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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出现在高中语文读本里。2007年9月1日起，北京9区县的高中语文读本中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替掉《陈焕生进城》，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替掉《孔雀东南飞》，教材推荐选修课部分收入了《新鲜的网络语言》……北京市语文教材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广泛争议……
教材是教师从事教学的载体和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基本对象和范例。语文教材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来存在正野之分和雅俗之辩。到底是意识形态领先，还是文学艺术挂帅，也存在很大争议。其实，哪些文学作品能够进入语文教材，这涉及到知识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赋予。
一、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强社会控制——学生不堪其重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客观、普遍、价值中立的，而是具有价值性的，知识总是受社会价值需要引导而生成。不仅所有的知识都受着价值引导，就是知识本身也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社会和人文知识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都是如此。这一点在人文社会领域表现明显，因为在该领域，不存在纯粹的事实与观察，有的只是价值建构的事实和价值引导的观察。课程知识也同样如此，它是特定主流阶层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人类知识进行选择的结果，总是为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所控制，体现一定的价值特性，并为特定社会服务。
语文教材是社会对学生进行祖国语言文字教育，培养思想品德的基本材料，是语文教育目标、课程标准的具体体现。任何语文教材都不可能包容所有的文学遗产，而只能是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对现有文学遗产有选择地加以筛选。也正是通过对知识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赋予，一部分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而另外一部分文学作品则慢慢消逝。所以，不同作家的作品能否进入课程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体现的是社会控制的原则。进入语文教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保存、传递文化，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中介，引导学生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文学作品借助教材也得以传承并成为文学经典。
语文教材中的经典作品承载着一定的思想意识，展示着一定的道德伦理与生活态度是必要的，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总是具有某些一致的价值观念与某种共同的精神，这是维系这个社会或民族的精神支柱。而这些信念与精神的形成，正是通过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理解，逐渐将经典作品所传达的精神与价值内化为自身的精神与价值的过程。通过文学经典的一代代传递，民族精神也一代代延续，社会因此才能和谐发展。然而，目前的语文教材，首先，文学作品所传达的精神与价值，有些远离了学生的生活实际与经验世界，成为了过于遥远与虚幻的存在。于是，在此类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只能以教师表达的课程内容为中介，学生在没有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表现出对知识的认同和对教师的遵从。其次，文学作品承载了太多国家、民族、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东西，过多地关注作品的伦理道德价值及工具性，结果“文以载道”被提高到一个压倒作品其他价值的绝对地步。如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编定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就规定语文课文的“选文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有助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再次，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文学经典常常以一种严肃的面孔呈现给学生，学生对文学经典的理解来源于教师的解读，而各种评价方式又时常检验着学生理解与接受的情况，于是语文教学演变成了枯燥的语法和篇章结构的分析，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内涵缺乏应有的人文观照。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失去了原有的清新，只剩下沉闷；《记念刘和珍君》成了一把钝刀，只剩下一些条框。文学经典越来越成为载“道”之“具”，严肃的面孔与沉重的思想内涵，使学生难以承受其重。结果语文学习活动被异化，语言教育被淡化，被说教取代。这种预定了学生的发展而置学生的主动性、责任性、自由与个性不顾，只要求学生接受现存的事实与价值，而不要求他们反省和批判，无视人类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忽视对文学经典意义和价值的揭示，忽视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培育和拓展的课程模式，限制了学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塑造。所以，对文学经典的内涵及其传递方式的反思，是我们对待文学经典应有的态度。为此，革新这种模式，提出课程发展的新思维，重构课程与学生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当前课程改革之动力与必需。
二、文学经典的重构与合理的社会控制——学生和谐发展
