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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当前一项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从表面看外来工子女教育和本地教育相比有巨大差距，处于发展的“低位”。但就是这种差距，让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发展可能蕴藏一种“后发优势”，文章试图去探析这种“后发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建构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的创新模式。
[关键词]后发优势；教育；外来工子女
一、研究缘起
外来工子女教育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通过在中国知网搜索“外来工子女教育”关键词，得出142条，大都集中于外来工子女教育具体微观问题的应对，比如外来工子女教育心理健康问题、外来工子女适应性问题、外来工子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外来工子女教育与本地教育巨大差距问题等。归纳起来，这些研究大多表现出一种就事论事，没有从更大的宏观环境来审视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这就带来了研究虽多，但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还是如故的现象。从微观转向宏观，那就是探索政府在解决外来工子女教育中的职能定位以及发挥。首先要了解职能的具体含义是，“职能指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及其所应起到的作用。”[1]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是“指政府的行为的方向和其基本任务。”[2]还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社会的行政体系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3]从职能的定义来看种类很多，主要是因为政府本身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职能覆盖范围太广，在一些具体微观问题上可能会显得模糊。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当前相关部门职能模糊，很难得到切实解决。
回看微观和宏观，微观研究主要是外来工子女教育具体问题的帮助解决，促进外来工子女教育能够有一点改善，发生的是微小“量变”。宏观方面，相关部门职能发挥很难到位，外来工子女教育很难通过政策驱动达到“质变”。为了应对这种只有微小“量变”，没有巨大“质变”的要求，要创新思维，正视外来工子女教育的“低位”现状，全面审视外来工子女自身以及外部的资源要素，调动、优化、整合多方积极因素，尽量规避消极因素，促进外来工子女教育“洼地崛起”，实现 “后发优势”。
二、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分析
（一）外来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可能性较小
外来工子女教育作为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溢性，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职能的一种体现。但外来工群体是一个弱小的群体，大都以个体形式进行利益诉求和表达，很少引起外界强烈关注，并且外来工也受到自身经济收入水平、身份认同以及舆论环境等影响，带来外来工群体内部分化，让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在内外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中，政策作用发挥更加弱化，解决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办法和手段将变得更加复杂，造成外来工子女教育在政策驱动下完全本地化的可能较小。
（二）外来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有效性可能较低
首先，外来工子女教育如果现阶段就完全本地化（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在政策驱动下进入本地学校就读，享受了所谓的“教育公平”。但细细分析，本地化以后将面临“本地学生歧视、缺乏老师关爱、学习底子薄、城市本土与外来工子女争夺教育资源的冲突”等多重影响，导致本地化效果不佳。其实政策只是给了一种参与本地教育的机会，至于之后的教育之路可能更加艰难，这是任何一项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可能遇到的问题，但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很容易受到政策之外的“非政策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可能远远超过了政策，产生了非政策因素中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如果完全靠政策进行调节，不一定能取得理想效果，降低了完全本地化以后的运行效果。
其次，本地化以后，就将整个大的外来工子女群体解散成一个个小的个体，个体在融入本地的能力等各方面存在缺欠，这样就带来虽然政策上本地化了，但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却阻碍其本地化。在此格局下，个体将失去竞争力，影响其今后发展，致使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的政策解决了宏观问题，但社会等非政策因素却制造了大量的微观问题，最终“微观问题”掩盖了“宏观解决”，导致外来工子女教育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样降低了外来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有效性。
再者，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对于相关部门是一个政策选择，相关部门在教育公平倒逼下可能会做出让步，允许外来工子女融入本地就读，但背后的资源投入可能还是保持原有的现状，这就促使教育资源变得更加紧张，造成外来工子女教育资源的“实质短缺”，形成“机会有了”、“资源紧缺”的尴尬局面，极大影响了外来工子女教育效果。
（三）外来工子女教育“后发优势”蕴藏
若将外来工群体建构为独立主体，作为主体就可以研究其内外环境，内部环境主要是外来工群体内的相互影响，外部环境是本地学校与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对比影响。外来工子女教育在这双重的影响下，与本地教育表现出巨大的差距，但在这种差距中，可能蕴藏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的资源补给，若要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发展，可能就必须利用差距中的有益资源，借助“后发优势”，跨越赶超，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实现本地化的传统发展模式。
综上，提出研究创新，就是用体现教育公平的本地化政策来解决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而应创新思维，营造外来工子女教育良好发展环境，整合更多社会资源融入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体系，形成高校大学志愿服务资源为主导的非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外来工子女教育形成一个有自主性和品牌性的符号主体，增强与本地教育互动竞争能力，实现“后发优势”。
