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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北伐时期，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其任职北大校长期间，他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对学校进行改革。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博采众议，容纳新潮，开改革之先河，导高校管理之新路。
办学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当时的北京大学充满封建官僚习气，他们入学的目的是升官发财，对研究学问没有多大的兴趣，再加上教师不热心学问，品行不俭，这些都被社会所菲薄。基于此，他立志改变这种腐朽堕落的校风。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他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此后，每年在开学的时候都要重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此办学宗旨既是蔡元培思想里根深蒂固的大学之理想状态，也是他针对现实矛盾和问题而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思想。套用如今的说法，“发展导向”与“问题导向”兼而有之。一方面，蔡元培受德国大学精神影响，始终强调科学研究为大学基本职能，这一思想早在其任教育总长时就己成熟。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地方，所以要偏文和理这两个学科，而法、商、医、农、工属于术，高等专门学校才是治术的。此可谓“发展导向”。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功利色彩太浓，学术氛围寡淡，常被指“腐败”。“腐败”体现在师生两个方面：就学生而言，许多学生都来自于贵族官僚或豪门家庭，对研究学问没有多大的兴趣，就教师而言，教师不热心学问，品行不检，这些都被社会所菲薄。如此这般的一个北京大学，改革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很多朋友听说蔡元培要去北京大学就任，都劝他不要去，怕他整顿不了，反而损害自己的声誉。但蔡元培决心要做一番改革，“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此可谓“问题导向”。“发展导向”拉动，“问题导向”推动，致使蔡元培提出当时的北京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
在蔡元培的倡导之下，一心为学，成就学问家的精神基因被有效植入北大师生的心田。反观，当今的许多大学生可以说与北大当年的学生如出一辙，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因此，虽然时隔多年，但是现今大学生学习目标的不端正，不为学问本身而只为文凭与工作的现状值得大学管理者重视。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当时的北大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也有在政治上落后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旧派人物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当时，新旧学派共处一校，各讲其学，形成新旧学派对峙、争鸣的形势。理科方面，由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藻任学长，后又陆续聘请了李四光、翁文颧、王仁辅及外籍教师葛利普等任教。蔡元培聘请教授不受年龄和学历的约束，当时朱家骥26岁，胡适28岁，最年轻的是梁漱溟，只有24岁且没有大学学历，也被请到北大讲印度哲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是包容不同的学术，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了女生，正式生之外包容了旁听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彻底改造了当年腐朽的北大。杜威曾说过：“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于我们今天办好大学仍有所启示。第一，学术自由。大学的根本特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可以说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是大学生命的真谛。第二，大师办学。梅贻琦校长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因为一方面教授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智慧，另一方面大学的精神修养全有赖于教授的精神。所以师资是大学的第一要素，大学应多方引进人才，并且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三，鲜明的办学理念。每个大学校长应该有一个符合现代大学办学规律、促进大学发展的明确的办学理念。
管理方法——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大学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人，校长为当然评议长。组织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设立各门教授会，分管各学门的教务，由各门教授会主任组成全校统一教务处。并相互推选教务长一人，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务工作。此外，还组织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评议会议决的事项，下设各种委员会分管各类事务。
蔡元培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建设。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蔡元培认为，传统的文、理分科做法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的哲学，必根植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于是，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蔡元培还仿效美国的做法，改年级制为选科制。选科制与必修科目选修科目结合、学科制、学分制相关。学科制是一种不同于学年制的成绩考核制度，其特点是学生的升降以一门一门学科为单位，不影响其他学科。学分制是一种不同于学年制的教學管理制度。学分是学校计算授课时数的单位。一般以每学期每周上课一课时为一学分。修完规定学分，可提前毕业。
1922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回顾改革历程时指出：“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至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可见，以教授为学校核心事务的决策主体是蔡元培的治校理想之一。
参考文献
[1]田正平，潘文鸯.教育史研究中的“神话”现象——以蔡元培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个案的考察[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04）：76-82.
[2]严蔚刚.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综合改革[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01）：1-6.
[3]裴红英.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及其启示[J].兰台世界，2016（21）：110-112.
[4]王锦锦.蔡元培“教授治校”思想研究[D].内蒙古科技大学，2015.
[5]陈岑.蔡元培的北大学风管理研究[D].西南大学，2014.
[6]殷修林.蔡元培大学教学制度改革探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3（05）：174-177.
[7]陈瑞.蔡元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文教资料，2013（25）：88-89.
