。一名身披察尔瓦的老人站在河边默默注视着河水。群山环绕，白云飘渺。
与此不同的是，公路旁的土墙，民居的墙上，用石灰刷的大字“防艾滋，人人有责”等，比比皆是。原来在这片有着浓郁风情和曼妙歌声的土地上，毒品和艾滋正无声无息地四处肆虐。
作为彝族服饰之乡，水草丰茂的昭觉县是毒品和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2007年10月，昭觉县的HIV感染者有2038人，孤儿总数为1181人。
邻近的布拖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截至2007年底，全县HIV感染者达2215人，2452名孤儿占了布拖县城总人口的2%。
布拖被誉为火把之乡，早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每年7月的火把节，来到这里的游人、背包客络绎不绝，宾馆是早就住不下的。火把节过后，游客、外国人作鸟兽散，布拖县专门为火把节建立的高台空无一人。
布拖宾馆服务员经常警告客人，晚上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吸毒的人很多，他们抢劫，杀人，治安很乱。”
“同伴教育”
10天一次的集市。一大早，村民们把猪啊、牛啊、羊啊、马啊都从家里赶了过来。小孩子或者老太太怀里抱着一只鸡，等待着有人卖走。镇上熙熙攘攘的。
彝族人好酒，青年男子在路边端着酒瓶喝酒。有人聚在一起，赌些1-5块的小钱。盛装的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若是见到陌生人注视她们，便害羞地把头别过去，轻轻地笑。
据说，彝族人的婚前性行为十分自由。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几率也很高。阿芝则要教会同伴预防性病和使用避孕套。
19岁的阿芝是木渣洛村村长的女儿，她热情善良，汉语说得很好，是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当地一家NGO组织)的“同伴”教育者。每晚7点到9点，她和她召集起来的青年男女一起在一个大房子里度过。她通常是给他们发问卷，里面是关于性病和艾滋病的常识。然后大家一起做游戏，他们学会克服社交障碍，并且讲授毒品和艾滋的知识。
她说，如果你不能不吸毒，你一定不要打针；如果你不能不打针，一定不要共用针头；如果你不能不共用针头，就一定要消毒；如果你不会消毒……
一个19岁的赤着上身的少年与阿芝擦肩而过，他要到河边去洗头。阿芝说，那名少年父亲在外打工，吸毒后染上艾滋，感染了他的母亲。5个月前，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大概是觉得羞耻，不愿意提这样的事情，也不配合中心的同伴教育。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今年村子里打谷子的时候，一个月死了6个人，都是30岁左右的青壮年。
阿芝说，自己的父亲以前也吸毒，但是十几年前成功戒掉了，还因为组织村里人戒毒，当上了村长。她说，如果父亲不戒毒，也会死去。
阿果和四个孤儿
大部分的彝族人过的是彝年而不是春节。彝年大约在11月中下旬，具体日子由每个地方的毕摩用彝族历法算出。
11月21日，昭觉县竹核乡木渣洛村的村民开始过彝年。村民一大早爬起来，各家各户开始“打牲”，杀猪。猪被捆绑，放血，嘶叫了一会就没了声息，不一会就被开膛，白花花的大肠热腾腾地滚了出来。杀猪的人掏出猪胆，举起来，眯着眼看胆囊的形状，胆汁的多少。据说这样可以看出一年的运气。一会儿，他们还要拜祖先，吃坨坨肉，大口喝酒。
28岁的阿果和她的4个孩子却不打算过彝年了，因为家里没有“过年猪”。
屋子中央支着一口锅，里面有白菜和土豆。那已经是比较好的伙食了。已经很久没吃过肉。家里只有土豆，堆在昏暗的角落里。一只很小很小的猫走来走去。
4个小孩子里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出生一年，紧紧地抱着母亲。孩子们围着母亲嬉戏，阿果脸上不时泛起笑容。
4年前，他们的父亲已经感染艾滋病去世。年仅27岁。
他没有出去打过工。阿果甚至不清楚他是怎么感染上的。
她疑心自己也感染了艾滋。一年前她去乡里检查过，抽了两回血，但是乡里至今没告诉她检查结果。所以她每天担心自己和孩子。
但她认为，也许不知道比知道了要好。她深深地埋下头，轻声说，她也不抱什么希望。
石子和她的奶奶
石子说她已经11岁。但按照汉人的算法，她其实才10岁。她有着清秀的脸庞和狭长的眼睛。第一次看到她，她穿着校服在“福慧班”(一个加拿大慈善组织建立的孤儿班)上课。