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的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三大课程基本理念，以及按照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模式，尝试建立一个关于高中语文课程的全新课程目标体系，均突出了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理念。根据这一理念，《新课标》建议教科书编写要适应高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符合语文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有助于形成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因此，应该将与学习者的适应、与社会生活需要的协调作为课程变革的起点，以增强课程的适应性和时代性。在课程概念生活化取向日益明显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应该选取那些能够从心理上(包括认知、情意和精神等方面)、功能上达至学生，和学生心灵“际遇”，并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正向的价值观引导和生命教化的内容。因为课程的意义是向学习者而生的，为学习者的发展而存在的：课程的每一个结点都应该充满着对学习者身心的殷切关怀，都应该试图和学习者现有的经验、发展水平，与学习者所处的文化生态、生存境域建立起内在的关联。否则，就可能超过学习者理解的阈限，并构成学习者理解课程的障碍。另一方面，文学经典不是超历史的、永恒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学经典将不断地被建构，而一些传统经典又在新的视域被置于批判与反省的席位上，并在不同层面及维度被阅读与重写，经典内容正是在这样的重构中被不断丰富和扩展。
北京市语文教材新文学作品的人选与经典作品的退出，这一变化重要的不是课文的变化，而是课程标准的变化，是整个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显露出教材的编写和教育的导向问题，体现了价值倾向和文化选择的转变及社会控制特征的某些变化，从过去那种以斗争、批判、揭露、否定为主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强控型”，已逐步转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弱控型”，文章的价值取向多以正面、积极、美好的面 目出现，并且趋向多元，同时尊重了学生的文化需求，其中时代性和选择性是这次课程改革的核心目标与指导方针。一方面，教材内容具有时代性，才能更贴近学生生活，引导学生领悟生存意义。作为通俗文学的金庸式的小说和《新鲜的网络语言》等文学作品进入高中语文读本，是在《新课标》理念指导下人们的文学观和价值观“与时俱进”的结果。因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所以语文作为人文学科，不仅仅要让学生感知、理解和欣赏语言，走进一个设定的语文的意义世界，也不仅仅是感受那些抽象的甚至是飘渺的文化意识，还应该使学生拥有道德、智慧和生存的能力，调动学生人性内部的力量和智慧来面对人类生命的困境并诗性地生活。内容的时代性还能吸引学生兴趣，促进学生通过自主阅读以扩大视野，使语文教学更接近于文学本身。另一方面，教材具有选择性，才能培养多元化人才，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也体现了《新课标》渗透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新课标》要求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因为在多元文化视角下，知识体现着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生存境域，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力和包容力，培养学生对自由、平等、正义、尊严等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号情感态度的认同，结果是强制性的统一国家道德伦理逐渐被稀释，“和谐社会”逐渐形成。武侠小说和网络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入选高中语文，标志着基础教育观念的突破，标志着主流文化开始正视大众文化，也显现出通俗文学正在被主流文学认可的些许迹象，这一多元化趋势与《新课标》的课程理念是契合的，既切合了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充满着对学生需要的尊重和关怀。因此，我们希望北京市语文教材的改革能产生某种引领价值，催发语文教学从政治、历史教学中走出来，从过度的政治导向与道德说教中摆脱出来，从而还原语文作为汉语言教学、作为文学审美的本质功能，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三、文学作品的价值承载与教育意义的生成——教育的作为
按照特定价值标准所选定的课程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中，它不断地被解构与建构，并赋予新的意义。由此，课程知识不完全是预设的，而是在师生互动中建构习得的，是在建构中不断生成并发展的。课程的预置目标不是为了限制师生的教学行为，而是促进师生在亲历知识、体验知识的过程中生成意义。所以，课程知识的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和学生在以既定的课程知识为中介的对话交流中生成新的意义的过程。
教育意义的生成过程是学生自身以及在同教师交往过程中自主建构知识和发现意义的过程，是教材所蕴含的精神生命与学生个体精神生命之间进行交往、对话的“视域融合”过程。意义作为一种价值关系、意义关系。不可能通过机械记忆的方式而获得，教育意义是由学生自觉的理解而生成的。通过理解，形成学生的精神整体与知识或教育“文本”的对话关系和视野相融，才能生成引导个人生活的意义。因此，教育意义的建构需要体现学生在接受教育中的积极性、自觉性和选择性，体现学生接受教育的自主性和需要性，体现学生人生经验与精神世界的参与性。所以，语文教学不是单向的独自，而是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需要教师和学生有效的意义沟通。语文教学的任务不是让学生记忆和接受现成的、事实性的知识，也不是将某种价值标准强加给学生，更不是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而是让学生通过与教材这一媒介的对话，形成提问和反思的能力，体现课堂教学发展智慧的价值。语文教材蕴涵的学习活动方式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认知，还应包括体验、感悟、移情等。教师所传授的语文知识不再是脱离学生生命的客体性存在，而是承载着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蕴藏着历史、文化与生活底蕴的主体性、意义性存在。教师不仅需要关注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更应该将焦点集中在语文知识所蕴涵的意义世界，关注语文知识对于学生生存意义的指引和生命境界的提升。语文教育只有相对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成长有意义，才能引导学生发展，因为只有意义才能使学生的发展从现实性不断趋向可能性。
