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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等着农民主动找我，守株待兔，等那些有发展意识的人、想做生态农业的人。不是我要帮扶你，而是大家一起做事。
开过长长的蜿蜒不平的土路，成鹏飞将货车停在一片丘陵地带。爬上高高的田埂，他指着脚下开阔的土地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里就是他开辟的一墩青怀安可持续农业示范农场。
早春二月，朔风强劲，华北的黄土地尚未解冻，还不到农耕时节。成鹏飞的农场坐落在一块独立高地上，与当地农民的地隔着一段距离，这更便于他开展生物动力农耕技术：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调节剂。
已经熬过最初3年的有机农业转换期，又经过两年的内部调整，成鹏飞自己耕作的60亩地去年开始真正盈利，但与他合作的农户更早尝到了甜头，一个农户年收入早已翻了两番。
自2010年与人合作租下第三堡乡百亩土地后，张家口市怀安县扶贫办干部成鹏飞就做回了农民，大部分精力用来侍弄土地。“可能我这辈子就干定扶贫了。当真正成为农民，才理解做农民真的很难！”
身份的转变让成鹏飞深深体会到，时代在变，农业和农民都要改变，扶贫的方式也应随之而变。
從帮别人到靠自己
怀安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县，农民主要种植玉米，大部分人家辛苦一年仅略有盈余，如遇生病、上学或婚丧嫁娶等大事，一些人家就不得不借钱度日。这几年，玉米市场价格从最高时的1.2元一路跌至0.64元，农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耕地也愈加不值钱，很多农民被迫边务工边种地。
农村逐渐失去活力。“一个壮劳力在家种地一年，收入不如进城打工一个月。不承认农业劳动价值，生产者不可能为我们生产安全食物。”中国社科院食品安全专家邢东田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
很长一段时期，主流扶贫方式是将扶持资金拨到村里，村里成立专业合作社或带头人把农民集中起来，最后按人头保本分红。成鹏飞很多年都是循着这一思路工作。
2004年，怀安县政府与一个国际组织开展扶贫合作，成鹏飞作为县扶贫办人员参与其中。联合工作过程中，他开始用新的视角思考扶贫：农民种的作物都差不多，怎么会有合作需求？他们加入合作社是出于政策影响，其实并不是合作社的主体，怎么会有主人翁意识？
成鹏飞觉得，真正的扶贫应该是带动农民个体能力的提升。2005年，他第一次听到“生态农业”，“当时食品安全问题也集中显现，许多农民开始辟一块地种植自家食用的蔬菜谷物。”
2009年，成鹏飞发起成立了有64名农民会员组成的一墩青农村社区发展促进会，翌年开辟了示范农场，正式开始自己的可持续农业实践。“促进会成立后觉得依靠外部输血不是办法，我们都是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当时就想到做生态农业，自己救自己。”
2月13日，记者看到，与当地农民整饬平整等待春播的土地不同，成鹏飞的田里要么残留着作物枯枝，要么土壤翻起，一些地块甚至杂草丛生。这是因为种了多个作物品种，“60亩地种了20多种作物，光谷子就有8个品种，几乎每年都在试验。”除马铃薯、白藜麦、谷子等支撑收入的作物外，成鹏飞尝试种了各种豆类、蔬菜、玉米、西瓜、野生木瓜等，希望为农户创造更多收入来源。
不是帮扶，是一起做事
一墩青，原是怀安本地特有的马铃薯品种，以薯肉黄色、芽眼浅、淀粉含量高而闻名，农场建立后成鹏飞将其注册为生态农业品牌，同时将生物动力技术教授给合作农户，严格监督他们的生产过程，最终统一包装以“一墩青”品牌销售。
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五刚过，离春播不到两个月，成鹏飞把几个合作农户叫到家里喝酒，盘算去年未售完的产品，为今年做个生产安排，他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张自来是较早跟随成鹏飞做生态农业的农民之一，夫妇二人的50亩地全部种植有机产品。以往，一斤一墩青马铃薯卖0.8元，现在有机马铃薯零售价可以达到8元，张自来的家庭年收入也由两三万元增至8万元。
60多岁的老宫种着16亩地，做生态农业时间不长，主要种白藜麦和红谷子。成鹏飞为他算了一笔账，白藜麦亩产180多斤，按照一斤15元的价格一亩地收入约3000元，比种玉米翻了一倍，而且旱地作物耗费人工并不多。