她坐在第一排，手背在后面，认真地回答老师的问题。石子很喜欢学校，学校发给她校服，一套秋衣秋裤，过冬的棉衣，鞋子和书包，还有牙膏、袜子等生活用品，一个星期能吃两顿肉。为了能够进入福慧班，她还特意留了一级。她喜欢学习，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她和奶奶的家里。她刚从河边洗衣服回来。趁着阳光，她们在平地上晒苞谷，石子把洗干净的校服晾了起来。
石子的母亲5年前因为艾滋病死亡。她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而去年11月，父亲也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她已经开始代替奶奶劳动，挑水，喂猪，看家护院。
石子的奶奶67岁，个子很瘦小，窄窄的脸，指甲漆黑。她的左手，因为去炸鱼，被炸掉了三根手指。
“儿媳妇生病的时候，家里没钱治病，娘家把她接回去5天就死了，悄悄烧了。”
石子的父亲发病时，腹涨，身上长了很多脓包，积了很多腹水，只好请医生来抽，抽完了，肚子又涨起来。他痛得差点把家具烧了。
最多的一次，他抽了30多斤的腹水，最少的一次也有15斤。
由于天天请人来抽腹水，石子的奶奶都感到“不好意思”起来。石子的父亲对石子的奶奶说，你把我照顾好了，我女儿长大了，会报答你。还有，不要让石子结娃娃亲，怕将来没钱赔偿。石子的父亲终于在去年11月结束了所有的痛苦。
已经不是第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13年前，大儿子去成都，染上了毒瘾，找不到毒品，回家十几天，上吊自杀了，死的那年19岁。
凉山彝族有“死给”的传统，即通过自杀来表示愤怒、屈辱、抗议和报复。因服用毒品导致家庭纠纷和社会冲突，凉山的自杀人数约占死亡总数的10%。父母亲的自杀是导致产生孤儿的重要原因之一。
3年前，小儿子也是吸毒，被戒毒协会的人抓走了，在昭觉的戒毒所里关了4个月，忽然有一天，有人把他的骨灰送了回来，说是生病带去输液，用药过量昏死过去。石子奶奶至今不相信他们说的理由。
奶奶拿出了小儿子的照片，那是他生前最好的一张。照片中的青年戴着一顶红色的建筑工人的帽子，微笑着。他死的那年22岁。
石子是第一次听奶奶讲起父亲和叔伯们的故事。她的眉心渐渐蹙起来，露出一丝哀愁。
墙上挂着破的镜子，还剩下半个“喜”字。前年，一个外国阿姨给了石子一个相机，让她去拍照。后来，那个“外国阿姨”把相机带回了北京，在那里做了一次展览。
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一对一地资助石子，每个月给她寄来150元。不久前，女孩子来到石子家见到了她和奶奶。墙上挂着一个书包，便是那个女孩送给石子的，书包上的标签，石子没舍得撕下来。
在凉山州，90%的孤儿的父母死于由吸毒感染的艾滋病及相关疾病。石子是典型的父母双亡、隔代抚养的例子。按照彝族的传统，父母双亡的孩子应该由叔伯收养。但是由于叔伯也无力抚养孩子，只能由他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收养。
父母一方死亡的家庭比较多。这些儿童虽然还有父亲或母亲，但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大多数已经改嫁或者出走，不再管自己的小孩。
几年前，为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筹建“爱心班”一事，彝族姑娘吉洪阿敏在昭觉地区寻访孤儿，徒步走到11公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子，看见两个失去双亲的孩子住在潮湿、黑暗、狭小的土屋里，所有的粮食只有两串玉米，几个萝卜，挂在门前的核桃树上。更令她震惊的是：这样的孤儿在凉山遍地都是！
中心的金小姐进一步告诉记者，在凉山，因为毒品、艾滋等问题产生的孤儿有8000个，而能够得到救助的不足2000人。
在当地山寨，很多青壮年去世，剩下的往往是老人和孩子。
凉山毒品传播泛滥途径
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199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凉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多人；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0例。
