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把我生在农村，这是我无法选择的。我家很穷，供不起我上学，所以我高中没毕业，这也是我无法选择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现在，暂居在北京，这还是我无法选择的。为了释放身体和心灵的苦难，也为了让自己不绝望，不怨恨，不逃避，不背叛，我爱上了文学，这，更是我无法选择的。以前，你叫我农民诗人，现在，你叫我打工诗人，有一些歧视，有一些同情，还有一些理解，这，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但同样也是我无法选择的。
　　在没人叫我农民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乡土诗。我写庄稼，写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的忧伤和梦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农民的劳动。我还写农村的景致。但是，我一直没有加入“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在没人叫我打工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农民在城市求生存的诗。我写露宿街头的农民，我写当建筑工人的农民，我写卖菜的妇女，我写捡垃圾的老人，我写乞讨的孩子，然而，我不是“打工诗人”组织的成员。写了二十多年的诗了，也发表了二十多年的作品了，我不是“第三条道路”，不是“中间带”，不是“垃圾派”，不是“口语派”，不是“下半身”，当然，也不是“学院派”。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我自己：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
　　我在北京打工，在某杂志社做编辑，过着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生活：上班，默默地看稿子，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给作者写信，打电话，为别人写的好作品激动，我喜爱那些来自底层的作者的作品；下班回到家里，默默地写自己的诗。
　　我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太远，在北京郊区，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往返三个小时。为什么我要骑自行车上班？一是我晕车，二是坐车上班必须换两次车，车费太贵。为什么我要住在郊区，因为城里的房子太贵。
　　我写了一个东西，放一段时间，改几次，觉得满意了，又放一段时间，又改几次，又觉得满意了，左看右看，觉得真的是不错，就投出去，然后，就不管了，如果发表了，有了稿费，就收着，如果没有发表，就算了。我就这样生活着。我写的东西既不传统，也不现代，也没有什么技巧。原始地，主动地，承担地，潜意识地，直接来源于我的内心深处的。对于你，也许，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写我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争夺话语权。我只要活着，且写着，对于我，这就够了。我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名字注定要被遗忘、一个身体死了后注定要腐烂的人。活着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爱着，忍受着，写着，为了报答当初父母生下我，祖父祖母又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为了对得起将来的死亡。
　　世界博大，生活辽阔。作为打工者的我，人生却越来越逼仄和孤独。在北京，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我是北京人。在北京，我想四川。在四川，我想北京。然而，北京和四川都不承认我。我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四川人。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失去了故乡。我这一生一直在失去。我失去的远远不止土地、家和故乡。我还失去了青春，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理想，总有一天，我还会失去生命，但是，现在，我还挣扎着，努力着。
　　我一天比一天衰老多病，经历一天比一天丰富，欲望一天比一天少，作品也一天比一天写得更有经验，更多生命的烙印。为了报答在我的人生的路上给过我关爱和帮助的人：父老乡亲，老师，编辑和朋友，还有那些知道我的名字的人，我认识的人，我见过的人，我要努力活着，活得更好，同时也努力写得更好。
　　我是小的，善的，真诚的，没有危险的，我的生命，包括我的诗歌和小说。活着，我是一只蚂蚁，一棵草，死了，我是一粒尘埃。
　　摘自《江门文艺》 编辑/康良
　　
　　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联合村。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诗集《逆光劳作》，中篇小说《拯救父亲》、《我爱北京》等。
　　
　　白连春的诗歌是从土地开始的，他用切身的体验，抒写那些土地与庄稼。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到阳光的热度，汗水在脸上的流淌，玉米叶子划破肩膀的疼痛以及那些历代劳作者的痛苦和希望。《我爱世界上一切小的事物》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