三、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发后优势”分析
后发优势是指相对于行业的先进入企业，后进入者由于较晚进入行业而获得的较先动企业不具有的竞争优势，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动及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相应行动，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4]从后发优势的这样的一种定义可以看出，发后者可以自主的学到很多先发者的经验，借此取得很多优势。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由于处于“低位”，和本土教育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可以学习很多本土教育的先进经验。“后发优势”从外部来看，主要有“备受社会普遍关注”、 “备受关爱的弱势群体”、“可以吸取很多本地教育的优秀做法”；基于自身内部主要是“具有心理上的后发优势”，“具有改革创新的后发优势”因为其已经处于发展的低位，也就不畏惧一些做法，可以去进行改革创新的相关实践。从解决教育问题的性质来看，教育问题主要是涉及教学硬件、师资软件、招考政策等方面，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来说，师资软件可能是其最大的“后发优势”，表面上师资软件是最大的短板，但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的、零散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等资源对其进行充足补给，要想取得这种“后发优势”，就要集聚更大范围的高校资源来关注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参与志愿服务。 综上可以看出，外来工子女教育内部、外部、师资补给等关键环节都蕴藏巨大的“后发优势”，如何实现这种后发优势，就要建立创新的工作机制，聚集更大范围高校志愿服务资源，嵌入大学生志愿服务新模式，全面对接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弱势主体，形塑外来工子女教育自主品牌形象，衍生更大社会资源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的注入，进而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的“后发优势”，实现其长久跨越。
四、利用“后发优势”应对外来工子女教育难题的对策
（一）利用自身品牌构建的“后发优势”，打造外来工子女教育自主品牌符号
“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通过构造附加概念，用来说明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整合方式保证了规范的某种凝聚力以及行动者遵守规范和扮演角色的责任感。”[5]所以在考虑其本地化之前，应将重点放在外来工子女教育自身的符号建构方面，通过符号建构形成外来工子女教育的自主品牌，形成外来工子女教育主体的自主个人系统和文化系统整合，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系统内的每个外来工子女个体都能增强自主意识，扮演好自身的角色，提高竞争力，增强应对社会非政策因素的微观制约，为以后更好地融入本地创造条件。
具体操作是，可以采取将一个城市的外来工子弟学校资源进行整合，选取资质较好的外来工子弟学校为基础，建立“外来工子弟总校”。其他子弟学校，都采取“总校”校区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成立“总校”，实行“学生服装统一，学生证符号统一，教学教务管理安排统，师资统一，后勤管理统一”等为一体的“总校”一体化管理模式。在“总校”的基础上，策划成立外来工子弟学校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引领社会资本投入，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这样就可以将整个城市范围内的外来工子弟学校资源进行整合，在采取“总校模式”运行的过程，根据发展的需要，适度优化校区，进行总校规模的扩大，最终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外来工子弟“总校”，以及“总校”管理下的精品化校区。这样外来工子弟学校就可以在品牌方面，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发展的突破，也有力地增强了外来工子女的自信和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外来工子女教育自主品牌的构建，有力地改善外来工群体与本地的关系，形成和谐共融发展环境，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二）利用高校志愿服务资源的“后发优势”，建立外来工子女教育综合保障平台
构建了“外来工子女教育总校”的品牌，就必须有充足的资源进行补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师资补给，在起步阶段，高校志愿服务资源可以缓解师资的不足，并且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引导，构建起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在发挥师资补给功能之外，高校志愿服务资源更可以作为非政策因素中的积极成分，成为宣传外来工子女教育的一个窗口，让城市了解外来工子女教育现状，尊重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同时高校学生大部分作为外来人口，而又是整个城市外来人口中的精英，是外来工子女学习的榜样，此时若让其成为外来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纽带，必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进而形成外来人口的良好互助机制，推动外来工群体对于本地的融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最大化调动高校志愿服务等资源，建立 “高效大学生”志愿服务“外来工子女教育”区域性综合平台，充分运用政策引导、考核评价、就业激励等措施，实现大学生志愿服务外来工子女教育工作的高效运行，进而实现“后发优势”，实现“总校模式”下的后发快进。
（三）利用社会关注的“后发优势”，协调本土教育与外来工子女教育融合发展
在建构外来工子弟教育的自主品牌“总校模式”基础上，志愿服务也进行了相应的资源整合，外来工子女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实力，这时就可以进行广泛社会资源的挖掘，实现社会资源注入的“后发优势”。具体操作是，建立促进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的综合平台，推动外来工子女教育与外界的信息对称，释放更多不利因素，形成多元声音和视角下的发展共识。成立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委员会，汇集多方能量，充分调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本土学校、外来工子弟学校、高校大学生群体、本地群众、外来工群体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自主品牌的做大做强，实现品牌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形成本地教育和外来工子女教育相互、融合竞相发展的良好势头。
[参考文献]
[1]金太军.政府职能的梳理与重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4.
[2]施雪华.政府权能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79.
[3]许文惠.行政管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5.