一名NGO的工作人员说，疾控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与艾滋病流行的实际情况尚存在差距。有数据说，拥有近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自治州，实际感染HIV人数不少于2万人。
有研究者认为，当地每个感染者后面，至少还有3个隐藏的感染者。志愿者吉洪阿敏有次访问她的表弟，一名艾滋感染者，惊讶地发现他身后还有13名共用针管的感染者。她完全不能估计感染者究竟有多少。
彝族学者马林英在《凉山毒品问题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中指出，早在1980年代末，凉山彝族自治州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中转地和集散地，许多大宗毒品都经四川与云南接壤的攀枝花、凉山、宜宾、泸州、甘孜等地进入，在成都、西昌等大、中城市中转，并对整个西南地区构成影响。
198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彝族青年开始背井离乡到成都、攀枝花、昆明等地打工。他们大多不懂汉语，有的捡垃圾，有的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往往干不上几个月。后来，不少彝族人在城市街角和郊区形成聚落，有人开始偷盗、抢劫，甚至铤而走险，贩卖毒品。
凉山女毒贩甚至将婴儿偷骗、拐卖，或直接利用婴儿来参与贩毒。大温泉村的阿牛夫妇在2002年携带他们1岁的儿子外出贩毒，至今未归。毒枭往往利用孕期妇女贩毒，甚至是还差一个月就生产的妇女，“警察没法抓她们，一抓就流产。”一名妇女为了贩毒连生了9个孩子。“这些人似乎对性命毫不在乎。收容所里太多了，只好遣送回乡，送都送不完，没得办法。”
贩毒者受到社会的歧视，承担的风险很高，精神高度紧张，为了缓解压力，他们也开始吸毒。
大约在1990年代前期，外流人员开始把当地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的海洛因带回凉山。一名吸毒的村民说，“那些在外打工的人，还有经常出差的干部把这些东西带回来，说可以治病。”
木渣洛村的长老说，“我也抽过海洛因，是因为咳嗽，有豌豆粒那么大，花了15元钱，吸完后脚酸手软。喝酒后这些症状被压下去了。”
彝族人的传统是为人慷慨大方，有了好东西，一定要和兄弟朋友一起分享，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在木渣洛村，记者发现，抽烟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不仅男子抽烟，中年妇女甚至少女也在旁若无人地抽烟，儿童吸烟也屡见不鲜。
昭觉县宣传部的一名汉族工作人员说，吸毒在当地一度很时尚，彝族人把毒品用来炫富，朋友到家里玩，请人吸一口毒品，是表示好客和有钱。许多年前，有家人的毒品丢失，还到公安局报了案，而公安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还积极配合查找。
海洛因因此而流行。“先是跟自己的兄弟吸，后来介绍给朋友吸。吸着吸着就上瘾了，没有钱买，就去找亲戚借，借不到，就开始偷家里的东西拿去卖……”
过去，凉山彝族并不注重敛财，也不讲究吃穿，以偷摸为耻，性交易对他们来说更是匪夷所思。而现代化的公路、电视，接着是毒品，改变了传统的观念。
艾滋病感染
伴随着毒品的流行，艾滋病疫情在凉山正向一般人群中扩散。艾滋孤儿也因此大范围出现。
当地彝族早婚早育，在民族政策的允许下，每个家庭普遍生育2-4个孩子。感染艾滋病的生育妇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儿童感染，使得母婴传播在当地比较普遍。有专家认为，凉山因为毒品、艾滋病造成的孤儿和艾滋儿童的问题，要比河南等地严重得多。
在木渣洛村，记者看见一个婴儿在劳作的母亲背上号啕大哭。几个月前，该妇女的丈夫因艾滋病去世，而她也因为感染艾滋病不能为孩子晡乳，又没有钱买奶粉，婴儿因此哭闹不止。
有一名在爱心班就读的孤儿，父亲消失了10年，如果外人问起父亲，他会说，我恨他。忽然有一天，父亲给他寄来了100块钱。而当工作人员问他父亲目前在哪里时，他会缄口不言，或者说不知道。金小姐说，他心里还是会保护自己的父亲。
木渣洛村的9岁孤儿阿黑，父亲早就不知去向，“阿黑”是母亲取的名字。她生下他5个月后，就改嫁到了山西。阿黑6岁时，山西传来消息，说他的母亲也因感染艾滋病去世。他的外祖母说，阿黑聪明伶俐，去山西奔丧，见到母亲现任的丈夫就立刻叫“爸爸”，对方家人均十分感动。
阿黑在木村的“福慧班”(NGO组织为凉山孤儿设立的班)上小学。他坐在倒数第二排的角落位置，神情专注。那天，老师在上数学课，记者看到穿着红色校服、带着时髦鸭舌帽的阿黑也积极回答问题，并且到黑板前做加减法运算。