希望合作的农户多了起来。“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上门找农民，告诉他们我是来扶贫的。我现在等着农民主动找我，守株待兔，等那些有发展意识的人、想做生态农业的人。不是我要帮扶你，而是大家一起做事。”成鹏飞说。
生态扶贫重点所在
由常规种植转为有机种植需要三年转换期，很多农民因此却步。老宫告诉记者，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如果政府能给一定补贴，让他们安心度过转换期，就会有更多人做生态农业。
“生态扶贫，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优质产能生态农业，抑制和淘汰劣质产能化学农业。”邢东田认为，作为优质产能政府应大力扶持生态农业，这也是生态扶贫的重点所在。
种植生态农业，最令农户们高兴的是，他们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有了定价权。以前玉米价格年年波动，农民只能被动承受，即便丰产也可能因价格下跌收入减少。现在，只要他们按照有机农业技术耕作，农产品就可以卖出以往几倍的价格。
为了增收，张自来会把自己种植的一墩青马铃薯磨成淀粉，加工成粉条，为此他还学习了粉条加工技术。农户们开始自己动脑筋找出路，这令成鹏飞十分欣慰。
但是，耕作之外的很多事还是压在了成鹏飞一个人头上。从4月春播到11月底收获完毕，成鹏飞忙着选种、播种、收割、搬运、包装、销售，5月到7月全身心投入耕作，冬三月一般农民闲居在家，他还要忙着联系客户、发送快速、外出赶集。
好在这几年生态农业渐受认可，成鹏飞结识了一批搞生态农业的同道，他的马铃薯、谷子等农产品摆上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备受欢迎，一家有机餐馆还定点采购一墩青马铃薯。
几年实践探索，成鹏飞有了更深体会：“农民需要换，农业需要换血，现在是‘互联网 ’时代，传统的老农民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新型农民。新农民要么是城里有田园情结的人，或者是外出返乡有见识有渠道的人，还有一些民间环保人士，我可能都沾一点，算是新农民吧。”
开过长长的蜿蜒不平的土路，成鹏飞将货车停在一片丘陵地带。爬上高高的田埂，他指着脚下开阔的土地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里就是他开辟的一墩青怀安可持续农业示范农场。
早春二月，朔风强劲，华北的黄土地尚未解冻，还不到农耕时节。成鹏飞的农场坐落在一块独立高地上，与当地农民的地隔着一段距离，这更便于他开展生物动力农耕技术：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调节剂。
已经熬过最初3年的有机农业转换期，又经过两年的内部调整，成鹏飞自己耕作的60亩地去年开始真正盈利，但与他合作的农户更早尝到了甜头，一个农户年收入早已翻了两番。
自2010年与人合作租下第三堡乡百亩土地后，张家口市怀安县扶贫办干部成鹏飞就做回了农民，大部分精力用来侍弄土地。“可能我这辈子就干定扶贫了。当真正成为农民，才理解做农民真的很难！”
身份的转变让成鹏飞深深体会到，时代在变，农业和农民都要改变，扶贫的方式也应随之而变。
從帮别人到靠自己
怀安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县，农民主要种植玉米，大部分人家辛苦一年仅略有盈余，如遇生病、上学或婚丧嫁娶等大事，一些人家就不得不借钱度日。这几年，玉米市场价格从最高时的1.2元一路跌至0.64元，农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耕地也愈加不值钱，很多农民被迫边务工边种地。
农村逐渐失去活力。“一个壮劳力在家种地一年，收入不如进城打工一个月。不承认农业劳动价值，生产者不可能为我们生产安全食物。”中国社科院食品安全专家邢东田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
很长一段时期，主流扶贫方式是将扶持资金拨到村里，村里成立专业合作社或带头人把农民集中起来，最后按人头保本分红。成鹏飞很多年都是循着这一思路工作。