[4]汪先三.企业科技竞争的次序经济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
[5]（美）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彭刚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何振球，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研究生，法学硕士。
[关键词]后发优势；教育；外来工子女
一、研究缘起
外来工子女教育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通过在中国知网搜索“外来工子女教育”关键词，得出142条，大都集中于外来工子女教育具体微观问题的应对，比如外来工子女教育心理健康问题、外来工子女适应性问题、外来工子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外来工子女教育与本地教育巨大差距问题等。归纳起来，这些研究大多表现出一种就事论事，没有从更大的宏观环境来审视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这就带来了研究虽多，但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还是如故的现象。从微观转向宏观，那就是探索政府在解决外来工子女教育中的职能定位以及发挥。首先要了解职能的具体含义是，“职能指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及其所应起到的作用。”[1]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是“指政府的行为的方向和其基本任务。”[2]还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社会的行政体系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3]从职能的定义来看种类很多，主要是因为政府本身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职能覆盖范围太广，在一些具体微观问题上可能会显得模糊。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当前相关部门职能模糊，很难得到切实解决。
回看微观和宏观，微观研究主要是外来工子女教育具体问题的帮助解决，促进外来工子女教育能够有一点改善，发生的是微小“量变”。宏观方面，相关部门职能发挥很难到位，外来工子女教育很难通过政策驱动达到“质变”。为了应对这种只有微小“量变”，没有巨大“质变”的要求，要创新思维，正视外来工子女教育的“低位”现状，全面审视外来工子女自身以及外部的资源要素，调动、优化、整合多方积极因素，尽量规避消极因素，促进外来工子女教育“洼地崛起”，实现 “后发优势”。
二、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分析
（一）外来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可能性较小
外来工子女教育作为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溢性，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职能的一种体现。但外来工群体是一个弱小的群体，大都以个体形式进行利益诉求和表达，很少引起外界强烈关注，并且外来工也受到自身经济收入水平、身份认同以及舆论环境等影响，带来外来工群体内部分化，让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在内外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中，政策作用发挥更加弱化，解决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办法和手段将变得更加复杂，造成外来工子女教育在政策驱动下完全本地化的可能较小。
（二）外来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有效性可能较低
首先，外来工子女教育如果现阶段就完全本地化（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在政策驱动下进入本地学校就读，享受了所谓的“教育公平”。但细细分析，本地化以后将面临“本地学生歧视、缺乏老师关爱、学习底子薄、城市本土与外来工子女争夺教育资源的冲突”等多重影响，导致本地化效果不佳。其实政策只是给了一种参与本地教育的机会，至于之后的教育之路可能更加艰难，这是任何一项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可能遇到的问题，但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很容易受到政策之外的“非政策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可能远远超过了政策，产生了非政策因素中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如果完全靠政策进行调节，不一定能取得理想效果，降低了完全本地化以后的运行效果。
其次，本地化以后，就将整个大的外来工子女群体解散成一个个小的个体，个体在融入本地的能力等各方面存在缺欠，这样就带来虽然政策上本地化了，但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却阻碍其本地化。在此格局下，个体将失去竞争力，影响其今后发展，致使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的政策解决了宏观问题，但社会等非政策因素却制造了大量的微观问题，最终“微观问题”掩盖了“宏观解决”，导致外来工子女教育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样降低了外来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有效性。
再者，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对于相关部门是一个政策选择，相关部门在教育公平倒逼下可能会做出让步，允许外来工子女融入本地就读，但背后的资源投入可能还是保持原有的现状，这就促使教育资源变得更加紧张，造成外来工子女教育资源的“实质短缺”，形成“机会有了”、“资源紧缺”的尴尬局面，极大影响了外来工子女教育效果。
（三）外来工子女教育“后发优势”蕴藏
若将外来工群体建构为独立主体，作为主体就可以研究其内外环境，内部环境主要是外来工群体内的相互影响，外部环境是本地学校与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对比影响。外来工子女教育在这双重的影响下，与本地教育表现出巨大的差距，但在这种差距中，可能蕴藏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的资源补给，若要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发展，可能就必须利用差距中的有益资源，借助“后发优势”，跨越赶超，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实现本地化的传统发展模式。
综上，提出研究创新，就是用体现教育公平的本地化政策来解决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而应创新思维，营造外来工子女教育良好发展环境，整合更多社会资源融入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体系，形成高校大学志愿服务资源为主导的非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外来工子女教育形成一个有自主性和品牌性的符号主体，增强与本地教育互动竞争能力，实现“后发优势”。
三、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发后优势”分析
