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弗鲁姆的《天降大任：惊世总统布什》(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由兰登书屋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弗氏盛赞布什诚实的品质，但是近来发生的错误情报事件，却令坚持民主原则的部分美国人怀疑总统的这种诚实
　　
　　戴维·弗鲁姆是小布什的前任总统演讲稿撰写人，此公对小布什的总统生涯进行了满怀深情的描述，大谈自己的老板如何地“蔑视政客们的说谎行径”。譬如，在准备录制第二天即将播出的广播录音时，总统开始读稿：“今天，我在加州……”然后，他会突然中断，颇带恼怒地说：“可我不在加州啊！”在弗鲁姆看来，这种做法的确有点书生气，但也不失为总统品质的体现，因此“国民尽可相信布什政府不会撒谎，不会欺骗公众”。
　　
　　现在看来，弗鲁姆先生实在是荒谬至极！
　　
　　在华盛顿录制广播，却说自己身在加利福尼亚，小布什或许天真烂漫地认为这是在说谎，而说谎是不对的。然而，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总统先生却未能发现误导了本国和世界的严重错误。正如我们所见，白宫把自己发动战争的理由建立在一批经过高度选择的“证据”基础之上。布什虽然发表声明，指控伊拉克试图从非洲购买铀，但总统及其参谋班子明明知道，这种指控即使不是无中生有，也是高度可疑的。
　　
　　在被问及上述指控为何能被写进总统的国情咨文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都坚持认为这一指控并非谎言。两位官员的论说显示出，他们正如总统一样，对于何谓说谎只有一种幼稚的字面上的理解。
　　
　　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是这样讲的：“英国政府了解到，萨达姆·侯赛因最近试图从非洲获得大批量的铀。”而其原始版本只是苍白无力地指出萨达姆曾试图从非洲买铀，这一版本遭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反对。白宫官员与中情局会商之后，建议把这句话改为“据英国政府报导，萨达姆·侯赛因曾试图从非洲买铀。”
　　
　　从字面意思上看，这事儿说得不错，因为英国政府的确报导过此事。但这无疑又具有误导性，因为中情局曾经告知英国政府他们的情报可能有问题。布什只援引英国政府未加证明的指控，却使赖斯和拉姆斯菲尔德都深信不疑。赖斯说“(总统的)声明准确无误，英国政府的确报导了此事。”拉姆斯菲尔德则认为布什的说法“在技术上是准确的”。
　　
　　事实上，即使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布什的声明也不够准确。布什不是单纯地说英国政府“报导”伊拉克曾试图从非洲买铀，而是说英国政府“了解”到此事。说某人“了解”到某事，就默认了他们所了解之事乃是真实的。试想，倘若英国政府说萨达姆是个爱好和平、准备给伊拉克带去民主的人，布什先生还会说英国政府“了解”到了这一点吗？
　　
　　抛开所谓“技术上准确”这种无力的辩护不提，退一步讲，即使总统的说法真的在技术上准确，它仍会有计划地误导各国，使他们认为伊拉克一直试图从非洲购买铀。而这才是严重得多的问题。因为布什及其政府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罪名是莫须有的。
　　
　　在错误情报事件成为公众话题之后，布什的表现再次给人以在道德上舍本逐末、避重就轻之感。一个有道德敏感性的人，认识到发动一场基于错误情报之上战争的严重后果，必将采取适当的措施。他应当确保美国公众得知错误是如何发生的，确保肇事者按照惯例受到应有的惩处，确保对事件做出可能的最好解释——承认这是高层的严重判断失误。
　　
　　但布什并未做出努力。问题公开化后，布什的反应只是谴责其批评者是一群“修正主义史家”，同时规避情报的可信性问题——正是借助了这些情报，布什发动了战争以达到驱除萨达姆的目的。后来，他又说中情局已经澄清了他的言论，好像这样就可免去自己所有的责任。在中情局局长特内特表示对错误情报事件承担责任之后，布什又说自己“完全”信任特内特和中情局，他认为事情会就此结束了。
　　
　　2000年总统大选中，出于对其诚实品格的信任，许多选民更为偏爱布什而不是阿尔·戈尔。在那些把“诚实”列为影响自己选择总统重要因素之一的选民中，有80%自称把票投给了布什。这些选民对克林顿深感厌恶，这不是因为他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之间的绯闻，而是因为克林顿在此事件中做伪证。
　　
　　无疑，克林顿的确撒谎了，他犯了错误。然而克林顿的谎言并没有把自己的国家带入一场夺取了数以千计国民生命的战争。可布什虽然口口声声地强调诚实的重要，却隐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这一谎言后果的严重恐怕已远远超出简单的道德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