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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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需要数据来确诊，因此有时医生会采取全面检查的手段，其中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哪些是多余的，都是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定的，因此，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这种情况之下，“过度”的说法也就应运而生。 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近日在媒体公开表示，在美国，40%的医疗是无效的；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 在一些医务工作者看来，过度医疗的问题充斥在几乎所有科室的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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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需要数据来确诊，因此有时医生会采取全面检查的手段，其中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哪些是多余的，都是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定的，因此，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这种情况之下，“过度”的说法也就应运而生。
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近日在媒体公开表示，在美国，40%的医疗是无效的；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
在一些医务工作者看来，过度医疗的问题充斥在几乎所有科室的方方面面，背后既有为医院创收的动力，也有自身规避医疗风险的考虑。
北京地区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生张琳透露，对于像内外科这些手术比较集中的大科室而言，过度检测背后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规避医疗风险。因为内科的疾病更复杂，医生希望在众多繁复的检查后尽可能降低病人手术并发症风险，为此也可尽量降低自身的追责风险。“如果医生什么都给病人查了，一旦日后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就不在医生了”。
在中国，“过度”与“不足”是同时存在的事实。由于目前在任何疾病的治疗上都没有最理想的办法，存在着千人一方、万人一药的现状，实际上没有两个疾病患者是一样的，所以要個体化综合治疗，避免治疗不当或过度治疗，使患者受益最大化。我们反对随意诱导开药、诱导体检，但若真碰上疑难杂症，也不应随意怀疑医生的说法。
（摘自《晚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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