2004年，怀安县政府与一个国际组织开展扶贫合作，成鹏飞作为县扶贫办人员参与其中。联合工作过程中，他开始用新的视角思考扶贫：农民种的作物都差不多，怎么会有合作需求？他们加入合作社是出于政策影响，其实并不是合作社的主体，怎么会有主人翁意识？
成鹏飞觉得，真正的扶贫应该是带动农民个体能力的提升。2005年，他第一次听到“生态农业”，“当时食品安全问题也集中显现，许多农民开始辟一块地种植自家食用的蔬菜谷物。”
2009年，成鹏飞发起成立了有64名农民会员组成的一墩青农村社区发展促进会，翌年开辟了示范农场，正式开始自己的可持续农业实践。“促进会成立后觉得依靠外部输血不是办法，我们都是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当时就想到做生态农业，自己救自己。”
2月13日，记者看到，与当地农民整饬平整等待春播的土地不同，成鹏飞的田里要么残留着作物枯枝，要么土壤翻起，一些地块甚至杂草丛生。这是因为种了多个作物品种，“60亩地种了20多种作物，光谷子就有8个品种，几乎每年都在试验。”除马铃薯、白藜麦、谷子等支撑收入的作物外，成鹏飞尝试种了各种豆类、蔬菜、玉米、西瓜、野生木瓜等，希望为农户创造更多收入来源。
不是帮扶，是一起做事
一墩青，原是怀安本地特有的马铃薯品种，以薯肉黄色、芽眼浅、淀粉含量高而闻名，农场建立后成鹏飞将其注册为生态农业品牌，同时将生物动力技术教授给合作农户，严格监督他们的生产过程，最终统一包装以“一墩青”品牌销售。
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五刚过，离春播不到两个月，成鹏飞把几个合作农户叫到家里喝酒，盘算去年未售完的产品，为今年做个生产安排，他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张自来是较早跟随成鹏飞做生态农业的农民之一，夫妇二人的50亩地全部种植有机产品。以往，一斤一墩青马铃薯卖0.8元，现在有机马铃薯零售价可以达到8元，张自来的家庭年收入也由两三万元增至8万元。
60多岁的老宫种着16亩地，做生态农业时间不长，主要种白藜麦和红谷子。成鹏飞为他算了一笔账，白藜麦亩产180多斤，按照一斤15元的价格一亩地收入约3000元，比种玉米翻了一倍，而且旱地作物耗费人工并不多。
希望合作的农户多了起来。“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上门找农民，告诉他们我是来扶贫的。我现在等着农民主动找我，守株待兔，等那些有发展意识的人、想做生态农业的人。不是我要帮扶你，而是大家一起做事。”成鹏飞说。
生态扶贫重点所在
由常规种植转为有机种植需要三年转换期，很多农民因此却步。老宫告诉记者，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如果政府能给一定补贴，让他们安心度过转换期，就会有更多人做生态农业。
“生态扶贫，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优质产能生态农业，抑制和淘汰劣质产能化学农业。”邢东田认为，作为优质产能政府应大力扶持生态农业，这也是生态扶贫的重点所在。
种植生态农业，最令农户们高兴的是，他们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有了定价权。以前玉米价格年年波动，农民只能被动承受，即便丰产也可能因价格下跌收入减少。现在，只要他们按照有机农业技术耕作，农产品就可以卖出以往几倍的价格。
为了增收，张自来会把自己种植的一墩青马铃薯磨成淀粉，加工成粉条，为此他还学习了粉条加工技术。农户们开始自己动脑筋找出路，这令成鹏飞十分欣慰。
但是，耕作之外的很多事还是压在了成鹏飞一个人头上。从4月春播到11月底收获完毕，成鹏飞忙着选种、播种、收割、搬运、包装、销售，5月到7月全身心投入耕作，冬三月一般农民闲居在家，他还要忙着联系客户、发送快速、外出赶集。
好在这几年生态农业渐受认可，成鹏飞结识了一批搞生态农业的同道，他的马铃薯、谷子等农产品摆上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备受欢迎，一家有机餐馆还定点采购一墩青马铃薯。
几年实践探索，成鹏飞有了更深体会：“农民需要换，农业需要换血，现在是‘互联网 ’时代，传统的老农民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新型农民。新农民要么是城里有田园情结的人，或者是外出返乡有见识有渠道的人，还有一些民间环保人士，我可能都沾一点，算是新农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