传统的彝族人是不会嫁给汉人的。但由于近年来村里吸毒的彝族青年太多，少女们开始选择远嫁汉区，如嫁往绵阳、内江、山西等。而就算已经结婚，丈夫失踪或者死亡的妇女也会选择遗弃孩子，远嫁她乡。阿黑的母亲便是其中一例。
外祖母提起病故的女儿就忍不住掉眼泪。她说，虽然女儿和朋友一起吸毒，感染了艾滋病，但非常孝顺，每次回家都会主动帮她做家务。她非常怀念这样的女儿。
研究凉山艾滋病问题的中央民族大学侯远高教授说，在凉山，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高于其他人群。艾滋病感染者基数很大，吸毒人员性伴侣比较多，婚前性自由等都是原因。彝族社会没有对艾滋病感染者回避或隔离的意识。他们娶妻生子，性生活中很少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其配偶、子女和性伴的感染几率较高。
“死亡”是凉山的常见词汇。我们走访的人家里，死人是司空见惯的。而他们谈起此事，似乎也十分习惯，态度温和，语气轻柔。死生事大，在这里却变得轻易。
一个彝族女孩对记者说，那是彝族人对死亡的态度比较超脱。她的男友直言不讳地说，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孤儿的困境和民族自救
毒品和艾滋病影响下的孩子，基本生存无法保障，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有些孩子住在即将倒塌的危房中。大量的
孤儿失学在家，女童尤甚。
疾病时常侵扰儿童，却无钱医治。而且他们过早承担家庭重担，7、8岁的儿童就开始负责照顾弟弟妹妹；10岁的儿童就开始干活：背肥、砍柴、放牛、打猪草、饲养牲畜等等。由于处境特殊，孤儿的心理容易孤僻、敏感、自闭、早熟。
有的甚至开始涉毒。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张丽华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有些孤儿从小在吸毒父母的影响下接触毒品，有的在7、8岁的时候就已经熟练地使用注射器吸毒。在成都、西昌等城市的街头，有的流浪儿童在街头乞讨、捡破烂、盗窃甚至是抢劫，参与毒品交易。”
“我14岁时由于感冒，母亲给我吸了一点海洛因，还告诉我吸了后感冒自然会好，但我吸了后并没好转，后来我自己到街上买了10片去痛片吃，才彻底好转。之后母亲叫我贩毒，让我带着毒品趁晚上时到乡上去卖，从此，我开始偷母亲放在家里的毒品吸。”一个吸毒者自述吸毒史时说。
这几年，凉山民政局和妇联为救助凉山孤儿作出了极大努力。昭觉县从2002年起，采用“借猪还猪”的办法进行救助，即“每户一只小母猪，每个孩子两只母鸡”。仅2006年，昭觉县妇联就对尼木祝黑等两个乡的22名艾滋病感染者及特困孤儿家庭发放了价值1万元的母猪和母鸡。
截至2006年末，虽然凉山州民政局已对近2000名孤儿进行救济，但仍有更多孤儿尚需救助。妇联的一名同志说，“我们非常想多开展一些救助项目，但每年拨给我们的经费只有1万多元。
NGO成了政府的有力助手。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于2005年创建“爱心班”，中心为40名孤儿购置了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发给每人每月40元生活补贴。今后3年，中心不仅提供生活费，还提供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包括床、被褥、衣物、文具等等。几年来，“爱心班”的模式得到了更大的认可，更多的慈善基金和NGO组织参与了进来。
一名NGO的工作人员表达了她的疑虑：“爱心班”、“福慧班”能够资助的孤儿有限，一个又一个的NGO组织来了又回，项目结束后，凉山还在那里，孤儿还在那里，新的孤儿也会产生，他们必然会在成长过程里成为社会的“另类”，他们未来怎么办？
“必须民族自救。”NGO工作人员、彝族青年罗洪木果说。他原来是新华网凉山站的记者，几年前到凉山做社会调查，为他见到的孤儿遭遇所震惊。他辞了职，与女友一起投身于凉山孤儿的救助中。他说，“要看这个民族有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了。”
我们离开凉山的时候，天黑了，整个村寨几乎看不到灯火，落入一片黑暗之中。
在这片安静的土地上，死亡像一个无处不在的阴影。
披着察尔瓦的、忧郁又羞涩的、住在高山之上的、有着无比美妙的歌声的民族。
留下将近8000个失去父母、内心幽闭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