[8]蔡磊砢.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变迁[J].高等教育研究，2007（02）：90-96.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办学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当时的北京大学充满封建官僚习气，他们入学的目的是升官发财，对研究学问没有多大的兴趣，再加上教师不热心学问，品行不俭，这些都被社会所菲薄。基于此，他立志改变这种腐朽堕落的校风。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他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此后，每年在开学的时候都要重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此办学宗旨既是蔡元培思想里根深蒂固的大学之理想状态，也是他针对现实矛盾和问题而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思想。套用如今的说法，“发展导向”与“问题导向”兼而有之。一方面，蔡元培受德国大学精神影响，始终强调科学研究为大学基本职能，这一思想早在其任教育总长时就己成熟。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地方，所以要偏文和理这两个学科，而法、商、医、农、工属于术，高等专门学校才是治术的。此可谓“发展导向”。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功利色彩太浓，学术氛围寡淡，常被指“腐败”。“腐败”体现在师生两个方面：就学生而言，许多学生都来自于贵族官僚或豪门家庭，对研究学问没有多大的兴趣，就教师而言，教师不热心学问，品行不检，这些都被社会所菲薄。如此这般的一个北京大学，改革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很多朋友听说蔡元培要去北京大学就任，都劝他不要去，怕他整顿不了，反而损害自己的声誉。但蔡元培决心要做一番改革，“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此可谓“问题导向”。“发展导向”拉动，“问题导向”推动，致使蔡元培提出当时的北京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
在蔡元培的倡导之下，一心为学，成就学问家的精神基因被有效植入北大师生的心田。反观，当今的许多大学生可以说与北大当年的学生如出一辙，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因此，虽然时隔多年，但是现今大学生学习目标的不端正，不为学问本身而只为文凭与工作的现状值得大学管理者重视。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当时的北大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也有在政治上落后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旧派人物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当时，新旧学派共处一校，各讲其学，形成新旧学派对峙、争鸣的形势。理科方面，由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藻任学长，后又陆续聘请了李四光、翁文颧、王仁辅及外籍教师葛利普等任教。蔡元培聘请教授不受年龄和学历的约束，当时朱家骥26岁，胡适28岁，最年轻的是梁漱溟，只有24岁且没有大学学历，也被请到北大讲印度哲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是包容不同的学术，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了女生，正式生之外包容了旁听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彻底改造了当年腐朽的北大。杜威曾说过：“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于我们今天办好大学仍有所启示。第一，学术自由。大学的根本特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可以说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是大学生命的真谛。第二，大师办学。梅贻琦校长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因为一方面教授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智慧，另一方面大学的精神修养全有赖于教授的精神。所以师资是大学的第一要素，大学应多方引进人才，并且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三，鲜明的办学理念。每个大学校长应该有一个符合现代大学办学规律、促进大学发展的明确的办学理念。
管理方法——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大学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人，校长为当然评议长。组织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设立各门教授会，分管各学门的教务，由各门教授会主任组成全校统一教务处。并相互推选教务长一人，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务工作。此外，还组织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评议会议决的事项，下设各种委员会分管各类事务。
蔡元培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建设。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蔡元培认为，传统的文、理分科做法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的哲学，必根植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于是，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蔡元培还仿效美国的做法，改年级制为选科制。选科制与必修科目选修科目结合、学科制、学分制相关。学科制是一种不同于学年制的成绩考核制度，其特点是学生的升降以一门一门学科为单位，不影响其他学科。学分制是一种不同于学年制的教學管理制度。学分是学校计算授课时数的单位。一般以每学期每周上课一课时为一学分。修完规定学分，可提前毕业。
1922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回顾改革历程时指出：“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至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可见，以教授为学校核心事务的决策主体是蔡元培的治校理想之一。
参考文献
[1]田正平，潘文鸯.教育史研究中的“神话”现象——以蔡元培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个案的考察[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04）：76-82.
[2]严蔚刚.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综合改革[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01）：1-6.
[3]裴红英.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及其启示[J].兰台世界，2016（21）：110-112.
[4]王锦锦.蔡元培“教授治校”思想研究[D].内蒙古科技大学，2015.
[5]陈岑.蔡元培的北大学风管理研究[D].西南大学，2014.
[6]殷修林.蔡元培大学教学制度改革探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3（05）：174-177.
[7]陈瑞.蔡元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文教资料，2013（25）：88-89.
[8]蔡磊砢.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变迁[J].高等教育研究，2007（02）：90-96.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