后发优势是指相对于行业的先进入企业，后进入者由于较晚进入行业而获得的较先动企业不具有的竞争优势，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动及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相应行动，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4]从后发优势的这样的一种定义可以看出，发后者可以自主的学到很多先发者的经验，借此取得很多优势。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由于处于“低位”，和本土教育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可以学习很多本土教育的先进经验。“后发优势”从外部来看，主要有“备受社会普遍关注”、 “备受关爱的弱势群体”、“可以吸取很多本地教育的优秀做法”；基于自身内部主要是“具有心理上的后发优势”，“具有改革创新的后发优势”因为其已经处于发展的低位，也就不畏惧一些做法，可以去进行改革创新的相关实践。从解决教育问题的性质来看，教育问题主要是涉及教学硬件、师资软件、招考政策等方面，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来说，师资软件可能是其最大的“后发优势”，表面上师资软件是最大的短板，但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的、零散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等资源对其进行充足补给，要想取得这种“后发优势”，就要集聚更大范围的高校资源来关注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参与志愿服务。 综上可以看出，外来工子女教育内部、外部、师资补给等关键环节都蕴藏巨大的“后发优势”，如何实现这种后发优势，就要建立创新的工作机制，聚集更大范围高校志愿服务资源，嵌入大学生志愿服务新模式，全面对接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弱势主体，形塑外来工子女教育自主品牌形象，衍生更大社会资源对于外来工子女教育的注入，进而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的“后发优势”，实现其长久跨越。
四、利用“后发优势”应对外来工子女教育难题的对策
（一）利用自身品牌构建的“后发优势”，打造外来工子女教育自主品牌符号
“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通过构造附加概念，用来说明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整合方式保证了规范的某种凝聚力以及行动者遵守规范和扮演角色的责任感。”[5]所以在考虑其本地化之前，应将重点放在外来工子女教育自身的符号建构方面，通过符号建构形成外来工子女教育的自主品牌，形成外来工子女教育主体的自主个人系统和文化系统整合，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系统内的每个外来工子女个体都能增强自主意识，扮演好自身的角色，提高竞争力，增强应对社会非政策因素的微观制约，为以后更好地融入本地创造条件。
具体操作是，可以采取将一个城市的外来工子弟学校资源进行整合，选取资质较好的外来工子弟学校为基础，建立“外来工子弟总校”。其他子弟学校，都采取“总校”校区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成立“总校”，实行“学生服装统一，学生证符号统一，教学教务管理安排统，师资统一，后勤管理统一”等为一体的“总校”一体化管理模式。在“总校”的基础上，策划成立外来工子弟学校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引领社会资本投入，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这样就可以将整个城市范围内的外来工子弟学校资源进行整合，在采取“总校模式”运行的过程，根据发展的需要，适度优化校区，进行总校规模的扩大，最终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外来工子弟“总校”，以及“总校”管理下的精品化校区。这样外来工子弟学校就可以在品牌方面，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发展的突破，也有力地增强了外来工子女的自信和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外来工子女教育自主品牌的构建，有力地改善外来工群体与本地的关系，形成和谐共融发展环境，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二）利用高校志愿服务资源的“后发优势”，建立外来工子女教育综合保障平台
构建了“外来工子女教育总校”的品牌，就必须有充足的资源进行补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师资补给，在起步阶段，高校志愿服务资源可以缓解师资的不足，并且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引导，构建起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在发挥师资补给功能之外，高校志愿服务资源更可以作为非政策因素中的积极成分，成为宣传外来工子女教育的一个窗口，让城市了解外来工子女教育现状，尊重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同时高校学生大部分作为外来人口，而又是整个城市外来人口中的精英，是外来工子女学习的榜样，此时若让其成为外来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纽带，必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进而形成外来人口的良好互助机制，推动外来工群体对于本地的融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最大化调动高校志愿服务等资源，建立 “高效大学生”志愿服务“外来工子女教育”区域性综合平台，充分运用政策引导、考核评价、就业激励等措施，实现大学生志愿服务外来工子女教育工作的高效运行，进而实现“后发优势”，实现“总校模式”下的后发快进。
（三）利用社会关注的“后发优势”，协调本土教育与外来工子女教育融合发展
在建构外来工子弟教育的自主品牌“总校模式”基础上，志愿服务也进行了相应的资源整合，外来工子女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实力，这时就可以进行广泛社会资源的挖掘，实现社会资源注入的“后发优势”。具体操作是，建立促进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的综合平台，推动外来工子女教育与外界的信息对称，释放更多不利因素，形成多元声音和视角下的发展共识。成立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委员会，汇集多方能量，充分调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本土学校、外来工子弟学校、高校大学生群体、本地群众、外来工群体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自主品牌的做大做强，实现品牌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形成本地教育和外来工子女教育相互、融合竞相发展的良好势头。
[参考文献]
[1]金太军.政府职能的梳理与重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4.
[2]施雪华.政府权能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79.
[3]许文惠.行政管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5.
[4]汪先三.企业科技竞争的次序经济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
[5]（美）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彭刚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何振球，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研究生，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