教育意义的生成性同时意味着教育是开放的，教育意义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学生通过理解而把握和建构的。正是学生通过理解建构意义并且进入这一意义关系中，从而在相互作用中能动地选择和接纳教育的引导，扩展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不仅接受而且也超越了教育的引导和塑造，不仅超越了教育存在的现实状态，而且也投入到发展的可能性中，由此在教育与学生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可见，教育意义的生成强调了教育的引导性与学生精神的独立性的通达和融合，强调了学生在教育意义引导下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因此，我们不仅应该使教学生成活动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种价值追求，同时也应该把教学生成活动当成彰显语文课堂生命活力的常态要求。这样语文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将成为不断深化、不断扩展、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经验不断重组和更新，学生在教学和课程进行中通过对意义的建构而不断地进入新的存在境域，从而扩大其精神视野，促进其精神成长。
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一方面，教师通过组织学生阅读、鉴赏，引导学生品味其优美、自然的语言，巧妙的情节构思，领悟小说包罗中国哲学、文学、历史、地理、艺术、数学、医农、技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信息，有助于学生的语言积累以及语感和思维的发展，掌握语文学习的方式，增强语文应用能力，培养其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和创造能力，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另一方面，教师引导学生与教育活动及内容在理解沟通中真正展开交流，把握小说将江湖传奇与历史风云、侠义柔情与绝世武功、人生哲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熔为一炉的丰富内涵，挖掘小说对人性的维护和对人道的关怀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高度的人本主义精神，感悟小说对仁道与侠义的思考和赞美。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深刻探讨。如此内在而非表面化，潜移默化而不脸谱化说教的语文教学方式和教育意义的生成，体现了对文学作品人文内涵的人文关照，使武侠小说的可读性和文化品位得到提升的同时，尊重和理解了多元文化，也激发了师生的创造性和智慧潜能，拉近了学生与文学作品的精神距离，从而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有助于启迪学生探讨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培育民族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
语文教材是社会地、历史地建构的，教育的作为在于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文学作品的教学，生成对文学作品教育性的意义理解。为此，语文教育应该充分挖掘文学作品承载的价值，在教材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和人生之间建立意义关联，使学生把握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承领教育的力量。这样，文学作品的价值才能真正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转化为学生的人生智慧与生活经验，语文教育也才能真正地对学生的经验更新、人格成长实施意义引导。
(责任编辑 关燕云)
教材是教师从事教学的载体和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基本对象和范例。语文教材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来存在正野之分和雅俗之辩。到底是意识形态领先，还是文学艺术挂帅，也存在很大争议。其实，哪些文学作品能够进入语文教材，这涉及到知识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赋予。
一、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强社会控制——学生不堪其重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客观、普遍、价值中立的，而是具有价值性的，知识总是受社会价值需要引导而生成。不仅所有的知识都受着价值引导，就是知识本身也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社会和人文知识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都是如此。这一点在人文社会领域表现明显，因为在该领域，不存在纯粹的事实与观察，有的只是价值建构的事实和价值引导的观察。课程知识也同样如此，它是特定主流阶层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人类知识进行选择的结果，总是为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所控制，体现一定的价值特性，并为特定社会服务。
语文教材是社会对学生进行祖国语言文字教育，培养思想品德的基本材料，是语文教育目标、课程标准的具体体现。任何语文教材都不可能包容所有的文学遗产，而只能是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对现有文学遗产有选择地加以筛选。也正是通过对知识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赋予，一部分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而另外一部分文学作品则慢慢消逝。所以，不同作家的作品能否进入课程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体现的是社会控制的原则。进入语文教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保存、传递文化，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中介，引导学生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文学作品借助教材也得以传承并成为文学经典。
语文教材中的经典作品承载着一定的思想意识，展示着一定的道德伦理与生活态度是必要的，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总是具有某些一致的价值观念与某种共同的精神，这是维系这个社会或民族的精神支柱。而这些信念与精神的形成，正是通过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理解，逐渐将经典作品所传达的精神与价值内化为自身的精神与价值的过程。通过文学经典的一代代传递，民族精神也一代代延续，社会因此才能和谐发展。然而，目前的语文教材，首先，文学作品所传达的精神与价值，有些远离了学生的生活实际与经验世界，成为了过于遥远与虚幻的存在。于是，在此类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只能以教师表达的课程内容为中介，学生在没有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表现出对知识的认同和对教师的遵从。其次，文学作品承载了太多国家、民族、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东西，过多地关注作品的伦理道德价值及工具性，结果“文以载道”被提高到一个压倒作品其他价值的绝对地步。如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编定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就规定语文课文的“选文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有助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再次，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文学经典常常以一种严肃的面孔呈现给学生，学生对文学经典的理解来源于教师的解读，而各种评价方式又时常检验着学生理解与接受的情况，于是语文教学演变成了枯燥的语法和篇章结构的分析，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内涵缺乏应有的人文观照。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失去了原有的清新，只剩下沉闷；《记念刘和珍君》成了一把钝刀，只剩下一些条框。文学经典越来越成为载“道”之“具”，严肃的面孔与沉重的思想内涵，使学生难以承受其重。结果语文学习活动被异化，语言教育被淡化，被说教取代。这种预定了学生的发展而置学生的主动性、责任性、自由与个性不顾，只要求学生接受现存的事实与价值，而不要求他们反省和批判，无视人类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忽视对文学经典意义和价值的揭示，忽视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培育和拓展的课程模式，限制了学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塑造。所以，对文学经典的内涵及其传递方式的反思，是我们对待文学经典应有的态度。为此，革新这种模式，提出课程发展的新思维，重构课程与学生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当前课程改革之动力与必需。
二、文学经典的重构与合理的社会控制——学生和谐发展
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的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三大课程基本理念，以及按照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模式，尝试建立一个关于高中语文课程的全新课程目标体系，均突出了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理念。根据这一理念，《新课标》建议教科书编写要适应高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符合语文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有助于形成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因此，应该将与学习者的适应、与社会生活需要的协调作为课程变革的起点，以增强课程的适应性和时代性。在课程概念生活化取向日益明显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应该选取那些能够从心理上(包括认知、情意和精神等方面)、功能上达至学生，和学生心灵“际遇”，并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正向的价值观引导和生命教化的内容。因为课程的意义是向学习者而生的，为学习者的发展而存在的：课程的每一个结点都应该充满着对学习者身心的殷切关怀，都应该试图和学习者现有的经验、发展水平，与学习者所处的文化生态、生存境域建立起内在的关联。否则，就可能超过学习者理解的阈限，并构成学习者理解课程的障碍。另一方面，文学经典不是超历史的、永恒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学经典将不断地被建构，而一些传统经典又在新的视域被置于批判与反省的席位上，并在不同层面及维度被阅读与重写，经典内容正是在这样的重构中被不断丰富和扩展。
北京市语文教材新文学作品的人选与经典作品的退出，这一变化重要的不是课文的变化，而是课程标准的变化，是整个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显露出教材的编写和教育的导向问题，体现了价值倾向和文化选择的转变及社会控制特征的某些变化，从过去那种以斗争、批判、揭露、否定为主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强控型”，已逐步转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弱控型”，文章的价值取向多以正面、积极、美好的面 目出现，并且趋向多元，同时尊重了学生的文化需求，其中时代性和选择性是这次课程改革的核心目标与指导方针。一方面，教材内容具有时代性，才能更贴近学生生活，引导学生领悟生存意义。作为通俗文学的金庸式的小说和《新鲜的网络语言》等文学作品进入高中语文读本，是在《新课标》理念指导下人们的文学观和价值观“与时俱进”的结果。因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所以语文作为人文学科，不仅仅要让学生感知、理解和欣赏语言，走进一个设定的语文的意义世界，也不仅仅是感受那些抽象的甚至是飘渺的文化意识，还应该使学生拥有道德、智慧和生存的能力，调动学生人性内部的力量和智慧来面对人类生命的困境并诗性地生活。内容的时代性还能吸引学生兴趣，促进学生通过自主阅读以扩大视野，使语文教学更接近于文学本身。另一方面，教材具有选择性，才能培养多元化人才，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也体现了《新课标》渗透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新课标》要求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因为在多元文化视角下，知识体现着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生存境域，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力和包容力，培养学生对自由、平等、正义、尊严等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号情感态度的认同，结果是强制性的统一国家道德伦理逐渐被稀释，“和谐社会”逐渐形成。武侠小说和网络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入选高中语文，标志着基础教育观念的突破，标志着主流文化开始正视大众文化，也显现出通俗文学正在被主流文学认可的些许迹象，这一多元化趋势与《新课标》的课程理念是契合的，既切合了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充满着对学生需要的尊重和关怀。因此，我们希望北京市语文教材的改革能产生某种引领价值，催发语文教学从政治、历史教学中走出来，从过度的政治导向与道德说教中摆脱出来，从而还原语文作为汉语言教学、作为文学审美的本质功能，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三、文学作品的价值承载与教育意义的生成——教育的作为
按照特定价值标准所选定的课程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中，它不断地被解构与建构，并赋予新的意义。由此，课程知识不完全是预设的，而是在师生互动中建构习得的，是在建构中不断生成并发展的。课程的预置目标不是为了限制师生的教学行为，而是促进师生在亲历知识、体验知识的过程中生成意义。所以，课程知识的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和学生在以既定的课程知识为中介的对话交流中生成新的意义的过程。
教育意义的生成过程是学生自身以及在同教师交往过程中自主建构知识和发现意义的过程，是教材所蕴含的精神生命与学生个体精神生命之间进行交往、对话的“视域融合”过程。意义作为一种价值关系、意义关系。不可能通过机械记忆的方式而获得，教育意义是由学生自觉的理解而生成的。通过理解，形成学生的精神整体与知识或教育“文本”的对话关系和视野相融，才能生成引导个人生活的意义。因此，教育意义的建构需要体现学生在接受教育中的积极性、自觉性和选择性，体现学生接受教育的自主性和需要性，体现学生人生经验与精神世界的参与性。所以，语文教学不是单向的独自，而是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需要教师和学生有效的意义沟通。语文教学的任务不是让学生记忆和接受现成的、事实性的知识，也不是将某种价值标准强加给学生，更不是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而是让学生通过与教材这一媒介的对话，形成提问和反思的能力，体现课堂教学发展智慧的价值。语文教材蕴涵的学习活动方式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认知，还应包括体验、感悟、移情等。教师所传授的语文知识不再是脱离学生生命的客体性存在，而是承载着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蕴藏着历史、文化与生活底蕴的主体性、意义性存在。教师不仅需要关注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更应该将焦点集中在语文知识所蕴涵的意义世界，关注语文知识对于学生生存意义的指引和生命境界的提升。语文教育只有相对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成长有意义，才能引导学生发展，因为只有意义才能使学生的发展从现实性不断趋向可能性。
教育意义的生成性同时意味着教育是开放的，教育意义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学生通过理解而把握和建构的。正是学生通过理解建构意义并且进入这一意义关系中，从而在相互作用中能动地选择和接纳教育的引导，扩展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不仅接受而且也超越了教育的引导和塑造，不仅超越了教育存在的现实状态，而且也投入到发展的可能性中，由此在教育与学生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可见，教育意义的生成强调了教育的引导性与学生精神的独立性的通达和融合，强调了学生在教育意义引导下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因此，我们不仅应该使教学生成活动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种价值追求，同时也应该把教学生成活动当成彰显语文课堂生命活力的常态要求。这样语文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将成为不断深化、不断扩展、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经验不断重组和更新，学生在教学和课程进行中通过对意义的建构而不断地进入新的存在境域，从而扩大其精神视野，促进其精神成长。
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一方面，教师通过组织学生阅读、鉴赏，引导学生品味其优美、自然的语言，巧妙的情节构思，领悟小说包罗中国哲学、文学、历史、地理、艺术、数学、医农、技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信息，有助于学生的语言积累以及语感和思维的发展，掌握语文学习的方式，增强语文应用能力，培养其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和创造能力，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另一方面，教师引导学生与教育活动及内容在理解沟通中真正展开交流，把握小说将江湖传奇与历史风云、侠义柔情与绝世武功、人生哲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熔为一炉的丰富内涵，挖掘小说对人性的维护和对人道的关怀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高度的人本主义精神，感悟小说对仁道与侠义的思考和赞美。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深刻探讨。如此内在而非表面化，潜移默化而不脸谱化说教的语文教学方式和教育意义的生成，体现了对文学作品人文内涵的人文关照，使武侠小说的可读性和文化品位得到提升的同时，尊重和理解了多元文化，也激发了师生的创造性和智慧潜能，拉近了学生与文学作品的精神距离，从而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有助于启迪学生探讨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培育民族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
语文教材是社会地、历史地建构的，教育的作为在于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文学作品的教学，生成对文学作品教育性的意义理解。为此，语文教育应该充分挖掘文学作品承载的价值，在教材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和人生之间建立意义关联，使学生把握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承领教育的力量。这样，文学作品的价值才能真正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转化为学生的人生智慧与生活经验，语文教育也才能真正地对学生的经验更新、人格成长实施意义引导。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